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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遠當年設計“西北大聯合”鴻圖的“靈感”來自向方?/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06日 来稿)
     笔者按:張學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的目的与动机,究竟是像杨奎松先生所说的“为了打回东北去呢?”[《与网友对话》见共识网],还是張學良自己的《不小的计划》中所说的在西北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大且偉矣”的“小家庭”。[1]即在西北建立一个像外蒙独立那样的張氏王国呢?笔者已在前一文《張學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中,已从正面讨论此,在此再从旁应征此。
    
     杜重遠的一生,為我們探究西安事變的誘因提供了新思路。說實話,筆者也是在認真探究杜重遠當年設計“西北大聯合”“鴻圖”的“靈感”來自何方的過程中,引起對張學良與盛世才比較研究的興趣。可以這麼說,筆者提出盛世才的崛起,撩撥了張學良的野心,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誘因,這一新觀點的“靈感”,來自對杜重遠的“德性”,以及杜重遠的志向、興趣、愛好、奮鬥目標,以及為之奮鬥、獻身場所的認真考查。筆者認真的考察這一段歷史,寫成《西安事變的起因是抗日嗎?》,署名陳忠,發表在二零零一年《北京之春》上。文中提出“盛世才的崛起,牽動張學良的心弦,誘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

    
    杜重遠被認為是“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張學良多次向杜求計,他們密謀於暗室。甚至唯恐暗室不保密,而把“汽車開往上海郊外,在遠離人群的郊外汽車中密談(謀)。”[2]早在“九一八事變”期间,張學良就把他不戰失錦州,說成是:“在日軍的飛機,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僕後繼,死傷蔽野。”[3]可見,抗日不但不需遮遮掩掩,而且還是張學良用來遮掩像逃跑這樣醜惡罪行的亮麗外衣。
    
     甚至像劫持國家元首,軍隊統帥,這樣最不見不得光的陰謀,也是在抗日這一亮麗外衣的遮掩下進行的,且曾被張學良多次妙用。倘若張學良真與杜商討抗日的話,何須如此鬼鬼祟祟,不為人知。
    
     杜重遠還是公認的“西北大聯合”設計師,提出一整套有關“西北大聯合”計劃。[4]該計劃是不是像他們所表白的那樣是為了抗日呢?
    
     可惜張學良後來沒有表現機會,由他本人親自揭示他們當年密謀的西北大聯合的內容。但是杜重遠這位“西北大聯合”設計師後來的表演,足以向世人揭示他當年所設計的“西北大聯合”的目的。七七全面抗戰後,這位自稱早就密謀抗日的杜重遠,竟遠遠逃離抗日前線,躲入新疆。他雖然無抵抗兇惡、強悍日軍的勇氣。但據地稱雄的“鴻鵠之志”絲毫未收斂,積極協助盛世才叛離中央。並著書《盛世才與新疆》,吹捧盛,以求高官。但仍被盛查出他是“日偽間諜”,杜也二次供認不諱,而死於盛的牢中。也許杜為盛效忠,竟死於盛的牢中,似乎有點冤枉。但是杜被日寇趕出家園,國難家仇,竟未能喚起杜的良知,在七七全面抗戰後,與全國人民一道勇抗暴日,報仇雪恨。相反,竟在全國人民與強敵做殊死戰鬥,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杜仍毫無心肝的協助盛進行分裂祖國的罪惡活動。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杜是民族罪人,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直到七七全面抗戰後,杜重遠仍醉迷於協助盛,分裂祖國的劣迹,清楚的吿訴世人:當年牽動杜的心弦,使杜設計出“西北大聯合”“鴻圖”的“靈感”,來自盛的崛起,喚醒盛的東北老鄉——原奉系豪傑們據地稱雄的“鴻鵠之志”,絕對不是抗日。這是因為發生在杜身邊的“母親送子上戰場,妻子送郎打東洋”的全民救亡,不能使杜共鳴;抗日的號角也激蕩不了杜。只有萬里外盛世才據地稱雄的“偉業”,才能使杜共鳴,並使杜激蕩不已,而不辭勞苦,萬里投奔。並以二十四萬分熱情,投入盛世才的據地稱雄的“偉業”中。
    
     可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仍把杜吹捧成“偉大的愛國者”,因而在此有必要補充幾句。杜案是在盛世才訪問蘇聯,並在蘇聯加入共產黨後,(因而盛世才此时是正牌共產黨。)回新疆,奉行蘇聯政策,并大力清洗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国民党官员。與蘇聯以及中共關係好時審理的。(因而盛世才也是名副其实的共產黨。)主審官是共產黨员、中共首领毛澤东的弟弟毛澤民,杜重遠是在毛澤民這位主審官審理下,“供認”他的罪刑的。(因为迫害杜重遠这位“偉大的愛國者” 的主谋及主審官都是共產黨。因而与其说杜重遠这位“爱国人士”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不如更准确的说杜重遠这位“爱国人士”是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历史被颠倒到惊人的程度,不管什么野心家,阴谋家,凡反南京中央政府,都是“爱国救亡”。凡对共產黨不满的人,都是受国外敌对势力操纵的叛国者。)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熱血上海同胞積極支援與日軍血戰的抗日將士,如為與日軍血戰的前線抗日將士送水送飯,救護傷患,連平日膽小的女孩,也持國旗游過河,送給堅守陣地的戰士鼓舞士氣。遠在雲南(四川)的壯丁,冒著烈日、暴雨,步行數月趕來支援抗戰。(上海)抗戰前線,是多麼需要像杜重遠那樣的男丁支援。可杜竟離岸觀火,中共的宣傳機器竟把杜離岸觀火行為,說成是杜(沒有鑽到床底下躲起來,而)“勇敢”的爬上自己家樓頂觀戰,這就是杜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全民抗戰中,唯一的“壯舉”。常見於中共吹捧杜為“偉大的愛國者”的出版物中。杜重遠此時所想、所做的,根本就不是抗日,而是籌劃赴新疆。杜與支援上海抗戰的真正愛國者們背道而馳。在上海抗戰最緊張、最需要男丁支援的一九三七年九月,離開上海抗日前線,至遠離抗日前線的新疆。而當時的新疆,是盛世才喪失最起碼的民族尊嚴,無恥的要將中國神聖的領土——新疆,作為一個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並請來了蘇聯紅軍,即著名的“紅八團”,住在靠近甘肅的邊境,阻止自己祖國的軍隊進入新疆宣示中國的主權,卻讓蘇聯紅軍住在新疆,以宣示蘇聯的主權的極端賣國時期。杜是幫兇,顯然杜不是傳統中華文化的愛國者,只是中共黨文化的“偉大的愛國者”。儘管後來盛看到蘇聯在徳蘇戰爭中失利,又與蘇聯疏遠,甚至処死中共要員像毛澤民等。但那另有原因,與杜案無關。
    
     在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導演下,日軍自己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夜,一夜之間,在天津日本租金界內,暗殺他們的走狗——親日的報紙《國權報》社社長楊(胡)恩溥,與另一親日報紙《振報》的主筆白逾桓。卻誣稱是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所為等一系列事端。[5]并藉此類事端,把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勢力擠出華北,為在華北扶植偽滿州國式的傀儡政權做好準備。杜重遠紧密配合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的阴谋活动,於两天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用《閒話皇帝》之類,對削弱日軍實力,增強中國國力,毫無實際意義的話,為日軍製造此類事端製造藉口。
    
     至少也是杜故意撩撥日軍,為日軍入侵製造藉口,“聯日反蔣”,妄圖把中央軍推入與日軍苦戰中,借日軍縛住中央軍,從而無力統一中國,讓軍閥們能安心“自治”。因而還可看到,杜重遠的《閒話皇帝》,與張學良私派他的親信苗劍秋,秘密訪日本,妄圖出賣祖國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割據華北之舉,[6]遙相呼應,(此两件事也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以能讓張學良“已下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7]夢能成為現實。可惜日本對如此腐朽的張學良實在不感興趣,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早就有一個“以晉代奉”的計劃,在有关阎锡山的资料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动员阎锡山出面,代替张学良这个腐朽的花花公子,把东北建设成像山西那样的模范地区,成为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王道乐土”,才使张学良的計劃落空。
    
     敢於在報紙上用“抗日”的言論,顧意撩撥日軍的杜重遠;以及抗日不離口的張學良,卻不敢在正常的場合,商討他們自稱是為了“抗日”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的本身。就已清楚的證明,他們在遠離人群的郊外汽車中密謀的,只能是為全中國人民不齒的破壞中國統一,復辟軍閥割據,但為張學良和杜重遠神往的盛世才據新疆式的“宏圖偉業”——在西北“另立局面”,所以張學良和杜重遠才如此唯恐為他人知曉。
    
      杜重遠与張學良一样,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仍不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放弃个人小打算,与全国人民一道,同舟共济,渡过危难。而是仍“心怀大志”,密谋建立自己的“宏圖偉業”。“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我(齐世英)商之于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准备让他(杜重遠)做南浔铁路局长,但杜说这些职位已不在话下。”[8] “(杜)与我(齐世英)谈天下事,他(杜)说他跟張學良如何的好,跟宋子文又是如何的好,上海文人对他又如何的好,而我在中央还有一些关系,只要彼此一携手,一商量,让他们怎么办,事情就都有办法。听他口气好像我俩携手,就可视天下事易如反掌。”[9](杜重遠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仍视天下为他囊中之物,密谋取而代之,可见他的野心之大。)”且可看出杜重遠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仍在拉邦结派,树自己山头,建立自己的“功业”。为此,他用尽种种方法来“拆蒋公的台”。
    
     正如不少人所説,杜重遠能量大、善计谋,被認為是“西安事变推手”,“西北大聯合”設計師,“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10]杜本人也説“跟張學良如何的好。”[11]深得張學良的信任。早在“九一八事變”期间,他就已是張學良的重要策臣谋士——“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对日问题。这位張學良的“诸葛亮”,在“九一八事變”期间,是如何“襄助” 張學良对付日军的呢?为張學良出了那些“爱国抗日”的奇谋呢?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期间,所用的上、中、下三策,(见《劫蔣者之夢》第十四章。)那些是杜重遠提出的呢?为什么中共的出版物中,避开杜重遠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呢?相反,却能在中共的出版物中,看到杜用尽一切方法来掩盖他在“九一八事變”期间的“奇谋”。如:“九一八事變之夜,杜重遠和一位老前輩孫季賢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館。當時天津電話局會計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聽電話,蔣介石命令:‘有抵抗者、開槍者,槍斃。’”[12]莫非杜重遠真的是他后来承认的日本间谍,因而他事先就已知道日军会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入侵沈阳。否则,杜怎么知道那个时间(“九一八事變之夜”)蔣介石会有命令,而事先邀请别人来旁聽蔣的電話呢?像杜重遠那样的“正人君子”,竟不惜如此作贱自己,伪造自己偷听他人电话,这样不道德的行为;甚至伪造自己偷听国家元首的电话,窃取国家机密的违法行为,来掩盖他们在“九一八事變”期间所作所为。并藉此来“拆蒋的台”,达到建立自己的“功业”的目的。
    
    又如蔣公以徐道鄰的筆名,發表《敵乎?友乎?》一文,使當時中日雙方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可杜重遠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改善,竟跑出来在《新生》上,发表一文来“拆台”。试图使中日关系继续紧张。杜重远的那些所谓“争国格”,“应该立即抗战,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等等主张。其实都不是杜重远的真正主张,只不过是杜用诱惑人心的词汇,达到“拆别人的台”的目的。只要我们将杜的那些“主张”与他的真实行动稍加对比,就可清楚的看出这一点。
    
    的确,东北被日军占领,东北人成了“亡省奴”。真 “应该立即抗战,不怕牺牲、不怕失败。”且杜重遠本来就在东北,只要他不逃跑,留下来,像東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趙洪文國、趙侗那样,组织游击队,就可达到他“应该立即抗日”的目的。可杜对抗日絲毫也不感興趣,在东北受到日军侵略,需要他自己保卫他自己家乡的时候,可耻的“一枪未放”从东北抗日前线逃到南方,又从上海抗日前线,逃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那里有他自己所説的“应该立即抗战,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的影子。充分的説明杜説的那一套,另有目的。他自己是不准备按他説的那一套去做的。他的所谓“救亡”,只是推别人入战争火海,以达到“拆别人的台”,建立自己“功业”的目的。
    
    杜重远什么时候“争(过)国格”?正如前面提到的,杜在上海抗戰最緊張的时刻,逃离上海抗日前線,至遠離抗日前線的新疆。而當時的新疆,是盛世才喪失最起碼的民族尊嚴,無恥的要將中國神聖的領土新疆,作為一個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並請來了蘇聯紅軍,即著名的“紅八團”,住在靠近甘肅的邊境,阻止自己祖國的軍隊進入新疆宣示中國的主權,卻讓蘇聯紅軍住在新疆,以宣示蘇聯的主權的極端賣國時期,杜是幫兇。如此杜也能厚着脸皮説他“争国格”!与杜重远刚好相反,中央军在上海与日军血战。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争国格”。
    
    还可看到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当宽容,杜可以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地区密谋串联。甚至,“只要杜重远在上海,家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这些都是掩护,实际这里是爱国人士(这里的所谓爱国,即毛泽东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爱蒋介石的国。即千方百计拆蒋介石台,密谋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人群。)秘密接头的地方。”[13](这一段话的原文,前面还有:“在日伪时间”几个字,显然这几个字是大陆文人用来粉饰杜重远,以塑造杜重远爱国抗日而伪造的。这是因为杜重远在日伪时期,已被盛世才禁锢在新疆一直到他死,他在日伪时期,根本就没有可能到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只可能出现在南京中央政府时期的上海。)倘若杜重远在共产党的“民主圣地”——延安,他的家是秘密接头的地方的话。(谁都知道,避开当局,纠合一帮与当局对着干的人在自己家里秘密接头,比王实味的几篇文章的“罪过”,不知要大多少倍。)不要三天就会像王实味那样,身首异处了。杜重远这回不远万里,跑到他神往的新疆,不用再受“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可以享受他同类所管辖的地区的“自由民主”了。人们从杜重遠的经历,可看出谁是“血腥统治”者,是蒋介石呢?还是那些自称“爱国抗日”的“民主进步”人士?
    
    直到现在中共仍未公布全部档案资料,但仍透露,杜是因为“平庸者”密告,才立案的。在“平庸者”们眼里,杜重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杜重遠虽然在上海抗戰最緊張的一九三七年九月,逃出上海抗戰前线,并赴新疆采访,写吹捧盛的文章以求高官。但他一九三八年底,才举家迁往新疆。盛世才为安排杜重遠的工作,曾费一番心思。盛告诉杜,新疆非常缺乏技术专家,希望借助杜的专长建设新疆。可杜重遠説他对“实业”已不感兴趣了,希望搞政治。(可见并不像外界所説,杜重遠去新疆是为了新疆建设。)盛怎么会让杜这个外来人搞政治,树立潜在的政敌呢?可杜重遠写书肉麻的吹捧自己,使盛不便立即翻脸,硬给杜一个技术专家的位子。盛明白杜是不愿做具体工作的,要作“大事”,才转为新疆学院院长。但杜仍热衷政治,排演了剧目,作为送给迪化市民的见面礼。一个小小的学院院长,一上任就如此张扬,自然引来非议。这年暑假,杜重远率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去伊犁。伊犁行政长姚雄与杜重远之间表现出超出正常的关系。姚雄对杜重远十分热情,到郊外十里欢迎杜重远。盛认为杜是宣扬自己,别有用心。他们乘机串联,相互勾结,是杜在网罗党羽,图谋不轨。特别是杜叫学生下乡,深入农村,深入社会,做社会调查,了解下边群众受压迫受迫害的情况。如此存心搜集当局的压迫人民罪证,盛世才能容忍吗?秋季开学,暑期工作团工作结束,杜重远“搜集盛世才压迫人民的罪证”回家后,就被盛世才软禁在家,事实上,已经被拘留了。杜重远实际上只在新疆工作几个月,(杜当记者、作家写书吹捧盛那一段时间除外。)且这一段时间仍是盛世才与苏联以及中共的蜜月期,显然盛世才此举不会针对他们(共方)。不少人写文章説,杜是为了建設新疆才去新疆的,甚至还要在建設二字前面加上抗日来修饰。能从杜重远在新疆这几个月时间内的作为,看到他在脚踏实地建設新疆吗?杜重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不引导年轻的学生,刻苦学习,以能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新疆做出贡献。相反,驱使年轻无知的学生为他火中取栗,叫那些年轻无知的学生为他搜集当局压迫人民罪证,把一大批学生(据説近千人)引入政政漩涡。真是误人前途,害人子弟。还有文章説,杜去新疆,是苏联希望杜帮助把苏联的武器运给中国抗日。杜重远在新疆这几个月中,运过一粒子弹给前线的抗日战士吗?且果真是苏联希望杜去新疆的话,那么杜重远就有苏联背景了,倘若杜有苏联这个背景、后台的话,盛敢加害杜重远吗?……从此类“资料”,得出杜重远是伟大爱国者的结论,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不妨再举一例证,杜重远刚被盛世才软禁在家中,还没有受过盛的种种刑罚时,杜还没有放弃他来西北创立自己“功业”的“理想”;盛也没有最后决定如何处置杜。杜的朋友萨空了受盛世才之托,来向杜打听他准备如何自处:“你与盛世才弄得这么僵,怎么办呢?”杜説:“我现在有三条路,上策是去苏联。中策是留在这里,不走,看他把我怎么样!下策是回重庆,反正我是绝对不走的!回去干什么呢?”[14]好一个“回去干什么呢?”杜重远的这一句话把他的抱负、来新疆的目的暴露无余。回去即回到中国的心脏地区,那里真正的爱国同胞,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杜重远不是口口声声説“抗日”“救亡”吗?回自己老家东北,像東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趙洪文國、趙侗那样组织游击队,抗日。回上海,像“色”“戒”中的女英雄郑苹如那样,秘密抗日。或者像張靈甫等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那样,投笔从戎,勇敢的奔赴抗日前线,真刀真枪的抵御入侵者,捍卫祖国。可是在杜重远的灵魂深处,真正的抗日对他这个一心只想建立自己个人事业的人来說,是“干什么呢?”(可见杜重远曾大喊大叫的“抗日”“救亡”是骗人的。他杜重远只是用“抗日”“救亡”口号,来达到拆蒋的台,建立自己“功业”的目的。)萨空了在他们两人中间奔走,萨把从杜处得到回答转告盛:“杜重远愿意去苏联!盛世才脸色铁青,没有一点表情。萨问盛:‘你打算怎样处置杜呢?’(盛回答)‘愿意回重庆可以!’”[15](可见盛世才最初只是想赶走杜重远这个秘密建立个人势力的分子,并没有置杜重远于死地的意思。)尽管杜重远被盛世才如此不信任,但是杜仍死也不回重庆,为什么呢?我想杜仍未放弃他在新疆建立自己“功业”的美梦。而回重庆,杜感到他无建立他自己的“功业”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蒋公那时已抗日了,杜再也不可能用他曾经用过的“抗日”、“救亡” 那一套,来拆蒋的台,达到建立他自己功业的目的了。
    
    杜的上策竟是去苏联,苏联處心積慮地将当时仍是中国领土的外蒙,以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内割裂出去,成为苏联的附庸。与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内割裂出去,叫做“满洲国”,成为其附庸完全一样,是侵占我国国土的国家。可杜竟将侵占中国领土的苏联,作为他“去处”的首选地,发人深思!再次证实杜的“救亡”,“争国格”的虚伪性。
    
    杜重远的“留在这里,不走,看他把我怎么样!”这一暗地较劲,较出盛世才设法使杜“二次供認不諱他是日偽間諜”,最终死在盛世才的监狱。盛、杜之争,纯粹是权力之争。他们二人是同类型的人,只不过盛的计谋远在杜之上,杜那点伎俩还没有出招,就被盛看穿而禁锢在家。杜重远作为“襄助对日问题”的几十万边防大军的“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不好好襄助边防大军保卫边疆,竟被一个连日本,即川岛中队,一百零五人,佔領自己的營房;一百二十八日騎佔領承德。逃离东北后,还不脚踏实地工作,使祖国尽快强大,以能抵御外敌。而是“心怀大志”,密谋建立自己的“宏圖偉業”。“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视谋取“天下易如反掌。”[16]一直都在“抗日”“救亡”的幌子下,妄图把中央军推入与日苦战与垂危中,以达到拆蒋的台,建立他自己“功业”的目。杜重遠这类人只有蒋公的“成功不在我”的宽容的环境下,才能生存。在毛澤東、盛世才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的地区,絕不可能让像杜重远这类个人野心家存在,这才是盛世才决定清洗杜重远的真正原因。
    
    若将杜重遠在“反动”的蒋介石管辖地区的表现,与在他自己选择的“民主进步”人士管辖地区的表现,综合加以分析,看看杜重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难看出,杜重遠不管在那里,都心怀大志,不安本份。一直都在为实现他的大志,搞小动作。甚至不惜驱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杜重远的实际行动证实笔者的分析,杜只是在“抗日”“救亡”的幌子下,拆蒋的台,以达到建立他自己“功业”的目的。杜自己既不真正爱国者,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去与日寇血战。杜重远只是一个终生为创立自己权力伟业的“斗士”,“爱国”“抗日”只是幌子,在他的心目中也没有排在必要的位子。到头来还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七十四军等,張靈甫等黄埔健儿们才是真正的爱国抗日者。相反被中共封为爱国抗日的“英雄”们,如張學良等等,只不过是一群败类。
    
    笔者既不认同杜重远“勾结苏共以及中共谋反”的说法;也不相信杜重远是日偽間諜。这些罪名只是盛世才这类整人专家骗造出来的,杜与盛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
    
    ---------------------------------------
    
    [1]《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以及《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
    
    [2]《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
    
    [3]《張學良報告錦州失陷經過電》,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五。引自《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蘇墱基,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頁。
    
    [4]《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二百一十五頁。
    
    [5]《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六頁;以及《1935年:危機再現》,主編李繼鋒,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頁。
    
    [6]苗劍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東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頁。转引自《張學良評傳》,司馬桑敦,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頁。
    
    [7]《蔣氏秘擋與蔣介石真相》,楊天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二十九頁到三百三十一頁。
    
    [8]《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0]《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
    
    [11]《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2]《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P.248。
    
    [13] www.zhiyin.cn/2010/1130/86371.html -
    
    [14]《西路军-天山风云(西路军在新疆)》,冯亚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5]《西路军-天山风云(西路军在新疆)》,冯亚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6]《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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