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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林:王军涛与八九民运(之一)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6月30日 转载)
    
    王军涛是八九民运的标志性人物,他先被当局当成六四黑手秘密通缉,其后判处最高刑期(13年),又被民间史家诟病误解,构成双重冤狱。
    

    “新权威主义”的误解
    
    王军涛和他所参与经营的北京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学周报》一开始并没有介入八九民运。此前,因为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在中国两度出版,在国内思想界和政坛形成了一股新权威主义冲击波。有学者认为亨廷顿的理论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与启蒙思想家的民主理论是对立的。进而将王军涛和陈子明等主张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学者都视为“新权威主义者”。其实,王军涛陈子明不过是主张对新权威主义应该有一种同情和理解而已。后来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对扩散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裂痕,让陈云、李先念、王震、李鹏等人乘虚而入,起到了间接的影响。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指责,甚至延续到了六四悲剧发生二十多年之后,当年的学生领袖、北高联秘书长,后来跟王军涛在美国一起搞中国民主党王有才,在跟王军涛分裂之后“算后账”时,说:“关于共产党抛出的王军涛等人的89民运的“黑手”,我在秦城监狱就感到很惊诧。他对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北高联,更不要说其它高校的自治会,有什么影响力?我当时认为刘刚也比王军涛影响力大一些吧。但是6.4镇压之后,王军涛的黑手就出来了。王军涛通过王丹来领导89民运了,等等等等,就这么炮制出来了。
    
    现在王军涛的为什么来参与89民运,他的律师张思之作了介绍,他是第一个从中共的监狱流放到美国来的。他也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我2004年来美国时,有很多人跟我谈他的事,我个人也当面质疑过他。当时不知道,现在看来,他为什么参与海外民运也比较明白了,包括为什么参与中国民主党。”
    
    另一位学生领袖、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丛德则进一步“证实”:
    
    「六四口述实录」访谈中,王有才说他自己作为北高联秘书长,居然在八九民运期间根本没有听说过王军涛等人,可见与学运主题绝缘到何等程度;王军涛等人在八九民运期间也几乎没有被报道过,这从《联合报》几千篇报道的数据库中查不到可以证实。「王军涛通过王丹来领导89民运」也是很令人迷惑的,其实迟至1989年春,王丹才第一次见到王军涛,而且是批评王军涛「新权威主义」的。
    
    不过,王有才、封丛德两位学生领袖对王军涛在六四期间的评价却被另一个更重要的学生领袖刘刚的观点所否定,刘刚说:“我后来支持子明和军涛更公开地介入,就是想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将学生撤出广场。······直到5月27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我同军涛商量,应该请当时的三大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都到会,争取说服他们一致配合,我们就有可能将学生撤出广场。”
    
    刘刚是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的第三名,是八九年学生领袖中的灵魂人物,也是判刑最重的学生领袖,后来被判六年有期徒刑,而王有才只判了四年后来因为上诉有悔过情节又被改判三年,而封丛德则直接逃到了海外,一天牢都没有坐。不过,相对于王军涛的十三年徒刑,这些如今强调自己多么重要的学生领袖,其实对中共当局来说显然微不足道。
    
    介入运动的分歧和“三线计划”
    
    八九民运发生之前,王军涛和陈子明等人的主要工作是做启蒙和理论研究工作。王军涛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
    
    一九八四年是个新起点。此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启蒙,八四年后我们开始着手建立实体,开始进行可操作的改革研究与实践。考虑到今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化、困境和危机,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方案,要有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方案。
    
    我读过一本政治学的书,上面讲到,法国的变革主要是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英国的改革者则兼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我们也必须取得实际的操作经验。我们先是办公司,办了两所函授大学,招收了几十万名学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后,我们又办起了研究所。在子明主持下,出版了好几套丛书,几十种书籍,编写了一批教材。其次是组织研讨会和专题研究,主办全国性的调查。这些工作是闵琦负责。张伦参与很多,对情况很了解。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聚集了一百多位中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把这些形象化地称作“思想生产线”。当时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团体。那时候,李盛平也做了很多事。后来有分歧是后来的事。这段历史应该尊重。
    
    王军涛当年认为,现行体制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由于封闭而垮台,要么由于开放而转型,无论发生哪种变化,我们作为一支独立的、民间的、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力量都会发挥它的作用。
    
    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是当年王军涛的校友兼战友,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们说好不去做官,给的官不要,除非是靠竞选。子明在八六年九月《青年论坛》组织的讨论会上也讲要树立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要靠理性,要有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在政治气候好的时候也不借助权势。
    
    对八九年的政治风波,王军涛早有预感,但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他后来回顾说:八七年八八年两年形势变化很大。我们有种危机感,预感到中国要出大事,当时估计在九十年代初,结果来得更早。有人说我们的看法保守,有新权威主义倾向。其实我只是说新权威主义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民主派必须认真回答,不能简单地骂几句了事。我们是想扎扎实实地做成功几件事,不急于被外界承认。八九民运爆发,起初谁也没想到会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在初期,研究所没有直接介入运动。政府一开始就说抓黑手,我们又都是有色彩的人物,直接介入反而于运动不利。
    
    但是王军涛也没有放弃对运动的了解和影响,主要是通过一大批学生领袖,并随时保持直接介入的态势。他说:五月十三日,研究所作出决议介入运动。我是一线,子明是二线。五月十六日赵紫阳讲话,讲到最高决策者实际上是邓小平。我们认为这表示政府的前台人物已经应付不下来,现在该后台人物了。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后台人物也应付不住,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形成完全开放而又十分不确定的局面;二是政府强力镇压,十年改革毁于一旦;三是在压力下政府与学生和平谈判,这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可能。
    
    但是对学生影响并不容易,军涛后来说:难的是广场这边。意见不一,难以协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分三步:第一步是让民运各派坐到一起来,建立一个协商机制,第二步是弄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提什么条件;第三步是让政府加入对话。何维凌带话来说政府方面也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可能。政府方面要是没这个意思,那就不可能了。于是,我们打出爱国维宪的旗帜。爱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维宪,是说现行宪法还可以用。学生要求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也是符合宪法的。和平谈判,政治解决。第一步,使民运内部有序化,我们做到了。第二步没做到,大家总是达不成共同纲领。第三步就不必说了。我提出,如果五月三十日还达不成协议,三十一日就全部撤离广场。后来周舵他们四个人又出来绝食,要我出面主持。我不能不出来。
    
    成为“黑手”
    
    王军涛最终被以六四黑手的名义,重判十三年,他和陈子明一样是所有被判刑的知识分子中最重的。
    
    王军涛后来解释黑手一说的来历:
    
    “起先,阎明复很想劝说学生撤离广场。郑也夫对他说,你要找到“黑手”出面才行,学生听他们的。这样就找到我们。关于“黑手”的指控,是事实也不是事实。说它不是事实,是因为当时我们并不打算颠覆政府。虽然我们把政府逼到很被动的地位,大家商量的全是如何
    
    对付政府,但并没有
    
    打算推翻它,我们还是承认它的执政地位,推动它全面实行政治改革。说它是事实,是因为我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象王丹,他说他听我的。我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有些人做的事不该由我承担。王丹做的事我必须承担。周舵、晓波也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他们说要用绝食来澄清广场的形象,要我出面主持。但当时,北京学生已是强弩之末,人很少了。广场上主要是外地的学生。我们一时影响不了他们,广场形势稳定不下来。然后就开枪了。事先我们不是没想到镇压的可能性。我说先会是大兵团占据要点,然后是武警扫荡,最后是地方警察、地方治安系统动作。如果我们不能在地方治安系统动起来之前做好掩蔽,那以后就很难办了。所以后来有人说我事先知道政府的开枪计划。其实不是。
    
    我出身军人家庭,读过关于军队管制的文件,了解军管戒严的一般过程。在撤退问题上,有人主张先撤后谈。有人主张先由政府作出谈的承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原先阎明复就同意过。广场之事,就到此为止。有些事现在还不便细讲。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很少去广场。因为你一去广场,很难不受广场气氛的感染。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保持理性。回想整个运动,至今我仍觉得十分遗憾。要是广场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要是再有一点时间,要是广场方面能和政府再有接触,事情就可能不一样了。
    
    胡平先生同意王军涛的说法,他评论说:我在《八九民运反思》也提到这一点。有人说广场那个形势、那个气氛,谁也做不到。很可能是谁也做不到。但看来你们也就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功亏一篑。如果先前大家就有这种共识呢?局外人容易把一切结果都看成不可避免。当事人却往往相信事情的结局有着另一种可能。这中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胡平先生认为:其实,只有我们这些听惯了革命神话的人才会对运动中的毛病大惊小怪。你读美国人写独立战争的书,写南北战争的书,二次大战的书。当然不是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你就知道历史从来就是这付模样。理念正确的一方也不都是天使。努力提高素质是一回事。摇头叹气、沮丧失望是另一回事。
    
    “三线计划”的是是非非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小雅出版了一本《八九民运史》,披露了一个所谓的“三线计划”。
    
    陈小雅说:“三线计划”是陈子明、王军涛主办的“北京市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针对八九学运制定的一个工作计划。他们根据1989年4月下旬以来的学运局势,把全局划分为“三线”,并部署了本所人员在“三线”中的位置及工作内容。具体内容是:一线是学生,由本所与学生关系密切的陈小平(中国政法大教师)、刘刚(原北大研究生)等人联系;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由本所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王军涛、闵琦联系;三线是在社经所兼职的研究人员,由陈子明主持。这三条战线的关系是:一线学生是运动主体,由他们开拓形势,给政府造成压力;二线的知识分子为学生提供思想资源(支招);三线制定方案,在前者造成的局面条件下,专司与政府谈判。
    
    进入5月以后,由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爆发,新闻界走上街头,知识界跟进,原先的一、二线合为一线,该所又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陈小雅说:她的消息来源有三:
    
    一、1989年4月30日或5月1日,一位朋友刚刚出席完社经所会议,与我交换信息时披露的。我有录音。之所以不能确定时间,是因为我的录音带前有采访“鲁博会议”的内容,后有采访“人体美术展览”的内容,因没有写作任务,而且当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没有注明时间。这是我首次听到“三线”的说法。
    
    二、5月23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返所日”。那一天,陈子明、王军涛都到我所活动。陈被我关在了办公室的门外。但王是和我一道离开社科院大楼的。在长安街上,他告诉我该所新的工作调整,也说到“三线”。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旧闻”,而且仍然认为是好事,所以回家后补记的内容很简单。
    
    三、90年代初期,人们陆续从秦城出来,几个被位列“三线”的朋友经常来我家聚。其中一人向我披露了这个计划的全貌。同时我也得知,秦城审讯人员曾以“三线”作为审讯的内容。
    
    此后,我从不同的朋友处逐步获得与“三线”有关的信息:
    
    其一,该计划出台的背景,是基于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估计:认为社会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转换的发展规律,而89年是由“经危”转入“社危”的信号。另外,是“政治思想—政治运动—政治权力”的规律。我在《史》中交代“三线计划”前对此作了叙述。
    
    其二,该所“三线”成员描述了与赵系“体改所”的矛盾,以及陈子明的经改思路与陈云接近。所以,陈认为89危机是可利用的取而代之的“千载难逢”机会。
    
    其三,22日后,由于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连日努力,戒严行动很可能破产,如果该所仍然采取幕后运作,很可能失去“圆桌会议”资格,所以陈子明从后台“跳”到前台······
    
    其四,从鲁博会议的采访中,我发现许良英是被社经所派车接到会议上去的。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因为陈子明在过去的各种场合,都是批许良英的。说他“光说不做”、“租界民主派”、“‘一二.九’一代的局限”······他甚至把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见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这次为什么对许格外“礼待”?
    
    其五,包遵信给我看了他的自述《未完成的涅盘》手稿,我发现他在运动中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依赖社经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的。
    其六,许先生告诉我,4月25日,陈子明给北大学生王丹3000块钱的时候说:“决战的时刻到了!”(后来我和王丹见面,王丹证实了此事,说陈的原话是“摊牌的时刻到了!”
    
    因为陈子明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当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自期(今年1月7日,他们来我家见面,闵琦当面说了这事,陈无言以对)。综合以上信息,我认为“三线计划”是存在的。它的手段是“以打促谈”,阶段目标是“圆桌会议”。终极团体目标是取代体改所;终极个人目标是政治局常委。
    
    那时,我还没有看到谢小庆写的《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还不知道他们在1988年就已经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见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
    
    谈到为什么要追究三线计划,陈小雅先说了三件事:
    
    其一,陈希同报告中所说的那些知识界“黑手”,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三线计划”预言了?而这些人,恰恰是根本没有介入运动的,譬如方励之、苏绍智、金观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陈希同报告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人散布这种不实的信息?
    
    2002年,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金观涛特意和我谈到一件事,运动初期曾有人到北大学生中“转达”他的所谓“指示”:建议北大、清华联合行动。当时,他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根本不可能发此指示。我问他,当时是否和国内通过电话,说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根本没有。他这话我是相信的。在我的记忆中,陈子明在80年代曾批评过金的《走向未来》丛书;运动中叶只有他的“三线计划”提到过金。而事后发起成立校际联合组织的,恰好是该所的刘刚!
    
    ——这类事情不查清,能把“三线计划”一笔抹掉吗?
    
    其二,关于王军涛“血流成河—圆桌会议”的那段讲话,有可能是“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很难把这两种局面做一个联想。能在短时间内作出这种联想的人,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如果没有“三线计划”,这个即兴讲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三,许多人大概不知道,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监狱组织和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如果不是自信有一个对方完全能接受的“腹稿”,他俩凭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想翻本?
    
    陈小雅由此认定,这次流血,是各种野心在学生生命场的一次逐鹿。八九的悲剧,是流血而没有换来任何制度进步。所以,未来的任何公民运动一定要注意把每一个进展落实到制度建设。流血的责任在政府,但广场学生不撤才会有这种结局。而不撤的原因,有很大的原因是“产权之争”。是王陈的“联席会议”空降权力(幕后黑手)企图用不道德(已实施的绑架、未实施的沉潭)手段控制草根权力造成的反弹。正如你所说的,这里提出了一个民运伦理问题,用我的话来说,是“规则”问题。
    
    综观毛式革命和现代群众运动,我认为群众运动的果实群众是永远享受不到的。就像人民公社制度,产权不在自己手里,大田里的收获最终大部分是被拿走的。群众运动的最高成就是情绪得到宣泄。有人以为自己在“搞政治”,实际上往往被政治“搞”了。
    
    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
    
    对陈小雅的指控,军涛做了一点低调的解释,他在答《北京之春》记者问的时候说:
    
    小雅女士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忽略了一些不该忽略的事情。三线的计划的背景是,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不想介入太深,因为研究所正在对中国经济作一个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政治、社会危机和出路的研究。但是在运动中我们团队中的一些人进入得比较深,比如政法大学的陈小平、还有刘刚等。所以我们就想一方面有人介入运动,另外一方面还得保持研究,于是“三线”计划也就这样出来了:一线是直接介入其中的人,包括后来由我推动谈判和协商,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由王丹、包遵信担任召集人。爱国维宪是目标,社会协商是基本形式。二线是子明他们,不中断研究,不介入运动,但是要准备在紧急关头对第一线的援救,我们曾经考虑
    
    过有一百人的援救方案
    
    ;第三线的是研究所的主体,不仅不介入运动,也不介入政治,是纯粹的研究,作为本钱保留下来。这就是所谓“三线”,本来也只是我们所的一个工作部署,与运动无关。三线的计划是有的,人质的想法是没有的。我们曾经多次去广场去劝学生,可惜劝也劝不住。举个例子,五月十七日我们开完会,子明和我商量能不能去劝学生停止绝食,我就去了。第二天十八日我发现这没有可能,就与王丹一起提出整顿广场局势,以免损失太大。后来子明上广场来,还问我为什么不提出停止绝食?我说“不可能,不信你来试试”。
    
    陈子华反驳陈小雅
    
    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对陈小雅的指责进行了系统批驳:
    
    陈子华在她的《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一文中首先提到官方的指控:
    
    陈希同在提交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陈希同报告列举了陈子明的名字,但没有涉及他的任何“阴谋”活动,只是说他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整个报告只字未提王军涛。可见此时官方还没有把陈、王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的主要代表。等到1991年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官方又无法坐实对八九民运的种种指控,为了最后了结此案,决定选择赵紫阳、鲍彤作为党内黑手,陈子明、王军涛作为党外黑手,让这几个人来为“六四”背黑锅。
    
    法院的判决书宣称:陈子明在1989年4月至6月期间,与王军涛相互勾结,纠集刘刚、陈小平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了一系列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建立非法组织“维宪会”,策划、煽动、组织和指挥各非法组织占据天安门广场,抗拒戒严令的实施,以推翻人民政府。并根据这种指控,在参与八九民运的北京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中,判处陈子明王军涛最高的刑期。
    
    与陈子明年龄相仿佛、在陈所领导的团体接管后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些激烈言词的党外知识分子何新,在“六四”以后却完全与官方用一个腔调说话,并因此获得了专职政协委员的犒赏。当美国广播公司北京记者处首席记者柯达德电视采访问及政府对陈、王的审判时,他宣称,“他们或者组织了政治集团,或者参与策划曾经造成很严重后果的1989年事件的某些幕后政治活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在递交高层的“内部研究报告”中,何新说:“在我看来,89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这只是现象而非本质。实际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妆戏剧”。“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巨大愚弄。”“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假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发动新的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
    
    何新显然认为,通过揭露和渲染“阴谋色彩”,削弱和瓦解运动的“道义形象”,是消除任何“翻案的可能性”的最佳途径,遗憾的是这一途径“至今尚未”找到。
    
    由于官方及其“智囊”对于“阴谋色彩”的强烈需求,老木的说法一问世,就被他们如获至宝般加以利用,在《参考数据》、《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上多次引用。老木说,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4月16日起就在蓟门饭店秘密指导着学生运动的全部进程。由于被官方利用,并因此受到不少朋友的批评和谴责,老木本人十分懊悔和自责。陈子明和王军涛知道此事后,均认为不必如此。其实,老木并非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捏造事实,他只是记错或者写错了一个日期,把5月弄成4月了。官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只是在新闻媒体上大肆渲染,误导一下民众(包括它自己的干部),而无法将其作为法庭判决的依据。况且,老木的说法只涉及地下活动而不涉及参与者的动机,难以满足何新所需要的那种真正能够扭转人心的“阴谋色彩”。毕竟,地下活动只是阴谋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于是,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在经过一再耽搁后1996年终于在台湾出版了,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最权威的版本。据陈小雅自己说,出版耽搁的原因之一是原拟出版该书的香港《当代》的程翔,“因为对赵紫阳和陈子明的评价不一致,他拒绝了此书”。鉴于陈小雅本人在八九民运后与赵和陈一样,也是当局政治迫害的重要对象,笔者不相信他与何新会有什么沟通,但她的思路确实与何新的思路有明显的交汇点。何新寻觅“阴谋色彩”是为了销蚀八九民运的道义形象,陈小雅主动揭露赵和陈的“阴谋”及其阴险自私的心理动机,则是为了捍卫八九民运的道义形象,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走到了同一点上。
    
    陈小雅说:“写史,就是留下来给后人,我只需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我,作为史书的作者,不能站在任何一党一派一边,知识分子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在史书中,我高高举起的是‘人’的旗帜”,“人,包括学生、市民和士兵,都是不可以牺牲的”。渺小而可怜的政治家和“准政治家”恐怕挤不进大写的“人”字,为了“人民的利益”,“监护人”可以无须考虑他们的内心感受和人生际遇。对于那些竟敢牺牲人来牟私利的政客,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人格尊严当然不在保护之列,人人可以口诛笔伐。
    
    1995年陈小雅的书尚未出版时,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希望看一下原稿,澄清一些事实,陈小雅置之不理,大概就是出于上述的考虑。陈小雅引用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话说:“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了粪便,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并举行赎罪祭礼。”
    
    她认为,“对于一部史书来说,辨别鲜血和粪便的比例义不容辞”。没有粪便不足以突显鲜血的圣洁,粪便太多又会玷污鲜血。
    
    根据陈小雅的判断,八九民运中的粪便只有赵紫阳和陈子明二人,连分别与他们最亲密的鲍彤和王军涛都不在粪便之列,因此非但不能遮盖学生与市民的鲜血浇灌起来的道义形象,而且使史书更具合理性的“框架性基础”,“免于狭隘和独断”之嫌。
    
    笔者能够理解陈小雅的抱负,但是也必须提醒她,真正的史笔必须以坚实的事实材料作为基石。正如她自己所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陈子明、王军涛及其朋友们在八九民运中究竟说了和做了一些什么,经当事人亲自过目并同意后,笔者将在《八九民运中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一书中详细披露,本文仅针对《八九民运史》中涉及陈子明的不实之词,作一些必要的澄清。
    
    在《八九民运史》中,陈子明被刻画成一个最丑陋的反面角色。邓小平下令开枪,毕竟还有某种迫不得已的成分;而陈子明把学生当“人质”,“把别人推到前面,让别人冒风险和流血牺牲”,完全是为了在“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捞”权“捞”官。“他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地俯视着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观察着每一群人,并考虑着棋盘上的棋子。”
    
    为什么要用如此夸张的笔墨,是出于作者在道德上对“这个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为自我期望值目标的青年”的强烈鄙视。何新说,“这个事件之所以未能温和解决,完全由于事件的幕后策动者当时错误估计形势,他们认为,不断加剧对抗和促成天下大乱,将是夺取政权的最有效方法。事态的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
    
    陈小雅的看法与何新有同有异。她认为,陈子明根据“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模式,相信“对学运可能发生影响的社会力量”可以借用来作为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和筹码”,但并不是要“夺取政权”,而是要“进行讨价还价”,“用打来争取谈的资本”。“如果以危机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那么谈判的结果应该是改革派下台,‘体外精英’与改革派所依赖的‘体内精英’换位。
    
    这种结果如果出现,将正好应验了《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中早就警告人们要防止出现的局面:‘利用中国的动乱制止改革’,‘把中国的困难看作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所以躲在幕后的政客“当然就很难为期望和支持进一步改革的运动主体所接受。”
    
    陈小雅说:“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实际上是按照‘第二体改所’的思路建立的,有许多聚集在它周围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它抱有同样的希望。据陈子明对闵琦说,他对自己的自我期望值是当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在这一点上,与陈一咨可能相差无几。”
    
    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种种“设计”和“操作”,无非是要实现精英“换位”,取代和超过陈一咨在此前已经达到的政治地位。
    
    事实果然如陈小雅所说吗?陈子明志在当中共政治局委员,闵琦本人断然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陈子明1975年在北京化工学院上学时,曾在一封给插队同学的信中,,否定了当时中共党内左、中、右三派的政治路线,同时表示要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首先“混进”党内,然后改造中共、改造中国。由此而第一次入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学籍、团籍,送农场劳改。获得平反后,他虽然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但由于以往言行的暴露以及自己一直从事体制外的活动,他并没有幼稚愚蠢到认为自己会被接纳为中共党员。然而,他在80年代继续向自己所在的每一个单位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只有一段话,中心意思是:愿意和中共党内的仁人志士共同为改造党、改造中国而共同奋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邱仁宗等诸位研究员对此情况十分了解。陈子明在秦城监狱给江泽民等中共政治局常委写了最后一封入党申请书,表示要以中共的革命先烈为榜样,在法庭上与一切违法和不公正的行为作斗争,争取火线入党。不知陈小雅将这些举动视为一种讽刺和调侃呢,还是向中共表示“第一种忠诚”或者“第二种忠诚”。
    
    在1995年出版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来自大陆民间社会的报告》一书中,闵琦指出,陈子明创办和领导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及其后继者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是“中国第一家民间正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出版的多本英文著作也都认为陈子明和王军涛所领导的研究所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民间化、最具独立意识的团体。在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有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闵琦档案”中,有一份1986年12月7日陈子明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的谈话记录。陈说:“不敢当战士的人是不可能研究好政治的。历次政治运动打掉了一批精英分子,但仍有许多人(比如我们)没有消沉,以往的经验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的宝贵财富。”“对于投机谋取一官半职,我们嗤之以鼻,我们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哪怕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有5%的转向。”“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元’搞好,如果总想否定别人那个‘元’,就不会有多元了。政治上需要合作,不搞政治上的宗派,要搞学派。办研究所的目的:
    
    1、形成学派;2、为别人提供舞台,为青年提供产前产后服务。”
    
    搞宗派或搞“咨询”的人必然垄断渠道,“利用别人的材料去谋自己的利益”,“而我们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团体”。“我不是不同意在体制内活动,在支持党内改革派上我们也没有分歧。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代表着政治多元化中的一元,我们应有自己的语言和态度,这就是‘色彩’。”
    
    与这些谈话前后脚,陈子明应陈小雅之邀,也和她谈过办所的宗旨,陈小雅还录了音。如果陈子明对陈小雅的谈话与上述的谈话不一致,陈小雅完全可以利用第一手数据来揭露陈子明的面目,不必借助第三人之口。
    
    《八九民运史》的“序”于1995年先行发表后,王军涛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否认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按照第二体改所的思路建立的,不同之处是一个在船上,一个在船下,你们当时是想上船”的说法。他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是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的,也确实向着思想库这一方向发展的,作政策方面的分析和提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但它主要考虑的还是从中长期的角度,它超越一般执政政府所关心的、当下的紧迫问题,而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的发展问题。······对于没有到过民主社会的人,可能容易把自己局限在这样一个思路上:一条政策建议提得对,就会被政府接纳进去。”
    
    我们坚持民间活动立场。这个问题最近也有人提出。胡平上个月跟我说过,他在电话里对王丹说:我可以作证,陈子明不是这样的人。1986年形式比较好的时候,陈子明就说,即使在形式比较好的时候,也要有一批人坐得住,不要进到政府里,而要坚持独立的民间活动。所以我们考虑问题更多的是取一种独立的批判姿态,而不是想被组阁进去。”
    
    但王军涛和胡平的证言均不被陈小雅采信。她虽然不至否定两人的人格,但可以怀疑他们的说法是考虑到维护民主阵营的声誉“。如果她坚持“只需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需任何旁证就可以对陈子明做出道德审判,别人自然也没有什么办法,陈子明想必也不会与她打官司,但来自同一营垒的判决肯定会令她比得知来自法院的判决时伤心百倍。
    
    陈小雅几次强调,陈子明“早在四月底”便形成了一个“三线计划”,从而坐实官方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说法。事实上,社经所所务会议在5月1日的“香山会议”上通过了陈子明《形势、任务与反思》的报告,这一报告提出了“一主两翼”的设想:推动知识精英迅速成长为一支成熟的社会力量,这是时代的需求,历史的使命,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可能出现的镇压和反抗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第二个任务。“在力量配置上,我们应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
    
    “当前面临五个方面的任务:1、思想建设,2、学术组织,3、立法活动,4、社会联络,5、经营活动。”会议确定,陈子明作为所的形象和代表,坚持主阵地;由其它所务委员分工负责两翼和五项具体工作。
    
    陈小雅说,按照“三线计划”,他“自己不公开出面”,“到五一七时,他感到再不跳出来可能什么都捞不着了”,于是开始“联席会议的酝酿”。一个“跳”字,一个“捞”字,刻画得入木三分。陈子明为什么要“跳出来”,他又想要“捞”些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5月13日上午,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阎明复焦急万分,委托周舵、郑也夫等四处寻找有可能说服学生的人。郑也夫来到《经济学周报》社时,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务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人有陈子明、王军涛、闵琦、费远、郑棣、王之虹、毕谊民、陈小平、刘卫华等人。就是否派人随郑也夫去统战部介入斡旋活动,会议专门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同意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参加斡旋,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以所的名义参加。陈子明、刘卫华、王之虹等少数人投了反对票,反对以任何方式和名义正式介入,他们在接受多数决议的同时表示保留个人意见。
    
    然而,为什么到5月17日陈子明就同意筹备“联席会议”了呢?他在辩护书中说,“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部分地松动了不介入的一贯立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向法庭提供详情,现在时过境迁,披露一些具体情况已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首先是国家体改委的石小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向他转达了吴敬琏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意见,认为改革已危在旦夕,现在是千钧一发的关头,为了挽救改革事业,陈子明等应当挺身而出,去说服和影响学生,放弃绝食和其它偏激的行为。随后是社经所拨资成立的北京市思创技术研究所所长严江征从中国科学院叶笃正副院长家给陈子明打来电话,叶老本人也与陈通了话。
    
    叶老知道陈曾是“四五英雄”和科学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便拜托他一定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救救广场上绝食的青年学生的生命。陈子明不能不答应下来,他在辩护书中说:“老一辈科学家对国事和青年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比中央统战部来找我的两次邀请更有影响力的道义命令。”
    
    从广场上是“捞”不到什么东西的,陈子明比许多人都更清楚。3月22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刘卫华与香港《镜报月刊》的徐四民进行了一次座谈,提出要“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陈子明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的权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有可靠性。”“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有必要对知识分子采取倾斜政策。”“过去十年是新思想穿破旧的意识形态的牢笼,水银泻地一样,占领了地盘;新时代要求的却是新思想的收敛,重新完成整合,实现新文化的再造。”王军涛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就是要重新对自己的文明模式进行选择。”“应就十年中酝酿的新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论争,也就是中国应对自己现代化的模式进行通盘性的思考。”“解决这种危机必须用创制的方法”。
    
    陈小平说:“修改宪法也是当务之急”,“把中国转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观念等这样大的准备,也需要对具体的运作规则具体方案、以至很小的技术性措施进行改造。”“知识分子民主的自发的参与,本身就是对执政党的制约能力。”
    
    在4月19日《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与会者对时局的发展表示乐观。严家其说:“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以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在后面发言的陈子明则唱了一点反调。他说:“作为‘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在十三年后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们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感情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在是过于缓慢了,政府至今还没有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供比这更通畅的政治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比当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风度。共产党当年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现在自己掌权后能不能处理好新的学生运动,上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4月23日社经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说:“现在社会上的热度越来越高,快要达到顶点了,尽管在座的人可能都到过天安门广场,但不要忘记我们最主要的身份是思想理论界人士,在大家都热的时候特别需要强调清醒。”而当陈子明应老一辈科学家之命最终“介入”学潮时,他已经预感到悲剧性的结局,并立即着手为研究所“准备后事”。
    
    陈小雅说,记住陈子明的“设计”,“对人们理解这个‘联席会议’为什么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问题,失去了这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牌,‘三线计划’就可能成为泡影。”所谓“联席会议”应划分为5月18日和19日蓟门饭店筹备会议和5月23日正式宣告成立之后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联席会议”曾一再做出从广场撤退的决定,这一点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与陈子明关系不大,因为他当时没有参与这些过程,直至被捕后才得知一些情况。至于说5月19日蓟门饭店会议没有做出“撤退”决定,“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提出动议,呼吁广场学生立即撤出,但他的建议遭到‘冷遇’”,则是把事情完全颠倒了。参加蓟门饭店会议的大多数人主张学生立即停止绝食,撤出广场,而以“绝食团顾问”名义陪同王丹出席会议的陈明远则主张坚持绝食。陈子明、刘力群等人与陈明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力群当时非常气愤,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主持会议的陈子明几次打断发言他都不肯停下来。
    
    根据多数人意见,北京大学教师张炳九等人直接从会场赶赴广场,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下午,张炳九打电话给陈子明,告知11名绝食绝水学生已被带离绝食现场。陈子明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在会上的主张是:“首先尝试说服广场学生领袖,要求他们立即带领绝食学生自动撤回学校;如果劝说无效,则转而做留在校内的学生领袖和青年教师代表的工作,由他们出面组织学生、教师去广场把少数学生强行带离。”
    
    由于陈小雅对陈子明这个人已经有一种确定的框框,因此她在自己的书中竭力把所有符合这种框框的蛛丝马迹罗织在一起。她引用了许多包遵信的话(特别不应该的是在印刷字体与正文不同的引语中又夹杂着她自己的话),把包的一丝疑虑提升为她本人的定案结论:“五月十六日晚七点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说: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倒邓’,大家商量请您出头,发表一份声明。······他在陈子明那个研究所兼职······回家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却看见陈子明留给我的一张条子,······是不是与小邢找我的事有关?······有人在这个夜晚是够忙碌的。至少这个主意在赵紫阳讲话(下午五时四十分)之后两个小时之内就想出了。而在半夜之前,他就为中国‘第二个辛亥革命’找到了孙中山!或为‘第二个护国战争’找到了蔡锷!”
    
    事实是,社经所根本没有姓邢的兼职人员,无论是所务委员还是财务人员均不识其人,包遵信的记忆有误。陈子明5月17日凌晨去包遵信家是想找他商议召开蓟门饭店会议的事,与“五.一七宣言”无关。陈小雅自己也认为严家其在“倒邓”上有“首义之功”,而陈子明与严家其在4月以后就没有见过面,陈子明与“倒邓”能有什么关系?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彻查,最后在陈的判决书中只好说:包遵信在陈子明、王军涛召集的会上“宣读了反革命《五.一七宣言》”。陈小雅却执意要把“倒邓狂澜”与“陈子明那个神秘的来访”挂上钩。对于她借他人之口来批评陈子明,包遵信本人也对她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
    
    陈小雅说:“与严家其等人‘绝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刚烈举措不同,的确早就对赵紫阳改革思路抱批判态度的他,在赵失败时自然不会萌生‘同进同退’的忠义之情,相反,此时,过去一直垄断着‘进言’管道,也靠近最高权力的三所一会的‘集体自杀’,在客观上为这个十多年来卧薪尝胆的青年,腾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他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表扬别人的“刚烈”和“忠义”,显然是要衬托陈子明的“什么”和“什么”。
    
    基于一种思维定势,她把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最具关键性也是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件事轻轻放过,在书中只占了不到一行:“十九日的会······通过了一份警告‘军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书》。”这使得她的《八九民运史》缺少了对一个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把握。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局最关注的焦点,是“党内黑手”与“党外黑手”的唯一连接点,由于办案人员无法让陈子明在这一点上吐口,曾使整个“六四”案件的审理延迟了几个月。后来,在办案人员明确表示,只要陈子明说清这一点,有关人员马上可以释放,并由办案人员先说出有关情节和人名,只要陈子明认可一时,他们才获得所需笔录材料,使整个案子得以贯通。或许陈小雅会认为,陈子明的狱中表现,也是最少“刚烈”和“忠义”吧。
    
    5月19日下午,陈子明在接到张炳九的电话后不久,又接到陈一咨体改所中与他联系较多的杨冠三的电话。杨的这个电话透露了他们经由高山从鲍彤处得知的赵紫阳动态:5月8日提出反腐败的六条意见未被采纳,在随后几次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议上的态度,以及5月17日关于戒严问题的常委表决和赵紫阳下台的既成事实。陈子明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他马上召集了蓟门饭店当天下午的会议,由他根据电话记录口授,由其它与会者补充,由周舵执笔起草了《告人民书》,又由杨百揆誊写了一遍。随后分三路传播扩散《告人民书》,一路到天安门广场,一路到北京大学,一路到社经所下属的北京科仪印刷厂。同日下午,“三所一会”发表《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透露“事态还在恶化”;警告“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至采取极端行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的分裂”;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分歧”,并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和中共特别代表大会,“进行干预”和“进行审议”。陈子明主持拟定的《告人民书》则披露了所知全部高层内幕,指出“赵紫阳总书记已被罢免”,“军事管制已迫在眉睫,1976年‘四.五’镇压后的黑暗局面马上就要重演”;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告人民书》的稿子带到北大后,北大的印刷品删掉了其中“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的号召。此后,《人民日报》吴学灿等人又据此组织印刷和散发了《人民日报号外》。《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和《告人民书》的出台,表明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决心与赵紫阳“同退”,为保卫改革事业和宪法权利“进行决死的斗争”。经过各方面的一致努力,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在得知上述消息后,终于决定停止绝食,并着手准备对军事管制和戒严的防御措施。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五月二十一日,陈子明电告张伟国,说政府已请他出面调停,让学生撤退,条件是撤军。这一电话内容的真实性显然有待商榷,因为政府根据什么,认为陈子明有驾御学生的能力?”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不是怀疑所称电话内容的真伪,而是陈子明讲过没讲过这种话。陈子明和张伟国这天确实电话交流过各自掌握的信息,但并没有“请他出面”之类的说法。前一天,陈子明和陈小雅都十分熟悉的的一位朋友电话通知陈子明,蓟门饭店已置于公安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陈子明正紧张地布置会场的转移和全所的撤退。
    
    陈小雅又引用官方出版物《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的记述,称这天下午陈子明召开六个分指挥部的会议,“参加者有”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人”。稍作分析,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陈子明与中信公司研究所有何联系?官方出版物如果不是捏造事实,就是张冠李戴,或者说陈(一咨)冠陈(子明)戴。
    
    陈小雅在她的书中再三提到所谓陈子明的“三线计划”:“即由在这次胡耀邦逝世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学生运动构成第一线,透过与社经所有联系的大学青年教师对之产生影响。二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功能是指导与保护学生,也可以制约学生,由与知识界朋友较多的王军涛和闵琦联络,二人均为该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忆证明,他们联络知识界的管道之一,就是紧紧抓住包遵信。三线,由陈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她说:“实现陈子明的方案,就必须认同把学生当‘人质’的做法,由于参与者政治道德的进步,它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故而人们在赞叹他的心思周密之时,无不要补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
    
    笔者询问了社经所的主要成员,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三线计划”。对陈子明的起诉书中称:“‘维宪会’成立后,被告人陈子明和王军涛密谋分工,陈子明转入‘二线’,支持王军涛在‘一线’利用‘维宪会’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一线”“二线”是社经所内部的一种人员分工;所谓“三线计划”则是以学生为人质,以打压谈的一种政治设计,性质截然不同。
    
    5月21日,陈子明与社经所兼职人员张伦见面时得知,广场秩序混乱,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工作很难收效,心中十分焦急,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投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当天夜里,他赶赴王军涛在广场附近租住的东方饭店,与其商议下一步的安排。
    
    次日,陈、王之间发生了在八九民运期间唯一的一次争论。王军涛批评陈子明跑到“一线”上来是放弃了自己的应尽职责,将大家置于险境。社经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下辖报社、函授大学、书刊发行社、印刷厂、电子研究所、应用技术研究所、拥有1万名自愿调查员的民意调查中心、3万名会员的华夏读书社、人才考评中心、债权债务清偿中心、交谊舞培训中心等,王军涛愿做出自我牺牲,但不希望看到整个系统和数百名工作人员的饭碗毁于一旦。因此陈子明在5月23日“维宪会”成立会的半途就退出会场,重新回到“二线”。在此后的十天里,他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陈子明与王军涛密谋建立秘密隐藏地点,商定转移人员名单,组织‘维宪会’骨干人员先后潜逃。”(判决书语)其二,在京西雅园宾馆组织撰写一篇长文,准备在《经济学周报》被查封前一次性刊发。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现代化论纲》,写作分工如下:时代特征(陈子明),文明抉择(陈子明),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难时刻(闵琦),政治改革(杨百揆),经济改革(刘力群),社会整合(孙立平),文化重建(刘卫华)。
    
    此外,他还为《经济学周报》写了一篇短文《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历史使命》,文章的开头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所引发的学生爱国运动,标帜着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陈小雅的书中写道:“当他的战友─处在‘二线’的王军涛郑重宣布,自己将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时,处在‘三线’的他,却考虑如何与李鹏政府‘握手言欢’的问题去了。”她对王、陈二人的这种比照性写法,已经对许多作者产生影响。
    
    在北京发现的多种“非法出版物”中,就是按照陈小雅的框架勾画陈子明形象的。根据陈子明的一贯言行,根据社经所上下忙于筹集避难资金、转移固定资产、囤积食品饮料的紧急部署,上述说法纯属天方夜谭。
    
    陈小雅说,参与讨论者“多不愿提及此事”,因为本来就没有“此事”,人家怎么能够给你塑造一个你心目中的陈子明形象呢。
    
    陈小雅把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比作俯视他人的“上帝”,看上去好像捧上了天,隐含的意思却是游离民运主流,被正人君子所不齿。事实上,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轨迹与其它知识分子的轨迹基本上是平行的。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5月13日学生采取广场绝食的激烈行动后,为了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并支持党内改革派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千方百计地劝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
    
    5月19日邓小平、李鹏政府采取违反宪法的镇压措施后,则毅然与之进行决死的抗争。当然,陈子明和他在社经所的朋友们(判决书所谓的勾结和纠集者)之所以被当局视为八九民运的“黑手”,必定也有一些特殊之处。
    
    4月17日,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4月21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3000元经费。
    
    4月23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3000元经费。
    
    23日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并因此而成为当局通缉的学生领袖中唯一的非学生。
    
    4月30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它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
    
    5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
    
    5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四月人民民主运动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300份,供其散发。
    
    5月14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刘晓波、王润生、吴稼祥等23人与会。
    
    5月15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5月18日和19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
    
    19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
    
    5月22日晚和23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从5月20日开始,陈子明、王军涛在继续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同时,着手准备第二方案,即在当局血腥镇压之前把学运和民运的领袖人物撤离现场,避免在乱军之中遭遇不测。
    
    社经所专职人员毕谊民、谢小庆、于国禄、王之虹等具体组织了方案的落实工作。在这一方案的具体安排下,王丹、刘刚、包遵信等在“六四”屠城前撤离了北京市区;周舵等则谢绝了安排,坚持留在广场,组织了悲壮的广场最后撤退。为了实施这一方案,社经所做出了重大牺牲。
    
    本来1989年4月至5月,社经所下属的北京人才考试与评价中心正在进行国家8个部委局首次公开招聘国家工作人员的出题和计算器判卷工作,刚刚达到事业的高峰,但是,正是考虑到这个单位与八九民运关系较远、安全度较高,陈子明决定由该中心为王丹开具了化名工作证,他的妻子王之虹于6月5日冒险进入戒严部队重兵驻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大批端刺刀军人眼皮底下取出了所需的印章。陈小雅一再说陈子明拿别人当“棋子”、“人质”,“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实在令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深为叹息。
    
    陈小雅划分八九民运的“鲜血与粪污”的“框架性基础”,一方面承认“黑手”的存在,一方面捍卫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纯洁,这既不是一种聪明的辩护策略,更不是八九民运的历史真相。赵紫阳和陈子明的个人荣辱对于“人民利益的监护人”来说,或许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在事实材料尚不充分、被告人也没有机会亲自答辩的情况下就匆忙做出结论,是否会影响到史家的清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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