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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之二:告状见到胡耀邦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月21日 转载)
    

    
    章冬翠近照(章冬翠提供)
    
    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之二:告状见到胡耀邦


    九位教师的联名控诉信:学校关于老师被人侮辱、殴打、伤害的情况报告;学校46名教师联名呼吁售;学校介绍信。(章冬翠提供)
    
    


    章冬翠:中国青年报三十多年前文章(章冬翠提供 )
    
    *“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之一 “走上上访之路”简要回溯*
    
    在前面节目中播送了“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的第一部分,今天请继续收听。
    
    章冬翆是三十多年前在上班路上被殴打致重伤的一位农村教师。为了讨公道、为了要求惩治凶手,她一级一级上访到了北京,不仅为自己,也为本镇54名教师中包括自己在内共9位遭到殴打侮辱的教师讨公道。
    
    在北京,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上访告状,从中国的教育部一直找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因为上访,她被注销户口,被押送过遣送站、注射过毒药针。因为没有户口,她结婚七年半才终于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孩子六岁多才上了户口。因为嫁给外地来京的农民工,孩子上学每一步都很难,章冬翆不仅为自己,也为更多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学步步维权。她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路优秀,虽然不能与有北京户口的同学一起公平参加高考,但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
    
    几个月前,章冬翆和他的先生丁朝格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第一次来到美国。
    
    走过三十多年上访路的章冬翆接受我的专访,讲述她三十多年的艰辛、执着与奋斗。
    
    在已经播出的本访谈录的第一部分“走上上访之路”中,章冬翆介绍了她和她的家庭、上访缘起,以及在家乡温州市上访被骗,直到第一次告状到北京的经过。
    
    章冬翆接受我的专访谈最初上访时的心情说:“刚开始我很天真,又抱着希望,以为北京肯定是有‘包青天’,我哪知道他们官官相护那么厉害,我不知道吔。”
    
    章冬翆第一次到北京(1985年5月)后,先到教育部,然后找到中办,也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接待室,接待员接待了她。
    
    主持人:“我们还回到(谈)这第一次,肖治国,代号708,他就说不让你跟其他上访的人说话,那次还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
    
    章冬翆:“然后就写了信,‘你到省里吧,到教育厅吧’他说‘你先回去,教育部也给省教育厅的(说)让他们处理’ 。我就先回去了,(在北京)没待几天,后来就回去了。这是第一次,就这么走了。”
    
    *章冬翆:1985年中国首个“教师节”六新闻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报道九老师被打*
    
    以下请听本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告状见到胡耀邦”——
    
    章冬翆:“到了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是1985年9月10日,在那之前,有省里、中央的记者来······还有温州市来了八个记者,有《中国青年报》、《浙江法制报》、《浙江教育报》、浙江电视台、《浙江青年》(现在是《东方青年》),还有温州市广播电台的,六个新闻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八个记者把(我们镇连同我校附属学校总共)五个学校九个老师怎么挨打的经过全给报道了。”
    
    主持人:“你们学校其他几个老师挨打,几个男老师,几个女老师?”
    
    章冬翆:“女老师(除我外)还有三个,剩下全是男老师。”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挨打?”
    
    章冬翆:“因为温州对教师非常不重视,而且社会治安非常乱,以前教师······不是我们那学校的其它学校教师也老挨(社会人员)打,甚至有的就把绳子套在老师脖子上拉,都没人管,打了也白打。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尤其在温州,对老师是非常非常瞧不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工资也非常低。我1974年2月份刚参加工作才22元一个月工资,很长很长时间都是22元。
    
    到后来我被打伤那个时候稍微高一点,也就三十多块。那时我教一个班58个学生,里面讲台都没地方放。唉呦,那时候好苦。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当老师。我很喜欢学生,学生也很爱我,我也很爱学生。有时候学生没有饭吃,我会把自己蒸的饭分给他们吃。”
    
    *章冬翆:多家新闻单位报道我镇教师挨打的事,教师联名控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主持人:“这是讲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来了很多新闻单位对你们教师挨打的事情做了报道,后来事情怎么样?”
    
    章冬翆:“媒体登出来以后,省里各部门第一把手全批示。整个平阳县里那些部门打来电话就是我们学校老师挨打的事。那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我们学校受伤的九个老师也联名控告,我们学校领导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我们整个镇的老师都联名写呼吁信告他们。
    
    然后他第二次又开始了,说处理了。”
    
    主持人:“你们学校校名是什么?”
    
    章冬翆:“全称是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钱仓镇(那个时候是乡,现在变成镇了)中心小学。你们学校当时有多少老师?我们一个镇(中心小学还附属4个小学总共)才54个老师。54个老师当中打了9个。还有一个姓缪的老师被打过两次,早就死了。”
    
    主持人:“缪老师的死和打有关系吗?”
    
    章冬翆:“打了几处伤,很郁闷,心里很不高兴也没解决。还有一个老师比他死得更早,张宗亭老师。因为打被伤了也工作不了了,告状也不让你告,看病也没钱,报销报不了,张老师死了很长时间了,是女老师。我说的都是九个人当中的。”
    
    *章冬翠:走过场说给我解决,其他八人不解决,对外说解决了。校长、老师被施压*
    
    主持人:“全国那么多单位报道之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事情是怎么发展?”
    
    章冬翆:“然后又走过场,县委书记、县政法委、公安局上我们镇里,让我们校长、那些老师去,说‘你们这些都不要解决了,就把章冬翆那个解决了就行了,就对外说解决了’,其实没解决。
    
    然后让我校长写一个东西给他。我校长说‘我才不写呢,你处理都不处理,道歉都没有,医药费什么都不赔,你让我写什么呀?表扬你县委还是怎么着?我哪怕校长不当,也不写’。然后给我校长压力非常非常大,很难听的话说我校长,要给他调走,压得很厉害的。校长姓周,现在八十岁了,很正义感的。”
    
    主持人:“校长叫什么名字?”
    
    章冬翆:“周乃锭。给他压力非常非常大,给我们老师压力都很大的。”
    
    *章冬翠:第二次说给我处理了。医药费、告状费用收据再被骗走。现仍有收据三公斤*
    
    章冬翠:“然后接下来就跟我第二次说处理了,说给我450块钱,其实到现在也没拿一分,到现在没有赔我半分钱。我的医药费到现在一分也没报,发票(收据)都三公斤多了,包括那些告状的费用,那些发票重量就三公斤多,我都有照片。”
    
    主持人:“您说1982年6月24日这次被殴打,您是九个老师中最重的,当时伤势到什么程度?”
    
    章冬翆:“当时口里吐血、被打得昏昏迷迷就摔倒在地上,脑震荡是重伤。后来我在上海就住过四家医院,在温州也有一个医院住过半年多。重伤一直看不好,到现在也看不好,头天天疼,脑震荡后遗症,像呕吐、恶心,头晕······到现在还没好。”
    
    主持人:“花了多少医药费?”
    
    章冬翆:“医药费花了很多,因为好几次被县里骗走发票,我现在也没法算了。因为我都不在家,他把我发票骗了好几次。”
    
    主持人:“用什么方法骗走?”
    
    章冬翆:“他说‘给你处理了,你把发票都拿出来吧,要赔你钱了’。然后我们家里以为是真的,就把发票给他了。因为我们家的都特别老实,都是信主的人,也不会撒谎,就认为人家也不会撒谎,一看到那些人来,人模人样,其实都是挺害人。因为他跟对方都有关系的嘛,咱们哪知道他们那样坏呀。
    
    除了他骗走的发票,我们家里现在还有三公斤多那些发票,挺多挺多的一大袋子。那个时候,我还把这个发票带到胡耀邦家(门口),他们警卫都看见,把我的发票拿到里头给我保管一天。”
    
    主持人:“你说‘带到胡耀邦家’,见到胡耀邦了吗?”
    
    章冬翆:“见过了,待会儿再跟你说。”
    
    *章冬翆:说“处理了”开始不给我处理《意见书》怕我继续告。我拿到后又到省里告*
    
    主持人:“你顺着时间顺序讲。”
    
    章冬翆:“哦,那行。这是第二次了。我说‘你不是要给我处理吗?你给我东西呀!’”
    
    主持人:“你所说的‘东西’是什么?”
    
    章冬翆:“就是处理的《意见书》,‘真处理,你把那东西拿出来,你到底给我怎么处理?’一定要把他的东西拿到以后,我再证明他是再一次包庇凶手。我又拿到东西,又跑到省里告来了。省里又批示了很多······省委书记······本来第一个‘教师节’报纸都登出来,省里每个部门第一把手都批示嘛。”
    
    *章冬翠:舍卒保帅关押从犯三个月,演审判戏不让我出庭,判缓刑一年当庭放人*
    
    章冬翠:“后来他没辙了,九个老师被打了,那八个老师又不处理了,然后又开始说第三次处理我那个(事情)了——四个人······三个人打我,一个是教唆犯······然后他就把其中一个女的给抓起来,就是舍卒保帅的意思。真正主犯他不抓,把从犯给抓了,但是她也参与打的,关了她三个多月。
    
    本来我这个是自诉案子,是我告他的,不是检察院替我告的。后来他就变魔术似的变成检察院替我告的。他想包庇嘛,公检法都勾结在一块儿,被凶手买通,县委都被他买通了。
    
    他(主要凶手)花了很多钱。后来他自己家里打架时说出来‘花了很多钱’,都是人家被他骗了,因为平阳那边有集资,非法集资他从人家手里骗来很多,然后就花在这个官司上把这个官司‘摆平’了。
    
    公安局就把我(告)‘故意伤害罪’的案子送到检察院了,让检察院提起公诉,变成公诉案子了,说公开审理。
    
    我是受害者,我也是诉讼的参与者,不让我参加,法院也不通知我,检察院也不通知我。
    
    县里公诉案子开庭之前应该贴公告,这个公告没贴。县里要出传票,各个局领导要去旁听,他们传票也没传。其实就是暗箱操作,想偷偷给她放出来,就是演一个戏,再把人放出来。
    
    本来公诉案子都在那个大戏院(审判),以前都是那样,别人判决的时候我都去听过。但是(审判打我)那个凶手不是——(是)在党校里,很偏僻的一个胡同里头。开庭我们家一个人也不知道,不通知我们。凶手(女)关了三个月,开庭完了就给放走了。他们买通上海的两个女律师,因为反正是凶手单方开庭,我这方也没人在呀,律师跟他们对着演,把这个戏给演完了,人就可以放了呗。”
    
    主持人:“这准确的是哪一年?”
    
    章冬翆:“1986年3月6日判决的,就是走过场演戏哪。‘故意伤害罪’公诉案子一般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恶劣的才是公诉案子,你看他判刑是怎么判呀——‘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其实就拘役3个多月,然后缓刑一年,所以当庭给她放了,等于一天(实)刑也没判就给放走了。”
    
    *章冬翠:法院怕我告,不敢给我《判决书》,我从别处得到复印件,又上访到北京*
    
    章冬翠:“《判决书》里也不说那三个打我的,没有提,然后替那个凶手寻找打人的理由。还捏造事实说‘调解两次,赔我两次钱’,说两次钱拿来,就是750元跟450元的那个,其实我到现在没拿,他也没给我。
    
    《判决书》到现在没给我,我向县法院院长要《判决书》,他不敢给我,怕我告他。我就把发票、病历给他看,我说‘我这个是重伤,省法院是省法医鉴定过,报纸上都有。那时候北京最高法院还没有鉴定我的病(后来也鉴定了)。《浙江法制报》里头都有,鉴定过我是重伤,领导也批示过。我确实是重伤到现在没好,他把人给放出来。
    
    没给我《判决书》我没办法,怎么告呀。我告他他会说‘处理了,人也判决了’,他会撒谎啊。法院到处发这个《判决书》说‘处理了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书记,法院发给他,他让秘书给我复印了。后来我就拿着这个根据——他怎么包庇,我又开始告了。
    
    又去省里,又请律师。律师说‘他这个不是判决,一定要告他,一定会告赢’。我的律师也让我到北京,让(带上)病情、判决······看看最高法院是怎么一个意见。
    
    我又开始跑北京了,来北京这是1986年。
    
    *章冬翠:在北京打持久战,从找信访办转到找大官,得到北大、师大学生同情帮助*
    
    章冬翠:“后来就长期在北京‘打持久战’了,一直在打。因为我当时不明白,我很天真呀,我以为他们就是‘包青天’。到了北京一开始这样,我一直找、一直找,后来就不怎么找那些信访(接待室)的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上下······县里、市里、省里、中央他们都是一家,因为共产党统治‘一党制’,所以我就不相信那些信访的。我专门找大官,就是部长、副部长······专门找他,到他办公室找,到他家里找,都是那么找的。
    
    我跟他们那些访民好像还是不一样,因为他们老坐在接待室。”
    
    主持人:“您一个从外地来的人怎么会知道那些大官的地址呢?又怎么能够找到他们?”
    
    章冬翆:“反正你得想办法。因为那时候我也年轻,人家以为我也是学生,有时候就不看你的《学生证》就进去了,我就住在北大、住在北师大两个学校。后来时间比较长了,老在那儿住,人家以为我真是学生,他也不看你什么(证件)了。有的时候我跟大学生一块进出,住那些学生宿舍。反正一个女宿舍有一张床是空的,搁行李,后来她们就让我住。
    
    她们也很同情我,我确实是很冤很冤的。其实每个大学我都有认识人,就一块儿进去了,然后她们也帮我出主意,帮我找人。因为北大毕业很多,北师大毕业当官的都挺多的。她们告诉我地址,每天都找那些大官。她们都会帮我,地址告诉我,我就能找到。”
    
    主持人:“你说的是北大、北师大的学生帮你,是吗?”
    
    章冬翆:“对。他们有校友毕业了在中央当大官的挺多,他们有一个(校友)《通讯录》,住哪儿啊,都会告诉我。”
    
    *章冬翆:1980年代大官真的好见一点,扮装保姆等混进大门,或堵住大官的车*
    
    主持人:“您说您找了那么多部级以上的干部,甚至于找到他们家,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不是这些官儿还比较好见?”
    
    章冬翆:“八十年代我见了很多人。对,那时候真的也好见一点。像找到了雷洁琼,她是住晨光街那个大院,都是副市长级的人住在这儿,以前雷洁琼当过北京市副市长。我就去她家,拿着一个布袋,打扮得跟保姆去买菜似的那样,他(门卫)就不知道了。
    
    如果去教育部啊、团中央、妇联······正好赶上他们上班,因为上班就是一个点嘛,打个比方是九点上班,我正好是九点,然后人最多的时候我就在那人群里,就混进去了。
    
    1986年来的时候每天要找三个高干,不找三个高干我睡不了觉、吃不了饭。因为我要看看这个共产党的干部,你中央最高级的,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帮老百姓处理问题的?还是跟底下一样包庇的?
    
    先找到部长,教育部长何东昌他家我经常去,后来我就搬到海淀区,就住在清华大学墙围外头,墙里头就是清华大学,他就住在十一公寓。
    
    我天天要堵他的车,因为他那个教育部接待室说‘老师(被)打死不管’,我就不信嘛‘教育部会不管老师?那教育部干嘛?不多余嘛!早就应该撤销嘛!’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我到底看看何东昌管不管!’天天要堵他的车。
    
    因为他早晨要出来上班,有时候他上班会被我堵住出不来,然后他就给清华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警员就给我买东西吃,说‘是你(们老师)的部长让我给你买东西吃’。
    
    我说‘我不吃,我吃他的东西干嘛?’
    
    警员说‘不是他的钱’。
    
    我说‘不是他的钱我也不吃,你的钱我也不吃。我有工资,他们不给我工资。我是工伤,是无缘无故被打的。处理问题就好,帮我说句公道话就好。为什么他教育部接待室说我们九个老师(被)打死也不管,我要听听他到底管不管?’
    
    有时候,何东昌会让他们车给我送到教育部接待室,然后那接待人员赵大津就更恨我了,何东昌肯定批他呗。那时候我非常非常绝望。”
    
    *章冬翠:中宣部长朱厚泽的秘书约见,我却被传达室扔材料打伤,办公厅有四页纪录*
    
    章冬翠:“有一次我去中宣部,那时候是朱厚泽当中宣部部长嘛,跟胡耀邦关系非常好。其实那个时候胡耀邦已经(就我的上访案)批示过,都知道已经批示了。找到中宣部,中宣部可以管教委。我找教委,教委说‘打老师死了不管,九个老师打死不管’。
    
    因为要找胡耀邦本人比较难找,我想找朱厚泽。找朱厚泽秘书,也等于找朱厚泽一样,他的秘书愿意见我,让我过去要收我材料接待我。
    
    我就过去,他那个传达室(的人)指着我鼻尖 ‘你是老几,让我给部长秘书打电话?你是老几,要给部长秘书送材料?你是老几,要部长的秘书接待你?’就这样指着我鼻尖,这麽点我。然后我给他看介绍信,把来龙去脉告诉他,我是代表学校,代表所有老师来,报纸什么都给他看。他看也不看,就让我出去。
    
    我说‘你就打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好话,我说‘我跟杨秘书约好了的’。那个时候北京公用电话也很少,我身边根本没有手机,谁买得起呀!1980年代中国通讯不是很发达,我只能求他。杨秘书也说了‘你只能到传达室告诉他一下,说我让他打’,我就这麽告诉他,他就不打。
    
    因为他很年轻,‘老几老几’骂我三个‘老几’,出来很凶的吔,然后就把我拽出去。先把我手上那个档案袋······就是要给朱厚泽的秘书杨少山的,扔到离中宣部大门有十米多远的地方,有一堆石子堆在大马路边,他就扔到那上面。然后回来就把我两个胳膊给我拧在后头,就给我拽出去。
    
    我不走,我多冤呀,东西也被扔了,他还撵我。不走他就使劲,因为那时候是夏天,我穿着短袖,他就把我弄伤了。”
    
    主持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章冬翆:“1986年。在我这儿有四张中宣部办公厅写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那次打我的经过。”
    
    *章冬翆:团中央耿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会议,胡耀邦对我的上访有批示*
    
    章冬翠:“找到最后,可能找了一百左右部级······包括副部长、部长(和底下秘书那些)一百多个人。”
    
    主持人:“这些有名的人也好,高职位的人也好,他们所给你的回答,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因为你光说见了他们,到底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章冬翆:“当官的他不是说话那么明白就说要给你解决,因为他也解决不了。你就是找胡耀邦,他也不能说‘我给你解决’,他不可能。你去他会收材料,然后让你等着,肯定是这样。他要跟中央信访局联系,让他们把底下人召过来,或者怎么着给你解决——他肯定是这么答复你。”
    
    主持人:“胡耀邦后来有批示吗?”
    
    章冬翆:“有。胡耀邦早就批示了。”
    
    主持人:“批示什么内容?”
    
    章冬翆:“其中······主要说我们九个老师的事嘛,其中提到我,就是要改判嘛,他那个根本不是判决,我的善后问题胡耀邦都提出来了。是团中央一个(姓耿的)人跟我说的,因为他也参加那个会议。”
    
    *章冬翆:中办接待员708号肖治国不让我告中宣部打我的人,很多人说要告会整死我*
    
    主持人:“是不是你们后来有一天在门口照了面之后······”
    
    章冬翆:“不是,不是。早就批了,批了以后中央才发红头文件,才把你当大案要案嘛,那个接待员708肖治国跟我说的,肖治国让我不要告中宣部打我的那个人,说(中宣部办公厅写的东西)让我不要复印,他说‘你去复印了到时候去告状,到新闻单位去告,他们就倒霉了、完蛋了’。
    
    然后说‘你给我吧’,他要先拿去看。看完了他就揣他自己兜里不还给我1了。八天以后他才还给我,他说‘打你那个人就不要告他了,我马上要到省里调你的卷宗,把打你的那个事情处理好一点就可以了’,意思是到此为止了。他就把那个中宣部写的东西给我拿走了。
    
    八天······后来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浙江,他说去了,确实八天没见他。八天后回来了,然后我问他要,他还不想还给我。最后我发脾气了,后来还给我。但是因为有很多人说,要告,中宣部肯定要把我整死。后来我就没复印告。
    
    到赵紫阳来了(接替胡耀邦作总书记)以后,我复印了告了,没有单告,就是合在我整个教师被打的那些资料里······学校资料啊、报纸······合在里头,反正把办公厅写的纸给搁里头。
    
    刚开始胡耀邦在的时候没敢搁,因为我也怕给胡耀邦压力,当时我也不说,因为胡耀邦毕竟······大家都说他好人嘛。
    
    后来就是县委有一个东西,待会儿我还会告诉你,所以中央就相信县委,不相信我。——不管你报纸登了多少,你也是一个小老师,人家是县委,有公章加文件嘛,把我变成一个凶手,他们是受害者。”
    
    *章冬翠:在中宣部传达室被打后,中央部委和地方三级为我的事开会,后期让我到场*
    
    章冬翠:“ 胡耀邦批示是七条。后来我去中宣部(被打)那个事发生以后,有一次中办就开会为我那事。中央八个部委再加上我们浙江省温州市、还有平阳县他们下面三级的十个人,场面很大很排场的。但是什么问题都不处理,这一班官官相护很厉害的。共产党是一家嘛,你告他底下那些县里啊、市里啊,或者告省里,都是他孙子、儿子,他能帮我们吗?他能得到什么好处?把他官给免了,或者给他处理了······
    
    当时我觉得胡耀邦批示应该差不多会处理,我还抱着希望,后来特别特别绝望了。”
    
    主持人:“这次为您的事集中开会,让没让您自己到场?”
    
    章冬翆:“刚开始没让我去,后来就让我去了。八个部委就是中纪委好像没来,公安部没来,那些······法院、教育部人来了,国办、中办来了,还有底下的那十个贪官都来了,都跟我谈话,说‘给你处理两次了,连那个判决三次了,你还想捕他们全家啊?’
    
    国办(国务院办公厅)姓何的就说‘再给你两千多块钱就不错了’。最高法院说‘你想把他们全家都给抓了?’(温州)市信访局的那个人说‘都给你处理三次了。我是给中央汇报的,不是给你处理的,我是来北京玩的’。(温州)信访室就是这麽个态度。”
    
    *章冬翆:在中宣部门前绝食绝水八天抗议,九老师问题不处理,想饿死在胡耀邦门口*
    
    主持人:“您见胡耀邦是什么时间?”
    
    章冬翆:“见胡耀邦是1986年‘中秋节’(1986年9月18日)那一天,因为正好是省里市里县里来了10个人,中央八个部委正好就是说所谓的处理我的案子,其他老师被打的案子都不说。其实我告的是九个老师,不是我一个。
    
    因为中宣部(传达室)迫害我、打我,我在那儿绝食绝水八天八夜,所以我就想绝食饿在总书记门口,因为饿在总书记门口也好啊,因为他们人很多都在那儿(开会)呀。
    
    我去胡耀邦家就是绝食绝水的,一天一夜······”
    
    *章冬翆:1986年中秋之夜在总书记胡耀邦家门口绝食,与胡耀邦照面*
    
    主持人:“1986年‘中秋节’见的胡耀邦,是吗?”
    
    章冬翆:“对。晚上12点过后。”
    
    主持人:“在什么地方?”
    
    章冬翆:“在他家门口。他夜里12点过后才下班。其实胡耀邦从那个(中南海)小西门可以直接到家,但是我估计他可能想见我,他完全可以从中南海地道到他家。但是他没有,他就从那个西门然后就过来。”
    
    主持人:“胡耀邦他凭什么见你?他见你又说了什么?见你有多长时间?你把这件事前因后果说清楚好不好?”
    
    章冬翆:“好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告诉那两个警卫······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是老师’,我给他看介绍信,报纸什么的都给他看,把中宣部的那个也给他看。我说‘现在就有八个部委还有省市县来的十个人,所谓在那儿处理,其实不是,要给我抓回去,真的要给我抓回去’。我说‘我就到这里来了,找胡耀邦评评理,他们为什么抓我?胡耀邦都批示来着’。
    
    后来有一个警卫就进屋了,打电话。然后又出来,说‘胡总书记让你上小西门’,他说‘你不要上新华门,上小西门。胡总书记就在那儿办公,他会安排人接待你’。我说‘不去,我哪儿都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绝望,我说‘打死我也不想告了,因为我知道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主持人:“因为您提到见到胡耀邦,详细的情况见了多长时间?有什么对话?”
    
    章冬翆:“一分多钟。因为我不跟他说话,那时候我真的打死不想告了。”
    
    主持人:“见胡耀邦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
    
    章冬翆:“警卫问我,我都说了。说完了他进去打电话就是给胡耀邦打的,然后他说‘胡耀邦总书记让你到小西门去,他会接待你’。要派人接待,到底是他本人还是别人我不知道。我没去,因为我不想告了,我说‘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待着’我就告诉那个警卫‘我也不想告了,就有点想饿死在他门口,因为省里来了十个人嘛,和县里的都在呢,没走啊’。
    
    后来胡耀邦来的时候我没有说,因为说也是重复,警卫早就给他打电话,中办也给他汇报了,他全知道。”
    
    主持人:“他说什么话了?你们彼此照面了?还是······”
    
    章冬翆:“他没说,照面。他车停在门口,然后两个警卫就拦我一下,让我靠边站,以为我会弄着他衣服啊,然后就说‘总书记啊,我有冤啊’,让他处理啊怎么怎么着‘替我申冤啊’······他以为我会说这个话,做什么过激行动,其实我什么也没有。
    
    因为我知道他都知道,因为我在那儿停一天半夜了嘛,我跟警卫聊了很多,警卫都会跟他说。”
    
    *章冬翆:胡耀邦垮台三天后,我被抓,先送北京功德林遣送站,后送上海遣送站*
    
    章冬翆说,随着胡耀邦失去职务,她的命运又出现了新变化。
    
    章冬翆:“胡耀邦垮台(1987年1月19日见报后)三天,教育部就把我抓走了。如果他没垮台,可能还不敢抓。关了不少天,才打毒针的。
    
    先关在北京遣送站功德林,然后又送到上海遣送站。打毒药针是在上海打,不是在北京打的。
    
    就是那个教育部赵大津把我抓起来,送到上海遣送站,然后给我打毒药针,关疯人院。”
    
    主持人:“送到上海叫什么地方?”
    
    章冬翆:“上海市遣送站。那个时候就是叫‘收容站’,给我关在里头。刚开始本来说春节到了,让我走‘给你买船票还是买什么票?’那个时候我们温州没有火车,只有船,或者是你要坐火车到金华,再倒汽车到温州。问我要买车票还是船票,说‘先回去过春节,过了春节再返回北京告状。”
    
    *章冬翠:原说送我回家乡,后遣送站接一个电话,警察变脸,说我有病要给我打针*
    
    章冬翠:“刚开始那个遣送站也比较同情我。后来不知谁给他打电话,我听到了,说‘章冬翆’······当时警察队长不在,早上去吃饭了,是一个跟我们关在一个屋里的‘牢头儿’接电话,她说‘哪个章冬翆呀?’因为我刚来了几天,她不知道,人知道,名字不知道。她说‘哪个章冬翆?她走了没走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知道有人给遣送站打电话。
    
    等警察来了以后就变脸了‘你给我出来,章冬翆!’挺凶的。
    
    我说‘干吗?’她说‘你不能走了’。
    
    我说‘为什么呀?买不到船票还是买不到火车票······’
    
    她说‘你想走就走?没有那么便宜!’说‘你有病,我就给你打针’。
    
    我说‘怎么回事呀,走也是你说的呀。我也跟你无冤无仇,我是浙江人,案子发生在浙江,又不是发生在你上海,我跟你也没冤,为什么呀?’
    
    *章冬翠:给我打两针毒药针,我被扔进遣送站疯人院,昏迷一天一夜七孔流血险丧命 *
    
    章冬翠:“她说我有病给我打毒药针,然后真给我打了。
    
    给我拉过去,第一针打了,我有一点点点昏头昏脑,但是还有意识,他们说什么干嘛我还知道。
    
    再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又开始给我打第二针。然后就昏迷了不知道了。昏迷一天一夜,七孔流血,大小便都失禁了,他们把我扔在遣送站一个疯人院,专门是关的疯人,大部分都是上访被他们逼疯了的。关在那个屋里,也没吃饭,昏迷了嘛。
    
    一天一夜我醒了,发现大小便全拉在裤子里。七孔流血,哪儿都是血了,就这样。
    
    我就一直在里头喊,那时候正好过年了嘛,我一直在喊······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放出来,又把我关在正常人那个屋里,在那里关了五天五夜。
    
    《人民日报》记者李而亮后来跟我说‘你这个毒药针打了以后,有的人打两针就会死’他说‘你生命力非常强,你打了两针没死,如果给你打三针,你肯定会死’”。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告状见到胡耀邦”。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来源:RFA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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