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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10万张文革照底片藏于地板下李振盛:历史不怕晚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9日 转载)
    拍10万张文革照底片藏于地板下李振盛:历史不怕晚


    
    说到“文革”摄影,李振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对摄影社会记录属性的认知和自身过硬的技术水平,再加上天资与勤奋,李振盛凭借一己之力记录下那十年间的疯狂与血泪。更为难得的是,其每一幅照片都有详实的图说——时间、地点、事件一个不差。虽然不是使命感作祟,但李振盛始终认为这些当时“没用”的照片,“今后一定有用”。
    
    “唯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事件、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方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李振盛如是说。
    
    事到如今,李振盛已在世界各地举办过众多展览与讲座,但其目前公布出来的“文革”照片也只有1000多幅,仅占作品总量的百分之一。当快门闭合,时空一瞬被凝固在底片之上,这数量庞大的影像就是后人所能窥视的最佳历史切片。
    
    归根溯源,李振盛“文革”照片的公布始于30年前“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小编的专访也由此开启。
    
    拍10万张文革照底片藏于地板下李振盛:历史不怕晚


    
    坚持拍那些“没用”的照片
    讲讲您跟1988年“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的缘分吧。听说当时不是您主动投的这组“文革”照片?
    
    对,我当时是很拒绝的。1984年始,我参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创办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担任副院长,经常到各地讲课。1987年夏,有一次和新华社摄影部的南康宁女士一起在云南讲课。聊天时,她惊讶地得知我在“文革”时期拍了很多照片。
    
    当年我在《黑龙江日报》做摄影记者,如果手里没有“文革”照片那才奇怪呢。她问有多少幅,我说几千幅或者一万多幅吧,实际上比这个数目要多。因为我那时认为只有那些激烈的影像,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负面的、不能见报的才是“文革”照片。
    
    在那十年,什么内容的照片是可以见报的?
    
    总的来说,就是能表现“到处莺歌燕舞”的一派大好形势的照片。
    
    拍10万张文革照底片藏于地板下李振盛:历史不怕晚


    
    1968年4月28日,哈尔滨人民体育场,五岁的康文杰因为会跳舞会唱歌,被评选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她从黑河地区到省城哈尔滨开会时为解放军代表演唱红歌。
    
    


    
    196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小两口用毛主席语录装饰新房。
    
    

    
    1966年9月13日,数千人在哈尔滨的红卫兵广场参与“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游行活动。
    
    那个时候还能拍到“莺歌燕舞”?
    
    当时就是那个说法,就是那些欢呼的、游行的、学习的、跳忠字舞的等等。当然,这些照片我也要拍,因为要生存、要发稿、要领工资,而且只有多拍照片、多发表,才能多领胶卷。
    
    当时报社摄影组有5个人,他们都很听话,只拍能见报的照片,其他“负面”的照片都不拍,他们认为没有用。
    
    您为什么坚持拍这些当时不能见报的照片?
    
    这倒并不是我有多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是在大学读书时,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吴印咸曾经来长春电影学院给我们讲过课。他当时讲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这句话对我的摄影生涯起了很大作用,我认为由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像相加、合成才是完整的历史。记录历史需要工具,我手头的照相机是最好的工具。当然也可以用文字、影像、录音、绘画来记录,但是没有一个比图片更有力度。用现在的话叫“有图有真相”嘛。
    
    刚开始拍这些照片时,我会把冲出来的底片挂在公用的烘干箱内,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倒没从政治上说什么,而是向领导打小报告说我总拍“没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因此领导总找我谈话。
    
    于是我就警觉了,之后再冲洗胶卷都是等下班后,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冲完烘干后剪下有负面影像底片。我还把自己的办公桌和资料柜偷偷请木工改造出暗格层,将这些底片藏在里面,以此掩人耳目,防止出事。
    
    

    
    1965年3月25日,黑龙江阿城县,一名年轻女性在批斗一位农民,称他“不合理地”向她父亲施压,让其按时还债。
    
    

    
    1967年1月17日,一个派系的成员迫使另一个派系的头目跪下,并批斗他们。
    
    在“艰巨历程”获得大奖并首次展出
    南康宁得知了您有关于“文革”的照片后,是怎么推荐您参赛的呢?
    
    南康宁的领导蒋齐生是当时新闻摄影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作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参与举办了“艰巨历程”。当年设了3个“十年系列大奖”,就缺“文革”这十年的照片。蒋老曾要求新华社所有摄影记者找出那十年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拿出时间跨度和照片力度都合适的。
    
    要么是虽然拍了不少,但数量不够十年的跨度;要么是跨度足够了,但照片的力度不够。这时,南康宁告知蒋老我的手里有“文革”十年的照片。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宗旨——参展不参赛。直到作品征集时间已经截止了,蒋老不断来电话催促我,我实在抹不开面子,才最终答应。
    
    按照要求,我挑选了20多张底片参加比赛。最终,报纸刊载的评选结果是:“李振盛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疯狂年代实录》使所有在场评委震惊,终以满票跃居三个新闻系列大奖之冠。”据说那是中国摄影比赛评选中第一次出现全票通过获大奖的情况。
    

    
    1966年8月26日,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被戴上高帽批斗。(李振盛在当年“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上的获奖作品)
    
    

    
    1968年4月16日,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王国祥为农民讲用后,被感动的170多位听众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戴到他身上。(李振盛在当年“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上的获奖作品)
    
    那些照片您当时整理或挑选过吗?
    
    没有,只是按年代排列收好。坦率地说,我拍的胶卷没有废片,只有专业水准不够的人才会产生很多废片。只要受过专业训练,基本功过硬,就不应该产生废品,拍出照片一张是一张。而且那个时代不靠科技,就是靠眼力估计光线和距离。
    
    送去参赛的照片,您是以什么标准挑选的?
    
    我是混合着挑的。有批斗的,有游行的,但是我没挑过于激烈的,比如刑场行刑的照片。
    
    这组作品获奖并公开之后,对您有什么影响?
    
    这组照片是在“艰巨历程”首先展出的,后来又参加了蒋齐生组织的中国新闻摄影作品大型出国展,才被推广到海外。2000年起担任我的作品代理人和策展人的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就是在这时看到作品并联络我的。
    
    

    
    1968年7月16日,哈尔滨松花江畔,万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游泳健儿下水前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1968年9月5日,哈尔滨一家军队医院中的病人每天都要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
    
    “这些底片我此生是做不完的”
    您当时拍摄一个活动,一般要消耗多少张底片?
    
    一张能发稿,就不拍两张。电影有片比,多少尺要有多少有效内容,在报社也有片比——8张底片要发一幅见报照片。我常常能做到1比1,有些题材拍一张底片就肯定能发稿。
    
    所以您用很少的胶片拍了见报照片,剩余的就可以拍其他内容了。
    
    对。当时报社每月给摄影记者发135胶卷15个、120胶卷20个,规定每月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见报照片,并且每超出一幅,就可以多领一个135胶卷或两个120胶卷。那时候我能完成的见报照片经常超出定额一倍以上,再加上见报命中率高,所以我有很多富裕的胶卷去拍那些“没用”的照片。
    
    120相机和135相机,您当时用哪个多一些?
    
    135相机拍的多一些。当时省报摄影记者要配一台120相机和一台135相机。我的同事习惯于用120相机拍,135相机只是用来当备份补充的,我则是把135相机当成主力机了。但是120相机也照样用,尤其是拍多底接片时,120相机底片更大就成了主力机。
    
    

    
    1965年5月21日,黑龙江省阿城县,四清运动中万人对敌斗争大会。
    
    

    
    1968年6月21日,哈尔滨北方大厦广场,向“红太阳”献忠心大会。
    
    

    
    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人民体育场,50万群众悼念毛主席逝世。
    
    您当时主要还是拍黑白照片吧?
    
    对,拍彩色很少。因为省报都是黑白报纸,我多么渴望省报能出彩报啊。北京的翁乃强是我的同辈人,我就很羡慕他在对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工作,有那么多彩色胶卷可用,甚至还有很多反转片。当时的彩色胶卷非常少,我仅有的几卷还是新华社的老同学或《人民画报》记者来黑龙江采访时送给我的。
    
    我拍彩色胶卷的时候,一次只拍几张,然后记下是拍到了第几张,再把胶卷退出来,等下次值得拍彩色的时候再装上。所以我的一个彩色胶卷上会有好多个题材的画面,有时候一年半载才拍完一卷。
    
    那时候还有个观念,就是遇到带有艺术性的场景或主题,才用彩色胶卷拍;不带有艺术性的,舍不得用,所以我拍彩色是艰难的。
    
    

    
    1975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5万农民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
    
    

    
    1973年8月23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赤脚医生。
    
    

    
    1972年7月28日 ,广东省增城县,珠江的孩子们。
    
    目前,您已公布的“文革”照片有多少幅?
    
    展览、出版加上我在博客上发表的,一共也就1000来幅吧。
    
    那就是说,您还有大量的作品没有公布?
    
    对,因为这些底片我此生是做不完的,量太大了,只能等着后来人去考证了。美国曾有几个机构跟我联络,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想出钱把我的全部底片都给扫描了。他们希望打一个旗号——世界知名的“文革”摄影师李振盛的底片都存在此,全世界的研究者都可以到那里去查阅。还有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也希望这么做。
    
    但是,我的这些作品产生在中国,如果最后收藏在国外,我心有不甘。但是留在国内谈何容易啊。当然,嘴上说“我们想留”的机构有成百上千家,但是能够真正认真对待的我觉得还没有。
    
    那时的平民生活影像拍得很不够
    在您的这些照片中,有没有一些表现当时日常生活的?
    
    有,但是没有很多。后来我也反思过,那个时候每个拍照的人还是有思维的局限性——只是一味插标签式的拍摄。
    
    当时我总觉得“文革”照片就应该带有“文革”的标签,所以会觉得普通生活好像跟“文革”没什么关系,再加上胶卷还是紧张的,也舍不得往这方面用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认真地拍无标签的平民生活,拍得很不够。
    
    

    
    1976年2月16日,黑龙江省亚布力林业局虎峰山林场,女知青伐木归来。
    
    

    
    1972年9月5日,黑龙江省逊克县,北大荒知青割畜草。
    
    

    
    1962年6月2日,吉林省长春市农机厂,厂区就是练兵场。
    
    您在“文革”时拍摄照片,最主要关注什么?
    
    其实,我当时的拍摄有很大被动的原因。“文革”开始后不久,报纸就不署名了,不管谁拍的,都写“本报记者摄”。当时的理论是,工人生产的部件,农民种的粮食,上面写名字了吗?为什么我们记者干点活儿还要署名呢?这个破除名利思想的决定,让习惯于署名的记者们缺少了采访的动力。
    
    再加上当时搞摄影是有限制的。我们出去采访各类集会,任何人都可以问你是哪儿的。而且只要看到我是省报的记者就会说:你是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来这里收集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1966年8月21日,我们摄影组一起去采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批斗省委书记大会,结果就把我们都押到前台了,还把老组长揪到台上批斗。从那以后,组里的4位资深记者都不愿意去拍批斗会了。因为我是摄影组里的“小字辈”,他们就把这些采访任务加到我头上。
    
    

    
    1967年4月27日,黑龙江7名省级干部被迫站在椅子上接受批斗。
    
    

    
    1967年7月8日,黑龙江省宾县,船上开起批判会。
    
    

    
    1965年5月12日,黑龙江省阿城县,在富农和其他反党分子被带出批斗之前,一名农民带领人群高喊口号。
    
    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欢迎记者,为什么还要去拍?
    
    这是两回事。群众是怕记者记录下自己的脸,等着秋后算账;组织者则是希望各家报社都去报道,这是一种荣耀。我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有时是被逼无奈地去拍了这些照片。
    
    中文版《红色新闻兵》即将面世
    普雷基为您编辑了《红色新闻兵》,这本书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他是以什么思路编辑这本书的?
    
    我和普雷基是在1988年秋天的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上认识的。当时他看了我关于“文革”的60幅照片后,就想要合作。后来几经辗转,直到1999年才最终合作编辑了这本书。
    
    这本书耗时将近四年,普雷基从我的3万多张底片中挑选了285张。书里的文字是我的口述,由美国作家雅克·蒙纳什提问并记录,由联合国中文处的江融翻译,访谈时间一共有200多个小时,最终形成4万多字的文章。
    
    普雷基和我一起确定了编辑原则与线索——任何图片均不剪裁,以便使观赏者不仅能够与拍摄者的观察同步,也能反映出胶片真实的记录。与此同时,图片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以便增强历史过程感。
    
    

    
    《红色新闻兵》英文版
    
    这本书目前有中文版吗?
    
    这本书出版了英、法、德、意、西、日等文字版本,没有中文版。但是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已经和我签约了,计划在2018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推出中文版,并且是简体和繁体两个版本。这次的中文版要增加文字和图片,并且重新设计版式。除此之外,明年在中国摄影出版社还会出一本由普雷基编辑的书,内容是我的自拍照和接片全景图。
    
    有哪些摄影师对您产生过影响?
    
    有两位,东西方各一位。东方的是吴印咸,他是直接地影响了我,他为我们授课时讲的那句话对我的新闻摄影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的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58年,中国邀请西方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来华采访,布列松来了以后拍的照片不是官方想要的,后来就在北京举办了批判布列松的展览会。当年,虽然在公开场合我故作姿态批判他,但私下我对“决定性瞬间”理论十分欣赏,努力学习其构图,并将他作为我心目中的导师。
    
    2003年夏天,我的在巴黎办展期间,布列松邀请我与他会面。他看过我的《红色新闻兵》后,认为我们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邀请我为他拍摄肖像并合影留念。
    
    

    
    1967年9月4日,红卫兵在大学校园内张贴大字报。
    
    

    
    1968年8月18日,黑龙江省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高举红旗奔向农村。
    
    李振盛
    
    1940年,生于辽宁,祖籍山东;
    
    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
    
    1988年,“文革”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新闻系列照片大奖”;
    
    1996年,应邀赴美国访问讲学,旅居纽约;
    
    2003年,出版《红色新闻兵》,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美国多所大学将其选为教材;
    
    2005年,作为唯一的中国摄影师,被《1855年至今的新闻摄影》列为150年间“54位世界新闻摄影大师”之一;
    
    2013年,获颁被誉为“摄影界奥斯卡奖”的露西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成为全球华人首位得主;
    
    近十余年间,其环球影展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累计观众数超过400万人。
    
    (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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