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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前的调查:85%访民称苏共代表公务员利益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5日 转载)
    来源:探索
    
    

    核心提示: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人们所熟知的这句话实质上反映了事物内外部关系的辩证法。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了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要求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我们要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一、腐败亡党亡国,亡就亡在丧失民心上
    
    腐败导致亡党亡国,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亡在丧失民心上。中国历史上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江泽民则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高度更加深刻地指出:“我们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1]
    
    民心向背是对兴亡规律重要的经验总结。历来贤明的统治者,总是善于通过实现政治清明、社会繁荣安定来赢得民心,进而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相反,如果腐败盛行,丧失民心,其政权就必然垮台。苏联解体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例子。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上徐徐降落时,苏联人民是在一片宁静之中接受了这一严酷的现实。因此,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究竟是苏联人民背叛了共产党,还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群众?答案显然应是后者。人民群众对苏联解体采取静观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苏联官僚阶层严重腐败丧失民心有关。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在于民心向背。谁搞腐败,谁就丧失民心,谁也就必然走向灭亡。
    
    民心向背决定执政党是否具备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执政的合法性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说的,用美国学者利普塞特的话表述即:“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这种信仰的能力就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一种认同感。人民群众只有具有这种认同感,执政党才具备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备这种合法性,执政党就具有了执政的权威,就能够把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说到底,执政的合法性还是一个民心的问题。如果执政党丧失民心,它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将使执政举步维艰,不可能长久地维系下去。问题很明显,人民群众不可能总是听任一个自己不信任的政党来充任领导者。在缺失合法性的条件下,执政党也不可能有效地利用政治资源为执政服务,物质性资源如国有资产和精英人才会大量流失,非物质性资源如社会秩序会出现失范。这样,执政地位就极不稳固,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垮台。民心向背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尤显重要。
    
    民心向背对一切执政党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则尤显重要,这是因为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如果一旦失去这种优势,它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可能。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3]斯大林曾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与其母亲即地神盖伊的关系来比喻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说明我们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安泰的力量再大,没有他母亲的支持最终也要失败;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有力量,靠的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之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4]不消除腐败,就始终存着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可能。
    
     二、腐败亡党亡国,亡就亡在政权质变上
    
    亡党亡国是一个政权更替的概念,这种更替既包括外敌入侵而导致本国政权的颠覆,也包括自身政权质变而对原有政党和国家的替代上。腐败亡党亡国,主要指的是后一种,是由自身因素所引发的这种根本性改变。
    
    腐败是产生既得利益集团的温床。既得利益集团是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集团,其基本特征:一是掌握权力,二是以权谋私,三是具有势力范围。既得利益集团是在腐败的气候和土壤中滋生起来的社会毒瘤,它能够使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政客为一己私利而相互利用、结党营私,形成团伙性的腐败圈子。苏联解体前,早就形成了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列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特权越搞越严重,部长级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竟相差44倍至56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扩大到上百倍[5]。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除了让自己的小儿子当上前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之外,还让自己的女婿从内务部一个普通的中校官员在短短几年之内,一升再升而成为内务部中将衔的第一副部长,不久更晋升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上将[6]。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苏联各地,都“变成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7]。1990年6月,即苏联解体前一年多,《西伯利亚报》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8]。这说明此时的苏共已经不是代表苏联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已经严重官僚化了,而这种官僚化的背后就是特权阶层亦即我们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以至泛滥。叶利钦后来曾描述了前苏联的特权阶层是如何享受特权的。据他说,在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会“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人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苦中苦苦挣扎”[9]。这些情况说明,苏共执政的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发生蜕变。这就难怪苏联解体时,广大苏联人民采取静观态度。
    
    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使政权蜕变以适应其利益需求。既得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实至名归”。他们不会甘心在原有政权壳子中去谋取私利,而是要求彻底改变原有的妨碍其谋利的政权性质,打碎这个旧壳子,以便在新的制度和体制下更方便更贪婪地去攫取利益。因此,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且数量日益增多时,自然会促使执政党及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笔者赞成这样一种看法:“苏联剧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10]这时,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用原有政权那块遮羞布了,明火执仗更方便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后,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61%的大工业家来自原苏联的官僚机构;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1%的人靠的是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9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11]。对此,美国一位研究俄罗斯的学者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12]既得利益集团把社会主义的苏联送进坟墓,而他们自己却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贵,最遭殃的则是广大人民群众。由此可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防止形成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一旦萌生,必须尽早铲除。这是长治久安之策。
    
    三、腐败亡党亡国,亡就亡在社会动乱上
    
    腐败是引发社会动乱的酵母。腐败能够亡党亡国,就是因为腐败非常容易激发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会以社会动乱的形态表现出来,其矛头直指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使其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陷入崩溃。
    
    腐败削弱社会稳定性。所谓稳定性,是指“社会系统受到破坏性干扰时不致引起剧烈震荡的诸条件的总和”[13]。社会稳定性一般取决于经济现代化程度、政治现代化程度、物质利益分配合理程度、政治理想上的一致性和领导集团的调适能力等五方面因素,而腐败则会对这些因素发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比如,腐败在经济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容易多发,而腐败多发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政治腐败集中表现在集权专制、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等方面,而这些腐败必然制约着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物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就极有可能是权力腐败所致,分配缺乏合理性本身就酝酿着社会动荡因素。腐败会冲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导致社会共识趋小,无法保持政治理想上的一致性,使社会趋于不稳定。腐败的领导集团一般都充斥着贪官和庸人,这就缺少公信度并由此而制约着调适能力。因此,腐败必然削弱社会的稳定性。而一个建立在缺乏稳定性社会上的政权,如果再遭遇积怨已久的社会动乱,是十有八九要垮台的。
    
    腐败会导致反社会力量的积聚。反对腐败是一面非常有号召力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很容易形成反社会力量的积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去阻止这种反社会力量的积聚。最有效的办法显然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消除腐败现象,不授人以柄。邓小平在总结“八九政治风波”教训时说:“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4]因此,要化解社会矛盾,不使反社会力量以售其奸,就必须坚决反对腐败。
    
    腐败引发动乱曾留下惨痛的教训。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罗马尼亚是由腐败引发动乱而导致亡党亡国的典型个案。罗共领袖齐奥塞斯库则是以权谋私的典型。在生活上,他大搞特殊化。他及其家属仅在布加勒斯特市内和市郊就拥有数幢宅邸和别墅,在全国各地另拥有多幢别墅。在政治上,他大搞家庭统治,俨然当代的“家天下”。齐氏家族的所作所为?43?引起民愤,群众议论说:“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本身并不照着共产主义原则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体制的最大悲剧。”[15]这暗含着对政权的否定。加之齐氏独断专行、拒绝改革,使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而他又阻塞言路,对人民实行超强控制。这样,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罗马尼亚的大规模动乱,致使齐氏夫妇惨死在政变者的乱枪之下,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这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切莫忘记。
    
    四、腐败亡党亡国,亡就亡在自身分裂上
    
    腐败在执政党内部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分裂,而执政党一旦发生分裂,也就失去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竞争性政党来说,分裂将会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导致在竞选中败北而下野。即使对于非竞争性政党,分裂也会极大地减少其政治能量,损害其在公众中的形象,潜伏下衰亡的危机。
    
    腐败能够引发执政党自身分裂。政党是由本阶级具有政治共识的人所组成的精英集团,其核心政治目标是国家政权。腐败能够引发执政党的分裂,就在于它严重干扰政党核心政治目标的实现,导致精英集团、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都产生分化。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并不是党内所有的人都想腐败、也都有条件腐败的,腐败一般是发生在那些握有实权而又利欲熏心的人或集团身上。腐败又是一种极不公正的利益分配,在利益分配中受损的人或群体必然要产生不满,形成对本政党的离心倾向。在2000年大选中下台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为了我们提供了这种由腐败引起分裂的例证。该党是一种“职团主义结构”,包括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四个非地域性的职业部门。党组织的这种结构,曾有效地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创造了该党执政史上的辉煌。但该党长期执政,官僚化倾向日益严重,腐败现象逐渐滋生。据墨西哥有关报刊揭露,墨西哥有相当一部分的犯罪组织的头目都是高级警官、革命制度党党员或高级检察官。革命制度党的一些党员指出:“腐败成为革命制度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是腐败导致的党的失败。”[16]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农民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这实际上就是党的执政基础的一次分化。到80年代,又有3个职团部门成员发生严重离心倾向,进一步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党在这时已经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政党竞争就是强弱态势的抗衡和转化,当一方政党削弱时,另一方政党则会乘势而上。就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江河日下之际,反对党“争取变革联盟”迅速崛起。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仅为37%,被反对党一举击败,从而结束了长达71年之久的执政历史。历史是一种合力运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固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无庸置疑的是,它严重的官僚化和腐败现象使党的执政基础分裂而失去了众多的支持者,这是一个相当主要的原因。
    
    分裂的执政党及其政权必然走向衰亡。腐败-分裂-衰亡,这是陷入腐败泥潭的任何执政党及其政权都难以摆脱的因果链。腐败是分裂之因,衰亡是分裂之果。因腐败而产生的分裂就其性质说,是一种蜕变中的分裂,分裂行为及其结果是对自我的否定。因此,这种分裂过程就已经包含着被否定的自我走向衰亡的因素,尽管衰亡的节点还没有出现,那只是早晚的事情。蜕变中的分裂可能出现各种复杂情况:一种是杂乱的无政府状态,如前苏联解体前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1990年8月,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在发表电视讲话时透露,苏联非正式组织已经发展到9万多个[17]。这说明苏共已经丧失政治整合能力,失去领导核心作用,而名存实亡了。第二种是上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基础的分化,导致其在大选中处于弱势,而被反对党赶下台。还有一种情况是党内政治精英的分化,如台湾国民党因长期涉嫌“黑金政治”,大搞官商勾结,盛行贪污腐败,而失去民心,致使党内一些政治精英从原有统治集团中分离出来,即形成连战、宋楚瑜两大阵营,使国民党的票源一分为二,这就给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以可乘之机,结果在2000年3月大选中,在台湾执政长达50年之久的国民党败北,沦为在野党。无论哪一种情况,追根究底都是与腐败有关。任何执政党及其政权,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腐败现象,也就不可能逃脱历史法则的惩罚。
    
    瑞士总检察长卡尔松?德蓬特说过:“贪污腐败是一种国际现象。它象癌症一样生长,一直腐蚀到经济和政府中去,从而有动摇国家的根本基础的危险。”[18]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大量的现实。我们要将前车之覆引以为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永不变色。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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