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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林:王军涛与八九民运(之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7月03日 来稿)
    
    送走战友再逃亡
     1989年6月4日凌晨,一声枪响,击碎了无数中华赤子的忧国忧民之梦。其实,早在64前夕,王军涛对于形势已经感到深重的忧虑。作为参加过1976年4.5运动、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和1980年北京高校学生民主竞选区人大代表等活动的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对89年4月在北京兴起的学生运动最初是持审慎和保留态度的。直至5月中旬,他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应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之邀,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充当政府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从中进行斡旋,他这才正式投身于学潮之中。

    但是,随着运动的升级,广场上白热化的气氛已使人们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劝诫。和历史上无数次的群众运动一样,情绪化的群众在极端化的引导下,变得越来越激进,任何的理智和策略都被视为右倾和背叛。到了5月底,疲惫不堪的王军涛向朋友们表示,对于说服学生保持秩序和引导高自联进行必要的妥协,他已经确实无能为力了!
    6.4前几天,空气中已弥漫着紧张。王军涛与陈子明对前景做出了最坏的估计和最冷静的决定:如果政府镇压学生,社会出现混乱,宁可坐牢也决不流亡。
    6月4日以后,北京城一时处于失控状态。老百姓纷纷闭门谢客,抢购粮食,以备战乱;戒严部队充斥大街小巷,电视上每天都有军警持枪抓人的红色恐怖镜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人人自危。由于这几乎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因此每一个人都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会遇到麻烦,北京的各个车站、机场人满为患,人们争先恐后地挤上火车、汽车、飞机,慌不择路,只求尽快离开已充满混乱和恐怖的北京。
    就在这样的时刻,军涛却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在没有将朋友们安排好之前,决不首先离开。他先后和所里的几位朋友们取得了联系,多方筹集撤离资金,逐一寻找6.4后失散了的朋友们,一一安排疏散。
    刘刚、张伦送走了;
    老木、杨涛送走了;
    包遵信、王丹已暂时安顿在北京郊外了.
    千年繁华的古都一瞬间满目苍荑,几天前还是喧闹激扬的现代京城一夜之间冷落下来。宽阔的长安街上人迹寥寥,被砸坏烧毁的军车歪倒在路边,似乎还袅袅地冒着黑烟。遍地都是砖头、瓦砾、碎玻璃,不时还能见到斑斑血迹在这一片如千年古战场遗迹般的萧瑟中,猛抬头,会冷丁看到一只草草扎就的花圈兀自树立在天桥上,映着如血的残阳默默地凭吊着什么。
    当王军涛、毕谊民开着车一趟趟出入北京城、一次次接送朋友们时,一路上几乎很少能看到第二辆车。在激烈事变后处于失控真空期的北京,这个时候在路上开车是非常危险的:既可能遭到戒严部队的盘查乃至阻击,也可能被愤怒的群众误作贪官、奸细而拦截砸毁。事实上,他们的面包车已经被自发聚集在街头的北京市民拦截好几次了,每次都是毕谊民拿着《经济学周报》的记者证请求群众放行。老百姓们验看了证件,临放行前还要追问一句:你们是好记者还是坏记者?然后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议论:记者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
    事到如今,王军涛仍不失幽默,他在车上对朋友们说:我不怕被公安局抓走、审判,只要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清楚;怕的是就这么给人拉下去,二话不说,就地正法!他夸张地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在座的一个小朋友问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怕么?我怕!王军涛很坦率地承认。二战时期有句话:不懂得珍惜生命价值的人的勇敢是不值得敬佩的。我怕死,也怕坐牢。4.5的时候我已经坐过一次牢了。坐牢太难受了!
    尽管如此,由于迟迟得不到C君的消息,直到6月8日王军涛还滞留在北京。后来听说C君已去了外地,他才和包遵信、王丹、毕谊民一同离开北京,到达哈尔滨。
    毕谊民抛下妻子幼儿、抛下企业家业,舍身相随,这份生死相托的情义令王军涛感念至深。为了不连累他,王军涛借口经费不足需要筹集,把毕谊民支回北京。
    王军涛、包遵信、王丹则先由哈尔滨折返上海,又从安徽芜湖辗转到了铜陵。一路上,得到了上海几所高校一些相知相识的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一路有惊无险,紧张却算安全。
    这时,政府发布的通缉令已充斥了全国的广播、电视和报纸。王丹作为被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其照片每天二十四小时被不停播放、张贴;王军涛与包遵信也在内部通缉之列。全国各陆海空交通要道上,都布满了全副武装查验人们身份的武警、公安人员和便衣警察,学生模样的人动辙被验证、搜身,凡查出携带传单、胶卷、标语等违禁物品的人立即被带走。红色恐怖一时弥漫中国。
    鉴于这种形势,王军涛与王丹、包遵信商量了一下,认为三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如单独行动。
    包遵信到他在安徽的一个朋友处,后因行踪暴露被捕;王丹在亲友处短暂逗留后,又返回北京,在与台湾女记者徐露的联系过程中不慎暴露,于7月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王军涛则于6月17日逆江而上,只身前往湖北武汉。
    毕益民后来回忆说:6月3日午夜,我接到小庆电话:“我在北池子,惨绝人寰!“4日凌晨5点,军涛打来电话:“小毕,你没事吧!““没事“,我说。“那你好好在家呆着,千万别出来!“我问:“你在哪?““雅园宾馆“,他回答。此时我非常清楚他的处境,我知道他需要我,但在这生死关头他又让我自己选择。我说:“你等着,我马上过去!“他说:“那就快点!“
    城里的路已不通,到处都是路障,市民围着军车和军人,有的军车、装甲车躺在路旁,有的还在燃烧。我绕了三个小时才赶到雅园饭店。军涛、刘苏里都在。我开车拉着军涛在各个大学里找人,路上我还不时地停车照相。军涛很着急,为此可能还争了两句。我和军涛把王丹、刘刚、包遵信、刘丹红等人分批都接到我家安置好后,当天晚上,我和军涛又开车出去找人。在离开家门的一刻,我看见莹莹抱着宝宝站在那里流泪,儿子在妈妈怀中还向我招着小手。她没有阻拦我,什么话也没说,但我深知她的担忧与承受的压力。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有些路段还被戒严部队封锁。路灯下刺刀闪着寒光。我们的车在胡同里绕行,市民拦住问明身份后说:“你们不要命了!“在生死关头,军涛表现得英勇义气!我几次要先送他出京,他坚决地说:“找不到(陈)小平他们我就不走!“6月5日下午,我把王丹、刘刚、包遵信还有一个学生从我家转移到了房山县窦店镇苏村。我从家中拿出一些衣服让他们换上并每人分发了一些钱以备万一。
    6月6日,我和丹红找到了丹红的哥哥刘多斐(他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来北京已十几天,一直在广场),并接到了我家,丹红这时才稍稍松了口气。6月6日晚子明呼我,我和军涛到了费远家,见到了子明、之虹和小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出京暂避,等形势缓和后再联系。
    6月7日下午,我把王丹、包遵信从房山接了回来,并派人第二天送刘刚到河北山区的一个小村躲藏。晚上在去永定门火车站的路上,王丹坚决要回北大组织抵抗,军涛怎么劝也不行。我急了,边开车边说:“你还要再看到流血吗?!“
    我们上了去东北的火车,车上坐满了学生。车开出北京,我才从紧张、亢奋的状态中松驰下来,太累了,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暂时逃出了虎口,下一步到哪落脚,心中无底,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我们第二天晚上(6月8号)到了哈尔滨。街上还有很多游行的学生和市民,街头大字报上写着“王丹已死“等有关北京的消息。当晚我们住进了国际饭店,第二天转到军区招待所。原想在哈尔滨先躲一段时间,一看情形不能久呆。通过朋友了解到通缉令还未下来,6月10日,乘飞机到了上海,住进东方饭店。军涛让我回北京找邵江等几个学生领袖,他和王丹、包遵信先到九华山躲一躲,并约好了联系方式。没想到,这一分手竟相别十年!
    隐身武汉
    武汉是王军涛的故地。83年,曾任团中央候补委员的他,辞去在北京的公职,南下九省通衢的武汉,直到87年才返回北京。在武汉,他应邀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教育开发中心副主任并曾在武汉大学智力开发公司和东湖大学任教;他还在湖北省科委和省社青联工作过,获得过湖北省科研成果奖。当时王军涛积极参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一批青年知识精英所开设的人文讲坛,主办了《青年论坛》以及各种学术讨论和沙龙联谊活动。当时,荆楚大地人杰地灵,一时领八方之盛。王军涛当时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他以广博的知识面、独到的见解、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雄辩的口才,很快成为活跃的青年思想领袖。当年他衣着简朴、意气风发地唱着《出塞曲》四处奔走的少年英雄模样,至今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忆犹新。
    时隔多年,往事历历。而今王军涛又一次辞亲别友,徘徊异乡。此刻他似乎特别理解青年毛泽东早年在这里写下“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时的心情。但是无时不在的危机使他不能尽情地沉湎于历史的遐思。他收回思绪,又把这几年在武汉结识的朋友一一捋过,确定了下步行动的路线。面对波涛滚滚,一泻千里的长江,他溯江西望,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6月19日下午,船到汉口。他在街头徘徊观察良久,直到傍晚,才辗转到了位于武昌的华中师大,去找好友L君。他不知四天前L已在北京被公安局收审,这几天,L的住所二十四小时被监视,凡到他家附近的人都会受到格外的注意。但偏巧,就在王军涛上门的那一瞬间,耐不住闷热的便衣警察擅离职守了!王军涛见L君家房门紧闭,还拉开嗓子叫了几声,然后怅然而出。
    好险!
    找不到L君,王军涛在熟悉而空旷的校园内(武汉地区学生以空校运动迎接可能到来的大搜捕)犹豫了许久。夜晚十点多钟,他按自己排定的顺序,来到肖远家,敲开了肖远的家门。
    在长沙被捕
    王军涛自述被捕经过:
    六月三日晚,邓小平动用军队残酷镇压了运动后,立即部署抓捕、整肃和严惩运动的组织者。我被安全部通缉。后来得知,公安部当时就将我视为发动和操纵运动的主要黑手。虽然这种看法很荒唐,但当局却为此布下追捕的天罗地网,对我和陈子明志在必得。
    六四屠城后,子明和我匆匆面别时,相约坚守国内,等时机好时再见面。随后,我和毕谊民带包遵信和王丹到哈尔滨。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我知道大局已定,遂与王丹和包遵信也商议不出国,而是南下上海寻求新的隐身地点。我在上海借口需要筹款将毕谊民支开。又将王丹送到他大爷所在的芜湖和包遵信送到他家乡安徽无为县。我只身乘船前往武汉。在那里,好友萧远将我藏匿。后来,萧远因安排去帮我取东西的朋友出事而被暴露身份。被捕前,他将我安排在亲友邬礼堂任所长的武汉大江技术研究所。那里朋友们给我过了个简单的生日,就被送往该所在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庙铺村的铝钒土采矿场。
    我在山间一待就是三个月。其间公安机关逐步确定我被大江所隐藏,开始对该所一切有关人员和场所进行拉网搜查。十月间,邬礼堂先生来看我,告诉我,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与香港接洽好了,要送我去香港。我表示这个安排很难接受,邬所长让我见到北京的朋友再议。因为与这位朋友约定在长沙火车站不见不散。我知道,正在对大江所调查的当局很快就会调查到这里;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决定南下长沙,见到北京的朋友再作计议。然而,十月二十日,当我刚出现在长沙火车站,就被设好陷阱等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抓获。
    直到十二月初,我在秦城监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造谣说,我在湛江偷渡出国时被捕。此后,我一直坚持起诉新华社的诽谤罪。但从这则假新闻中我得知,陈子明和营救我们的香港朋友罗海星、李龙庆和黎沛成也在我之前被捕。出国后,我知道更多讯息。是我们的好友与当局合作,导致另一个好友落网不堪折磨,才给当局设下陷阱抓捕子明、我及营救我们的香港朋友的机会。
    谁出卖了王军涛?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谁出卖了王军涛?外界一直认定是费远,刘丹红在《情义无价》一书中也是这么写的。其实,除了费远,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神秘的人,费远只是“鱼饵”而已。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公安部发布了一份内部通缉令,上面有七位人士:严家祺,陈一諮,万润南,包遵信,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中共当局将这七位人士视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要犯”,下令务必缉捕归案。
    身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因为有中国护照,出过国,在天罗地网布成之前,及时与四通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曹务奇等人离开中国,后来抵达法国巴黎。
    严家祺,陈一諮,苏晓康在“黄雀行动”的救援下,1989年6月间逃离中国,经香港,抵达法国巴黎。包遵信与王军涛,王丹结伴逃离北京,先到东北,后经上海,抵达安徽。三个人都是“通缉要犯”,目标实在太大,不得不在安徽分头逃避追捕。包遵信是安徽人,就地隐蔽,不久在亲友处被捕。王丹在安徽亲友处短暂隐蔽后决定返回北京,抵京后与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联系,黄德北约王丹见面,被国安部门监听发现,黄德北被捕后“坦白交待”了王丹的行踪。当时王丹在黄德北包租的车上,司机是北京人,熟悉北京的交通道路,但最终没能逃脱天罗地网。1989年7月11日,《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被押解出境。
    这样一来,尚未归案的“通缉要犯”就剩下了陈子明和王军涛。
    陈子明和妻子王之虹隐蔽在广东湛江的一个远亲那里。
    与包遵信,王丹分手后,只身前往武汉,1980年代,他曾经长期在武汉活动,办过工人夜校等。夜深人静,王军涛先来到华中师大刘卫华家,当时刘卫华已经被捕,其家也被监控,阴差阳错,王军涛并未被警察发现。王军涛转而来到华中师大肖远家。肖远惊喜之余,坚决不放王军涛走,表示责任再大,后果再严重,也要承担起来。肖远时任华中师大开发公司总经理,其父是著名经济学家萧萐父。
    肖远很快找了大江高科技研究所老总邬礼堂,说了王军涛的情况。大江高科技研究所属于民办机构,下属不少企业,当时的发展势头很好。邬并不认识王军涛,是一个见识过政治险恶的“老江湖”,1989年民运期间不许旗下员工参与任何活动,其研究所因此还被《人民日报》作为反动乱的模范单位报道。但是,邬信任肖远,于是,他说:让我与王军涛当面谈一次,再做决定。邬与王军涛谈了话,确定王军涛值得救援,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王军涛躲过追捕。他将王军涛隐藏在属下的一个偏避的养鸡场里。
    中共当局久久抓不到王军涛,陈子明,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身在美国的钱建军。钱建军当时在海外民运中非常活跃,担任全美学自联总部监事,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总部监事,此前,曾与丁楚(本名房志远,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活跃于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杂志。
    钱建军回国后以王军涛老朋友的身份,找到包括费远在内的一些王军涛的朋友,打听王军涛的下落,说是代表海外的朋友来营救王军涛逃离中国,称王军涛处境非常危险,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必须得逃离中国。费远是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与王军涛同样属于体制外的活跃分子,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经济科学社会研究所担任所务委员,同时担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社长。费远最终相信了钱建军的说法,答应出面寻找王军涛。
    费远后来到武汉找刘丹红,刘当然知道费的身份以及与王军涛的关系,但在那时的特殊情况下,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她说自己不知道王军涛的下落,但可以帮助寻找。刘用暗语将情况转告王军涛,王决定与费见面,因为武汉不能再呆下去,必须转移一个地方了。后来与费约好在长沙火车站见面。王军涛最后在长沙火车站候车大厅被捕。是祸躲不过,本来由于王军涛晚点了,警察和费远已经准备撤离,只是其中一个警察临时提议再等一会儿,结果逮到大鱼。
    在确定王军涛身处武汉之后,费远即遭逮捕,警察给了两条出路:一是配合抓捕王军涛;一是入狱。并说,上面已经下令,如果王军涛拒捕,当场予以击毙。你是王军涛的老朋友,如果你配合,顺利抓住他,他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费选择了第一条路。
    费与王军涛被捕有关,但他是“鱼饵”,走到哪,警察就盯到哪,后来他配合不配合警察,其实已经不很重要,王军涛的行踪已经被掌握。王军涛是被钱建军出卖的,也就是说,钱才是真正出卖王军涛的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界一直不知道钱建军的存在,将王军涛被捕的责任全部算在费的身上。
    1994年4月,王军涛作为第一个被从狱中送往海外的中国政治犯抵达美国,下飞机以后给我打电话,委托我致电一些朋友表示感谢,我一一提出人名,当提到钱建军时,王军涛笑了起来,说,他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才知道是钱建军出卖了王军涛。向王军涛透露内情的是一个中国体制内的高层人士。
    果不其然,王军涛一出国,钱建军就从海外民运中消失了。当年,全美学自联召开代表大会,王军涛作为贵宾出席,身为总部监事的钱却没有出席。稍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召开代表大会,身为总部监事的钱依然没有出席。好多年后,我从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有关世界华人写作协会的消息报道中看到少君(钱建军在海外的笔名)这个熟悉的名字,才知道定居美国德克萨斯州修斯顿市的钱建军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华人写作协会德克萨斯州分会会长。如今钱仍然在世界华人写作协会中活动,依然很活跃,只是从民运界转到了文化界。
    钱建军是北大1978级学生,担任北大学生会文化部部长,非常活跃,与学生活跃分子王军涛等人很接近。据可靠消息,钱建军在北大就读期间因校外“男女问题”(我这里的措辞比较客气)被有关部门抓住,给他两条路选择:一是当“线民”(职业学生),一是交由校方处理,开除学籍。钱选了第一条路。
    我与钱建军也曾有过一次“交锋”,他企图打我的主意,那是我带着国内落难者资料刚刚抵达美国的时候。1990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在旧金山召开第二届世界代表大会,我从洛杉矶赴会,这是我第一次在民运会议中露面。报到后,我与一起乘车从洛杉矶赴会的林长盛(曾任全美学自联主席)同住一屋。没想到,傍晚回屋时,室友已经被悄悄换了,一个陌生人在屋内等我。我一进屋,那人就笑容满面地迎上来,说:你是老北大的吧?很面熟。我的确是北大1977级学生,但我并不认识他。我回答说:我是北大77级的,但很抱歉,我不认识你。他说:我叫钱建军,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你不认识我吗?他当年太活跃了,尽管我是埋首古书堆的“出土文物”,经他一提醒,还真的有点脸熟了。他热情地请我外出吃饭,就餐期间,他一再打听国内朋友的情况,尤其是几位尚无下落的朋友。好在我军人出身,警惕性够高的,没有让他得逞。有关国内情况我只与时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的严家其单独谈,连老朋友张伦都没有让他在座。张伦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时任严家其的主席助理。
    钱建军最近几年定居在美国阿里桑那州的凤凰城,与方励之夫妇同在一座城市。经常登门拜访方励之夫妇。
    费远一直在北京商海打滚,早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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