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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花12万美元买李宗仁的假古董值吗?
(博讯2006年10月07日)
    
    李宗仁的字画与西马庄的饭碗
     (博讯 boxun.com)

      古今中外,大凡“成功”的政治家都是很有“魄力”的,比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毛的“魄力”不仅从他那“翻天覆地”的做为中体现出来,就是在一些小事中也能看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侨居美国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授意其老部下兼密友程思远多次密访大陆,与中共高层谈判李“回归”事宜,双方逐渐达成了共识。1960年,李宗仁把他存在美国的12箱古董字画运到香港,再由程思远转送北京,说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11万美元购买的”,“不忍将其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云云。但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这些古董字画大部份是赝品,仅值3000美元。擅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拍板决定以3万美元买下这些赝品,当时参与其事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都说“够大方了”,岂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几个月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就到香港领取了这由毛泽东亲批的12万美元。(见程思远:《我为李宗仁归来五上北京》,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9期)
    
      这故事很能展现毛泽东的那种不受拘束的“政治魄力”:什么真品、赝品,什么值不值,这都是小问题,统战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作为后人,在观察这个不算重大的历史事件时却不能不想到那一年在中国发生的另一件真正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席卷大部份产粮省的大饥荒。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1960年是1959—1961三年大饥荒中最严重的一年,而这严重性,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山东省“下放”时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
    
      据张广友回忆,1960年12月他到达惠民地区的西马庄村,住进当地一户姓尚的人家里。他一进屋就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小孩子,“一看以后吓一跳。小孩已经三岁了,大脑袋,小细脖,两个眼睛叽里骨碌的,身上骨瘦如柴,就剩那个肋条骨像搓衣板似的,喘气呼嗒呼嗒,你能看出来还有气,眼睛还是挺灵活的,能看着你,不会说话。他妈妈跟我讲他活不多长时间了,她说没吃的,没办法。”当时下放干部应该与当地农民实现“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因此张广友首先向房东提出要把自己的粮食交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房东却说“你在我这吃,我连做饭的锅都没有,我搁什么给你做饭啊?我说你怎么没锅?她说我们的锅全都被砸了,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我们的锅全都砸了,烧饭的铁铲子都弄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饭碗都没有几个像样的,筷子也没有,弄个树棍。她说我们对付吧,反正没有办法,对付到哪天是哪天,反正没有希望,迟早都是死。她说我们村里头平均起来七八天的时间要死两个——就是我去的那段时间。”在随后的调查里张广友发现这时的西马庄村“已经在饥荒中出现了绝户的现象,那些一家之中最后死去的人常常很长时间都难以被人发现”。几天之后,张广友就加入了和其他村民一起义务埋尸的队伍,而当地的村支书“也不清楚自己的村子到底死了多少人”。(见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2005年9月26日播出的《张广友:大饥荒见闻录》)
    
      我想,当年别说12万美元,只要得到1万美元的及时救济,西马庄村也不致于出现那种惨状。
    
      对于类似西马庄村这样的惨状,毛泽东等高层领导自然没有亲身体验,但他们对当时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是已经知道了的。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且在信中说“全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承认农村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泽东的对策是派干部下乡。当时毛对万名干部下乡作了一个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同时谈到“三分之一地区大不好的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族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见《张广友:大饥荒见闻录》)一场由于毛泽东极力树起的“三面红旗”所引发的大灾难被他用轻轻几句话就推到了“阶级斗争”和“自然灾害”上,可见其人“抓大放小”之“魄力”。
    
      读这两份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料,不能不让人感到在当时李宗仁的那些字画比西马庄村民的饭碗更受重视。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等领导人完全不顾民瘼。其实,自从1959年“三面红旗”的灾难开始显现,毛泽东虽然“鸭子死了嘴巴硬”地在政治上坚持不认错,但在实际政策方面已经有所收敛,一些疯狂的极左做法已受到毛的“批评”,而以河南“信阳事件”为代表的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曝光更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大为震惊,我想,不论毛泽东当时是不是真的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内心深处一定会对在自己的“伟大领导”下出现这种人间惨剧而生出些许沮丧和内疚。但是,政治家之为“政治”家就是他总把“政治”放在最重要地位,而身处中南海的波光树影间是看不到西马庄村那个躺在炕头奄奄一息的三岁小男孩所体现的“政治”的,相反,李宗仁的字画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总是首先出现在他的眼界内和思想中,所以,我们以前“学习”过“毛主席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吃肉”的故事,现在又知道了毛泽东颇具政治家“魄力”地以12万美元公帑买下“仅值3000美元”的假字画的历史,但令人遗憾地没有看到“毛主席给西马庄村三岁小男孩送去救命粮食”的画面。今天设身处地地想,买下李宗仁的那些假字画显示出毛泽东的“政治魄力”,换来的是后来李宗仁的“回归”,是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毛领导下的新中国“众心所向”的生动体现,在当年其“政治意义”的确不小,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李宗仁的“回归”与否对中国的民生和经济是无关痛痒的,而西马庄村民的饭碗实在是最重要的,是应该放在最首要的地位予以关注和考虑的,因为它才是毛泽东曾一再宣扬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基本的体现。
    
      不过,我们更应思考的还是李宗仁的那些假字画为什么能比西马庄村民的饭碗更受重视,或者说毛泽东的那种“魄力”为什么能随心所欲地发挥出来?12万美元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凭毛的一句话就从国库里拿出来送给了过气政治人物李宗仁,这在其它民主的“共和国”里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古代皇朝是“朕即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宣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大进步,但在实际国家事务中“人民”却是虚位的,这从1949年后许多重大事件中都可看出,“李宗仁字画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生动的事例。所以,李宗仁的字画与西马庄的饭碗应该引发我们对政治民主和为保障民主所必需的政治体制的思考。这思考,并不仅仅是为了某些没有头脑的“愤青”所说的“翻出这些个陈年旧账来”,更是为了中国今天和将来的稳定和发展。
    
     和讯博客/作者:北场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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