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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政治,还是暴民的政治?/笑蜀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9月13日 转载)
    来源:FT中文网
    
     在“谈政治之二”一文中,说到北洋时期“首都革命”的两把火,我曾如此感叹: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它其实就是暴民运动、暴民政治,即它其实就是政治超限战,以大众之名,拒绝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这逻辑还可再延伸,即它其实就是革命。所以毛泽东才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对革命的超限战本质的这种认同,毛泽东和陈独秀等党内同志,无疑有着高度共识。

    
    这恰恰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当天,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风。此时的胡适,处境已颇有些尴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风气之先,一度领袖群伦,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来,大时代随即转向,由思想斗争、文化斗争转向主义之争,尤其转向政治斗争,转向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整个社会越来越撕裂,越来越极化。一向温良敦厚的胡适,哪跟得上趟,其个人命运必然逆转。“五四”就这样成了大时代的拐点,也是胡适个人命运的第一个拐点。而有陈独秀、李大钊的变脸,有新青年杂志的变脸。胡适无法认同老朋友的选择,只好分道扬镳,越来越成了争议人物。
    
    此后,他每况愈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开启的国共合作及所谓国民革命,是大时代的又一个拐点,也是他个人由盛而衰的第二个拐点。他既不认同陈独秀、李大钊们鼓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得罪了共产党;也不赞成孙中山鼓吹的武力统一,倾向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于是又得罪了国民党。对国共两党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他也多所批评,尤其不赞成所谓学生运动,主张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反对学生卷入政争。这当然更惹恼了青年学生。这时的胡适,已经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
    
    撕裂的时代,极化的时代,是所有人必须选边站队的时代。像胡适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更必须站队,更不能让他闪开。他却不仅跟国共主导的“新势力”渐行渐远,还居然跟“旧势力”投怀送抱。1925年初参加段祺瑞组织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几个月后,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见。他在新旧势力之间的这种依违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势力”恼怒。掌握了时代话语权的“新势力”,如何可能对他客气?围攻纷至沓来。上海学生联合会给他写信,痛斥他拥护复辟余孽,摧残全国教育。他去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一路被学生追骂。在学生们看来,此时的胡适,“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
    
    最不客气的仍是从前的新青年同仁。陈独秀在致李大钊信中嘲笑胡适“跪着造反”;鲁迅则以向来的刻薄,写了《导师》一文,对胡适毫不留情地各种损,最后大喝三字:“鸟导师”。曾经的青年导师胡适,就这样“百尺竿头掉下来”,成了“鸟导师”,成了“新势力”的公敌。
    
    胡适有自知之明。在阻止北大学生卷入政争失败后,他即“告了长假,在上海养病著书”。同时反复致函北大校方,坚辞北大教职。其实是自甘边缘。但是,名高谤随的胡适,已经身不由己。国共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越来越水涨船高,继夏天的“五卅运动”、秋天的北师大风潮之后,终于在这年11月28日达到巅峰,引爆武力夺取政权的所谓“首都革命”。政权虽没能夺到手,次日的一把熊熊烈火,却成功烧掉了晨报馆,并点燃了全国舆论。即便远在上海的胡适,这时也不可能作壁上观,不复有昨日的清静。
    
    争议的焦点是晨报馆该不该烧。陈独秀的回答斩钉截铁:该。为什么该?徐志摩一接手《晨报副刊》,就组织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完全处于下风,他们早憋了一肚子气,晨报馆在他们眼里,早就是反苏反共的桥头堡,早就是敌人。如今世学者已经指出的:
    
    在那个时代,对苏俄的态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表明你是进步还是反动。这个问题在陈独秀自己那里当然不言而喻,但,《晨报》居然还作为问题讨论,讨论下来,结果反俄还占了上风。这种落后反动的报纸为什么不该烧?烧报纸的逻辑乃是陈独秀当年不准《新青年》发表反对白话文的继续。因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新青年》是自己的,说不发就不发。《晨报》是异己的,必不容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烧。
    
    陈独秀和他的党内同志认为该烧;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对《晨报》同样恼火,同样认为该烧,因而领头者即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干将朱家骅。此时的晨报馆,跟胡适的处境很像,都把国共代表的“新势力”给得罪光了。区别只在于,晨报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胡适则是一个人,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事后有朋友庆幸胡适走得早,否则,“首都革命”的那把街头之火恐怕也饶不了他。
    
    《晨报副刊》发起的这场苏俄问题大辩论,本来都是文人之辩,按说不会秀才遇到兵。奈何徐志摩们固然都是秀才,身后没有兵。陈独秀及他所属的国共阵营,身后却有千千万万兵。这千千万万兵拿段祺瑞等武将暂时没奈何,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只好推迟;但拿来对付晨报馆及徐志摩们,却是绰绰有余。火烧晨报馆的滚滚烈焰,就这样腾空而起。在陈独秀们看来,这当然是神圣的革命之火,大快人心。晨报馆咎由自取,得其所哉,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权力使人腐败,革命使人堕落”,是时人冯胜平的一句名言。“革命使人堕落”这点上,早年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算是典型。亦如今世学者已经指出的:“游行群众是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来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馆的。事实上是,朱家骅们此刻正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论的自由。怪异在于,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却不准别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报》的自由在哪里?”平心而论,此时他们确已丧失了起码的理智,被自己心中的戾气和大时代的洪流彻底裹挟。而他们并不自知,还以为这是追求理想,是高尚,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让胡适忍无可忍。尤其对老朋友陈独秀的堕落,他是再也看不下去。所以他不顾自己处境的尴尬,最终站了出来,对老朋友猛击一掌。这也不只是他对老朋友的态度,也代表了他对那个大时代的态度,代表了他对那个大时代的痛心疾首。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他对那个大时代的宣言书。
    
    这就有了1925年12月初,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载诸《胡适文集》第7卷。今天重温这封信,其当代性显而易见,值得细细品味。好在这封信篇幅不长,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这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注:《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的惋惜、沉痛、伤感及巨大忧虑,可说溢于言表。这不只是对大时代,尤其是对于陈独秀这班老朋友。他们不仅并肩战斗过,而且他们本来有共识的,最大共识即是胡适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们共同署名的《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飙犹在绕梁的时刻,陈独秀转向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前夜,那时他多少还属于原来那个陈独秀,多少还有一点对自由的忠诚。但仅仅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抵挡不住苏俄代表的游说以及大时代的诱惑,急剧转向。
    
    陈独秀的这一转向,归根结底,是从英美版的“自由”转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阶级专政”,即胡适所说的“阶级专制”,即只允许拥护我的自由,不允许一切反对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颜色的自由。这当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适坚守的自由,水火不容。这才是最大的堕落。更不幸的是,这堕落已然成为时尚,成为时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识阶级的主流。这时代的主流或者说知识阶级的主流,实际上,从所谓五四运动,已然发端。其后的首都革命,不过发扬光大而已。这其间的悲剧之一,则是知识阶级的堕落。“五四”开始,学生即有“丘九”之谓,而到所谓“首都革命”,“丘九”之风愈演愈烈。应该说,恰恰是知识阶级,成了百年来打砸抢的先锋,成了百年来砸烂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锋。一言以蔽之,最应该谦卑和克制、最应该审慎和律己的知识阶级,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这个时代,的确如胡适所预言的,一切爱自由争自由的人,都再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头重温胡适致陈独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温暴民时代来临前夜即民八年的那个温情脉脉的感人场景——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当时胡适是否沉痛和伤感到落泪,反正我写到这里时,真的有点情不自禁,两眼潸然。今天回头看,这场景该是何等美好,有着这美好场景的时代,无论有着怎样的问题,跟后来的时代比,显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复得的天堂。胡适们没能挡得住这天堂的失去,那是属于早年陈独秀们的时代,人心开始沦陷的时代。没有底线,只有不断探底;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不屈从于时代的胡适们,空余一腔忧思,什么都挡不住,什么也改变不了。于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后,很快有了又一次街头革命即所谓“三一八惨案”,有了刘和珍等学子的喋血。
    
    接下来是所谓海陆丰农民运动,是所谓湖南农民运动,是武汉时期所谓工人运动,暴民时代这潘多拉盒子一经知识阶级亲手打开,就不可能再关得上。底层为主力的痞子运动的登场,也就不可逆转。胡适所最担忧的“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很快成了现实。最终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底层暴力最终胜出,并在砸烂一切打倒一切之后,把最后的锋芒指向了自己从前的导师或者说盟友知识阶级本身。一定程度讲,这难道不是报应么?不值得百年之后的我们深长思之么?
    
    但是坦白地说,我并没有见到多少这类深长思之。历史的惯性可能依然强大。在这个据说历史最悠久的国度,最缺乏的恰恰是历史感。这可能是此国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最让人无话可说的悲剧。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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