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痛史：毛泽东依外屠内之先行者考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05日 来稿)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十一期 文章作者：王春霞，原标题《“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 》。大家看看，毛泽东对苏联的投靠、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与历史上的大汉奸有何区别？祭毛泽东的同伙邓小平1989年屠杀北京学生19周年。博讯投稿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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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就存在着一个民族国家再造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现代民族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1。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提出「排满」，要求建立汉民族的共和国，对于「国史」的重新缔造也成为革命派的时代任务。因此，他们书写的历史均以汉族族体为中心：除了寻求汉族的起源、歌颂汉族的始祖之外，还宣扬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的辉煌斗争史、涌现的英雄豪杰、以及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等等。本文着重以史料来重现当时的「国史」，以期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 汉族始祖──黄帝
黄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领，属于姬周族。随着后来以周族为核心的各部族逐渐融为一体，黄帝也就成了新的共同体──「华夏」的初祖。司马迁作《史记》，在《五帝本纪》里不仅把黄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而且把其它几位古帝都说成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甚至以后的「三王」──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2。但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一直提的是三代、尧、舜，孔子是其中的中心人物。黄帝因汉初黄老并称，后来逐渐演变成方术的守护神，开始与民族的始祖身份分离。
到了20世纪初，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开始普遍起来。清末率先尊黄帝为汉族始祖的是部分改良派人士。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3欧榘甲也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4。当时他们如此提法，似无多少政治用意，只是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国内各种族类。而革命派在晚清掀起的尊崇黄帝的高潮，则是宣导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革命派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5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为重视黄帝的大学者，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6他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7。王氏的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之共识。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横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用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象汉族团体，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亡国」，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那」当本国名称。章在会上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模仿他们8。在「亡国纪念会」后，留日学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后春笋，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新广东》一文中即明确说明：「今所谓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应以土地还之中国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9此时，各地的汉民族主义者都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1903年4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二期用的还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出的第三期便改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宣告成立，会员徽章的正面镌黄帝像，背面小字为「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10。军国民教育会以黄帝为徽章的图案，显然寓有反清的意图。正如当时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组织者秦毓所说：「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11。
1903年5月，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126月，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称：「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137月，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14接着又在《攘书》里说：「炎黄之裔，厥惟汉族」15。陈天华也在次年的《猛回头》里把黄帝唤作「始祖公公」16，望他「给汉种速降下英雄」，以匡国难17。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也称：「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18。之后，革命派类似的称呼比比皆是，如称「我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19、「世界民族第一之黄帝胄裔」20、「吾聪明灵秀之黄帝民族」21、「神圣祖宗黄帝」22、「我四百兆黄族」23，等等。许之衡指出：「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始祖，揭民族主义而宣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24刘师培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25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还组织同盟会员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重阳节那天，会员们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三十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参祭者在黄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26
黄帝作为汉族的始祖，自然也应是「民族国家」的起源。 1903年7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倡行黄帝纪年以取代光绪纪年和耶稣纪元。他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27宋教仁也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为纪元，为汉族开国之一大纪念也。」28之前，黄兴也曾使用黄帝纪元。黄帝发明后，当时计算的方式并不统一：于1904年创刊的《黄帝魂》将该年定为黄帝纪元4614年，而《国民报汇编》则把同年推算为4395年，《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洞庭波》、《汉帜》则用同一系统，分别把创刊年1905、1906、1907年改为黄帝纪元4603、4604、4605年。1905年，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沪军都督府等地方革命政权也大多以此纪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并通令全国执行。中华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09年。
然而，关于黄帝的来源国人并无多少认识，西方学者主张外来说的居多29，其中最占势力的是法国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的美索布达米亚西来说。拉库伯里在1894年写的《中国太古文明公元论》一书中认为：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率领巴克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乃是汉民族的前身30。此说被中国学者所采纳，也都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如宋教仁在《黄帝肖像题词》一文中即写道：「呜乎！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31刘师培在《攘书》开篇也写道：「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实为巴克民族所发迹……」32林獬发表在《中国白话报》上的《国民意见书》上也说：「原来我们中国汉种从前是住在西方帕米尔地方，昆仑山下。」331904年陶成章发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其中详细考证了汉族祖先的迁徙史，并专门辟了六节叙述黄帝的地位和战功。
其实，把黄帝作为汉族的祖先，只是一面之辞。因为古代人们也把他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不仅历代汉族统治者尊黄帝为祖先神，而且魏、辽、夏、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承认自己为炎黄后裔。因此，改良派对革命派的这种说法给予驳斥和批判。康有为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排满论「不过宋、明来据夷之旧论而已。」34严复认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排满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35。
二 汉族英雄谱
很明显，革命派突出「黄帝」，认同「汉族」的目的是为了「排满」。革命派主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有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36；「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族，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37。
为了激起革命者的民族自豪感，鼓舞革命士气，革命派又开始挖掘历史上汉族的辉煌斗争史。「历史者，非徒为古人作纪念之碑，将为今人发爱群之想。」38因此宋教仁着《汉族侵略史》，盛赞汉族曰：「集合四百五十余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 39他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建立起国家，主要是能坚持「排外主义」与「进取之政策」。所以，他「专叙述汉族历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灭其国、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各事实」40，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对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进入中原，宋教仁认为是汉族的「亡国」。他说：「满洲人则更以其打牲游牧野蛮凶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横噬之惯技，以与吾族难，一遇而国弱，再遇而国亡，……今之忧时之士，亟亟焉唱为民族主义，与夫复仇主义之说，以冀恢我势力，完我国家。」41
1904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开篇即提出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则我祖先创拓之丰功，不敢不颂言也」42。他还说：「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43。他盛赞汉民族的英雄，既有政治上的帝王豪杰、科技文化上巨匠鸿儒、也有热心爱国的大义之士……皆「世界莫能及。」44
章太炎也特别注意以民族历史激励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主义的力度。他撰《中国通史》，胪举历代保种卫国之帝王将相，一一为之考记，又撰文字、学术、礼俗、章制诸典，顾、黄、王、颜、郑、张以及全党、逸民诸别录，莫不寓有民族之大义45。1908年，胡适也写道：「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46
由于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他们高举种族革命的旗帜，要求他们所大力宣扬的「民族英雄」，多为历史上汉族与他民族斗争中持抗拒态度的典型。首先跻身此一系谱，取得「民族英雄」之光荣地位者，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903年，《湖北学生界》率先刊载《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文，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抗御金人之伟大典范。1906年，《竞业旬报》编辑傅君剑也撰有《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岳飞传》的长篇传记。作者于文末说道：「吾宁夭折早亡，以见我楚（？）清胡虏，志复中原的民族伟人岳飞。」47马叙伦则于《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一文，并述岳飞、文天祥二人之事迹，并寄望乎「爱国士之嘟佣觥梗讻闱h族复兴张本48。《国粹学报》第15、16期于卷首接连刊出岳飞画像与遗墨数帧，题识曰：「公抱种族之痛最烈，夙怀忠愤。今去公七百余年，而公之排斥异族、忠君爱国之精神，犹可于此尺幅之上想见之云」。1904年，芜湖安徽公学教师更发起组织「岳王公」，假岳飞抗金之精神，为反满革命宣传49。
1903至1904年间，《新白话报》刊出题为《文天祥》的传记小说，呼吁国人效法他们的爱种之心，投入排满革命的行列50。1904年《觉民》杂志亦载有《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一文，誉之为「首竖义旗、攘斥胡虏，九死不屈、为种流血」之大豪杰。同年，有署名「遁园」者，于《扬子江》四期上刊载文天祥与谢枋得二人合传。
此外，明末反清史事更因与排满革命直接相关，尤为革命派所注目。如黄节的《黄史列传》成传的二十人中，明清之际抗节死义的忠烈之士或矢志光复的遗老孤臣有左懋第、张煌言、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张斐、邝露等七人。其它如夏完淳、朱舜水、李定国、张名振诸人，也有马叙伦、陈去病等为之立传，载于《国粹学报》诸号。在晚明的「民族英雄」中，传诵最多的是史可法和郑成功两人。1903年，《江苏》第六期载《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将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因为他们都是为民族而死51。同年《江苏》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画像一帧，后录词一阕，对史可法「义析春秋、防严夷夏」的种族精神赞扬备至。1904年，《扬子江》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史可法殉难记》一文，同样誉之为「为民族流血之伟人」。同年，《汉声》载有《陆沉痛》传奇，描写史可法死守扬州、兵败殉难的懿行义烈，反复说明「种族」之义，号召国人高标义帜，「振起天声，廓清故宇」52。
清末，对于郑成功的叙事论述，数量之多，分量之重，是其它「民族英雄」所不能比的。1903年，《浙江潮》连载《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长文。同年，柳亚子也在《江苏》发表《郑成功传》一文53。1904年的《中国白话报》也发表了白话文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除此之外，清末所写诗文中涉及郑成功的也有很多。如《国民日日报》即收录咏赞郑氏的长诗二首：剑公所撰《郑成功》和慈石所撰《读郑成功传》。1906至1907年间，有署名「浴日生」者于《民报》分期刊出《海国英雄传》历史剧，虽完成未及一半，但作者已于序言中肯定：「夫自庄烈殉国，鞑靼入关，其不愧黄帝子孙，泣血誓师，不共天日，与逆胡抗战，卒据台湾一片干净土，延明祀于二十余稔者，其吾国英雄郑成功之力也。」541910年，《民报》复载《南洋华侨史略》一文，特辟专章以叙郑成功据台抗清史事。
自然，汉族的历史并非全是光荣的战史和辉煌的成就，民族战争中的失败和耻辱也是革命派藉以唤醒汉族同胞的手段。1907年，《民报》第十八号起连载《桑澥遗征》，以宋明忠臣义士的事迹来鼓吹排满55 。共辑《钱谦益致瞿文忠公蜡丸书》、《陈鉴哭卧子陈公文》、《刘均杨娥传》（第十八号）、《陈卧子报夏文忠公书》（第十九号）、《陈卧子徐文靖公殉节书卷序》、《陈卧子袁烈妇传》、《陈卧子玄丝传》（第二十号）、《陈卧子皇明殉节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虞求徐公行状》（第二十一号）、《夏存右大哀赋》（第二十三号）。《民报》第十九号《本社特别广告》二说：「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海内外志士如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杂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钞录，寄交本社，以资采辑，汉族幸甚。」
这种藉读史以培养民族思想之理论，遂成为清末革命者所趋。鲁迅说，东京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它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56一时间反清英雄们的传记、反清思想家的文集、太平天国的战史、清军入主中原的痛史、各种历史古籍和珍贵的照片画像，充斥于留学界。如《广州三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亡国惨史》、《大明亡国痛恨史》、以及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顾、黄、王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黄书》等都翻印出来，广为散发。国粹派的黄节有感于国家种族之濒临灭亡，发愤作《黄史》，全书网罗历代节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实际成传者二十人。陈去病则刊有《明遗民录》一书，搜罗典籍至数万卷，所传人物，分省论次，气势尤为博大。还有马叙伦的《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之《刊故拾遗》、庞树柏之《龙禅室摭说》等笔记杂志，也都记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遗烈57。
三 「汉奸」痛史
除了异族与汉族是仇敌外，还有就是汉族内部的「汉奸」与非汉奸之分了。为了声讨国内「汉奸」助纣为虐，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进行鞭斥也是当时宣传的一个方面。
早在1903年，章士钊就写了一篇《汉奸辨》来辨明真正的「汉奸」。作者认为，汉人与外人皆有称「汉奸」者，其中必有混淆，故应辨明何种是真正的「汉奸」。「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58这自然是站在本族汉人的立场上而言的。对于满人所谓的「汉奸」，「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59。
1906年《汉帜》创刊，其《驱满酋必先杀汉奸》一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奸」，只要是与非汉族人交往的，一概骂倒：远自商周，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实为「汉奸」之「召戎伐周」，而「申侯鄫人为中国第一次卖汉之奸也」60；周末狄人灭卫，也是卫人反戈助狄所致。
汉代高祖平城之败，作者以为是「韩王信之为冒顿助」；汉武帝时李陵之败，实「管敢」为单于报信所致；苏武被羁留，则是卫律贪封而谋；匈奴一再犯边，赵信屡为计划；王昭君嫁胡，是一画工所陷害，「石显毛延寿尤为无形之汉贼」。
五胡乱华，「汉奸」尤多。有司马颖之参北单于丞相事；孔苌之效命刘渊；有徐光、张宾为石勒谋；有王济、高诩为慕容鲜卑谋；有吕婆楼为氐人符氏荐贤、王猛为之整军、李威为之议政；于是胡祸蔓延，成南北分朝之惨局。北魏拓拔珪之所以能统一北方，实有李先教之读书，后孝文帝「以胡人混合我种」，又是薛聪、李冲、李彪、高闾、王肃等人所助，总之，「无一非汉奸」61。
唐至五代，遇中国有事，则收胡兵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则称臣于突厥；唐玄宗为控制河北，则用安禄山；唐肃宗欲平两京，则征兵回纥；唐僖宗欲讨黄巢，则借军沙陀……所以有唐一代，「举国皆含有通虏性质」，也就无怪乎「虏祸不绝」了62。五代亦是如此，为了一己私利，或与契丹结好，或称兄弟，或称子，「为千古中夏之奇辱」。更有一班人如韩延徽、卢文进、乔荣、李崧、冯道、刘昫、张彦泽，等等，为契丹成中原之天子，用心用力，「则是五代以来赂胡之辱」。其间只有唐太宗击颉利可汗，周世宗杀汉内奸，而一展汉威，为汉族子孙「得意之举」。结论是：「刘黑闼、刘武周、杨国忠者，隋唐之汉奸也；韩延徽、赵延寿、杨光远、杜威、刘崇者，梁晋汉周之汉奸也」；「唐之高祖、玄、肃、僖，五代之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者，三皇五帝之汉奸，而唐太宗则三皇五帝之绳孙」；晋王李存勖因非汉人，为「三皇五帝之杂种也」63。
有宋一代，有四戎之害，作者认为也是「汉奸」召之。如太祖听信法吏之言，因忌汉将，始有靖康之祸；杨业遭嫉，寇准受谮，张洎被黜，于是夏辽皆成大患；金之通宋，则有童贯、王黼、赵良嗣、蔡京、蔡攸诸小人结金；宋北部失陷，因有张邦昌、刘豫、李梲杜的降金；宗泽为汪黄所阻，岳飞为秦桧所害。
元因得姚枢，而汉人士大夫始有北向者；因得赵复，而北方始知学经讲性理；因得窦默，忽必烈始闻立纲常；因得许衡，而蒙古人始知崇孔孟、立学校、定官制；其它如刘整献樊城、范文虎叛安庆降、张弘范逼厓山、赵孟兆页附金、等等「媚元诸臣」，「指不胜屈」。
清初入关时的「汉奸」主要有：北方的范文程、金之俊、吴三桂、洪承畴。「三藩之乱」时，「汉奸」有广西的孔有德；广东的尚可喜、耿仲明；陕地的赵良栋、张勇、五进宝、孙恩克；楚地的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闽地的杨捷、吴兴祚、赵贞；浙地的李之芳；粤地的傅宏烈。台湾郑成功割据时，则有汉奸姚启圣、蓝理、施琅、施世骠。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则有「汉奸」杨遇春、杨芳。太平天国时，则有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骆秉章、沈葆桢、彭玉麟、罗泽南「残杀同种」。咸同捻军时，李鸿章、刘铭传、张树声则「再杀同胞」。在政治、文化方面为清酋效力者，则有纪昀、阮元、赵中乔、岳钟琪等，「如恒河沙数」64。
到如今，要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必杀张之洞；必杀「庆祝立宪党」、必杀「各官吏之暴者」、必杀「各监督兵官之妖者」、必杀骑墙派。作者认为，「汉奸」与满洲有密切的关系，实已同化于满，所以，现在杀「汉奸」，「谓之杀汉奸也可，谓之杀满人亦可也」65。
再如《民报》所载《虎伥遗恨》，作者署名曰「有妫血胤」，内容也是揭露「汉奸」丑史的。它记录的主要是清初为清平乱时的「汉奸」，有吴三桂、施琅父子、李光地等人。其中，吴三桂「率其丑虏，深入滇黔，穷搜缅甸，弒帝酖后，躬行悖慝」 66；施琅假托父仇，效忠异族，「负恩郑氏，负恩明室，因以负恩于我中国」 67；李光地，名为理学名臣，却不知「严夷夏之大防，明春秋之本义」，无气节，少志趣，「行倾险之鄙事，蜡丸告变，甘为猛虎之伥」68。 四 汉族灿烂文化──「国粹」
文化的差异是区分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后，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又成为联系民族的的纽带和保持民族特性的工具。20世纪初，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醉心欧化」的现象。但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虽实行「新政」，但对传统文化仍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僵硬原则。清廷制定的教育总旨仍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69。学部规定的教育章程中，依然规定「经学」为必读课目、治学之根本。河南巡抚、湖广总督、湖南巡抚、江苏巡抚等纷纷上奏，要求建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70。在社会生活中，许多政府官员仍然抱着传统伦理纲常不放，更不用说领导下层「开放」和「西化」了。可见 「崇洋媚外」之风远未达到狂热的程度。
中国的国粹思潮，与其说是针对欧化主义而发的，不如说是应乎「排满」革命的需要而发的。革命派直接承接戊戌时代「保国、保种、保教」的余绪，只不过他们的「国、种、教」，专指汉族的而已。他们需要借此来激扬民族精神，以资革命。「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71
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出狱东渡日本，出任《民报》主编，成立国学讲习会，后又办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许多留日青年云集他的门下，听他讲解国学。章太炎也标榜「上天以国粹付余」，在主编《民报》后发表了一系列宣传保存国粹的文章。章太炎把宣传国粹与反清革命联系在一起，使民族的历史文化变成了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于是兴起了一种国粹主义思潮。山西留学生主办的《晋乘》居然把宣传国粹列入他们的「六大主义」之首；《云南》杂志专出《滇粹》以表重视；《民报》也连篇累牍刊出论述国粹的文章，并声明「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72。
所谓的「国粹」，就是汉族古代的优秀文化，从先秦诸子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论著，从音韵小学旁及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学文学，等等。所以，革命派所维护的「国粹」，则是原原本本的汉族的族粹。章太炎认为国粹内容有三大类：「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73显然，国粹派所说的「国粹」是指中国的传统学术，基本相当于现今人们所称的「国学」或「传统文化」。因此，国粹派的最大成就也是学术。
同时，陶成章在东南亚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也刊登了大量国粹派的文章。陶成章认为：「环球诸邦，兴灭无常，其能屹立数千载而永存者，必有特异之学术，足以发扬其种性，拥护其民德者在焉。」74可见，该杂志也是「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75为宗旨，宏扬民族文化。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和中国教育学，等等。
虽然，国粹派已不同于以往的文化顽固派，不再视儒学为中国文化的全部，也不再以恢复和发扬儒学为最高理想。他们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发掘，结合时代特点，重塑近代中国文化。但是，狭隘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又大大消融了革命者的民主性和进步性。而且，中国的国粹派不愿放弃的「国学」，更多的还是指「儒学」。他们认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而国学又出孔子者也。……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76他们还一再强调儒学的本义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只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了而已。所以他们呼吁要恢复儒学的本来面貌，重新建立中国的「国粹」：「保全国学，……然尤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情势，而使必不可灭。」77也就是说，「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犹足以长存。」78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刘师培办《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
总之，中国汉民族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东亚大陆广袤的土地上，经常有民族争端和民族战争发生，所以汉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它的区分标准主要不是血缘和地域，而是文化的差异。同时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处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华夏文化一直未受到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冲击，而是不断地「同化」侵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这就更加强了汉族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国粹派面对自己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历史负罪感。章太炎惶惶然，谓以「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79而且，他们更把「传统学术」和「国学」看作立国的根本，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80；「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81正是由于如此强烈的文化守成心理，才促使他们不惜毁家倾产去办刊物，穷困潦倒中仍坚持讲中国的传统学术。他们的爱国热肠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是，他们又很容易为传统文化中心的保守性所牵制，从而偏离原来预想的轨道。
五 结 语
革命派所述历史都是以汉族史为中心，这与中国传统的正统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局面实际上延续到了建国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民族史学者刘先照先生曾着文批评这一现象，「古代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满（清）等族所建国家，是『中国』还是『外国』？建国以前，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把他们作为『外国』。建国以后，用新的观点看问题，大多数同志都把它们作为中国国内民族了。但现在把它们看作『外国』的观点的影响存在，而且甚大。……例如一九八○年再版的一本有名的通史就不止一次地说：蒙古『侵入中国』。最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一篇小说也说是『蒙古人侵略中国』。有的同志还坚持认为，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是『外族和外国』。这种观点不能说是正确的。」82所以，姜义华教授说：「真正的中国通史，应该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而不仅是汉族通史。」83
其实，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新的类型的民族也产生了。比如「中华民族」、「美国民族」，这些民族大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本身也即政治的产物。 「政治民族」只是民族与政治相联系的方式，或者说是民族在现代世界中赖以生存的外壳。在政治民族体内，往往包含着不同的文化民族，也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虽然，民族国家也一直在国内加强政治民族认同的宣传和「缔造」，从而强化一个国家民族的形态。但这在目前的情况下，是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而且，他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座上所说：「我把自己从事民族研究的体会写出来，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研究中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我的用心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试图指出，在新的国家建设当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84
注 释
1 参见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 还有一些文献把东夷族的首领──如少昊，以及某些北方戎狄族──如犬戎，也说成是黄帝的后裔。（《世本》：「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因此，直到当代，仍有学者把黄帝当成华夏族或汉族的祖先，大部分人则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3 《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4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306页。
5 〈黄史〉，《国粹学报》1905年2月，第9页。
6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1页。
7 同上，第534页。
8 〈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9 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10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转引自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1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1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670页。
13 同上，第763~764页。
14 同上，第722页。
15 《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16 陈天华：〈《猛回头》黄帝肖像后题〉，见《猛回头•警世钟》，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7 同上。
18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
19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60页。
20 〈革命制造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78页。
21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80页。
22 壮游：〈国民新灵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76页。
23 书屡：〈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50页。
24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49页。
25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722页。
26 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2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721页。
28 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29 有说来自埃及；有说来自中亚细亚；有说来自土耳其斯坦之西南和阗之俄亚希斯；有说来自印度；还有说来自印度支那半岛；赫胥黎则主张来自亚美利加大陆或美洲北部。
30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原载《学衡》第37期。见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学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31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32 〈攘书•华夏篇〉，李妙根编选：《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5页。
33 白话道人（林懈）：〈国民意见书•序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892页。
34 《康有为政论集》，第669、403、667页。
35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148页。
36 《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667页。
37 同上，第651页。
38 金宏淦编：《国民新读本》，「卷首」第1页，上海书局1906年9月。
39 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40 同上，第6页。
41 同上，第5页。
42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213页。
43 同上，第214页。
44 同上，第213~214页。
45 参见陶绪：〈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
46 铁儿（胡适）：〈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1908年11月。
47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48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49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8~441页。
50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231页。
51 汉儿：〈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江苏》第6期，第71~81页。
52 〈陆沉痛传奇〉，《汉声》第7、8期，1904年。
53 亚庐（柳亚子）：〈郑成功传〉，《江苏》第4期，第61~71页。
54 《民报》第9号，第113页。
55 陶成章在〈桑澥遗征序〉中说：「中原板荡，索虏入居，屠戮之余，继以焚坑，公私涂炭，文献荡然。……迩来东欧化东行，求学之士，往往土苴其朔，后生小子，于故书雅记，乃至百不窥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销沉哉！」可见，是借历史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以求排满。
56 〈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318页。
57 参见郑师渠：《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58 章士钊：〈汉奸辨〉，《章士钊全集》第一册，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59 同上。
60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的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页。
61 同上，第174页。
62 同上，第174页。
63 同上，第175页。
64 同上，第179页。
65 同上，第183页。
66 有妫血胤：〈虎伥遗恨〉，《民报》第22号，第105页。
67 同上。
68 同上，第106页。
69 《清实录（五九）•德宗实录（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7页。
70 《清朝续文献通考•学校14》卷107，（台北）新兴书局，中华民国五十四（1965）年版，第8661~8663页。
71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72 《民报》第19号。
73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74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陶成章集》，第451页。
75 〈《教育今语杂志》章程〉，《陶成章集》，第451页。
76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49页。
77 同上。
78 黄节：〈「国粹学报」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43页。
79 〈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笔〉，《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80 黄节：〈「国粹学报」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43页。
81 许守征：〈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52页。
82 刘先照、韦世明：《民族文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83 严明：〈姜义华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月。
84 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求是学刊》2000年第6期。
王春霞 女，1975年生，200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史。现为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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