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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李光耀的光亮与阴影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30日 转载)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91岁高龄去世。这个争议性人物在1965年领导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被视为“建国之父”,并在随后的50年把新加坡建成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李光耀被视为“亲西方”但却坚持民族主义,后期还亲北京独裁者;他以威权统治为核心的所谓“新加坡模式”和“亚洲价值”被中国权力者推崇,却遭世界很多民主国家的人痛斥。
    

    怎样给李光耀盖棺论定?或者说怎样看待李光耀的自相矛盾:亲西方怎么能又同时亲北京(独裁者),他的民族主义是怎么跟西方文明“统一”的?
    
    从近代历史来看,一般民族主义分子,都是疏远甚至反西方的。以中国为例,无论是共产党的毛泽东,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他们意识形态不同,但都是民族主义分子,骨子里都是对抗西方(价值和文明)的。但李光耀这个民族主义者被认为是“亲美”的,事实上他领导的新加坡也真是跟美国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尤其在军事及经济合作上。
    
    李光耀的这个“矛盾”,实际上有其内在逻辑性。他的“亲西方”,主要是出于现实考量,或者说是利益需要,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所致,而不是真的欣赏、推崇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选择主要跟新加坡的独特历史有关:新加坡独立后第二年(1966),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的毛泽东周恩来们,想把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变成东南亚的古巴,成为红色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共支持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渗透新加坡,进行革命煽动,导致刚刚独立的新加坡面临危机。
    
    在这种局面下,李光耀采取了三大措施,来抵抗中国的统战和革命渗透。一是加入英联邦,后来全面跟美国结盟,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新加坡政府过去五十年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从来没有反美。二是实行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结果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有了经济发展,就有了社会稳定。三是把英文定为“第一语言”,新加坡宪法和法律文件以英文书写。包括学校教育主要也是英文,这样就从语言上切断了跟中国的内在连结。现在新加坡的550万人口,80%以上说英文。
    
    李光耀当时甚至声称:“我不是中国人,就如肯尼迪总统不是个爱尔兰人。慢慢的,世人会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杨、林的人们,外表上是中国人,说着华文,然而却与中国人不同。我们有中国人的血统,我们不否认这点;但重要的是,我们以新加坡的立场思考,关心新加坡的权益,而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人的权益着想。”
    
    所以李光耀的“亲西方”首先是权宜考量,是为自身利益的选择。另一个原因是李光耀不喜欢共产主义,当初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很快跟内部的共产党势力分裂。在这个方面,李光耀很像蒋介石,或菲律宾的马科斯,他们都是反共的,亲美国的,但又都是民族主义者,都不认同(更别说实行)美式民主。所以有分析家曾把亚洲的李承晚、朴正熙、蒋介石、马科斯等称为“小邪恶”,认为美国为了遏阻共产势力这个“大邪恶”在亚洲的蔓延,而从战略上联合他们。而他们也要靠美国的支持来幸存,保住自己政权不被红色浪潮吞掉。
    
    深入了解李光耀的这个背景,就能够明白,到了后期,中国的威胁消失了——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对李光耀承诺,中国不再输出革命,就是不再实行敌视新加坡“李氏政府”的政策。这之后,李光耀就不断歌颂邓小平。中共六四屠杀遭举世谴责,邓小平接见李光耀时说“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李后来引述,甚至推崇邓小平是“人中之杰”,更不要说后来对江泽民、胡锦涛的夸奖。
    
    对李光耀来说,他的最大利益、最大考量是两点:一是保住新加坡的独立;二是保住他(及家族)的政治权力。所以他要通过跟英美联盟的“亲西方”政策,早期对抗了中共和马共的颠覆压力,后期(在中国威胁消失后)又跟北京建立密切关系,为红色中国如何对付美国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又为美国的基辛格们出招对付中国。等于在中美鹬蚌相争中,获“李翁之利”。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曾把知识人分为两类:狐狸和刺猬。刺猬型是死守原则理念、始终如一;而狐狸则随机应变,实用+机会主义。李光耀就是这种“老狐狸”,而且又高寿,至死都实质掌权。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保住他的权势和影响力。
    
    所以这个所谓“新加坡模式”和“亚洲价值”,实质是保住一党独大的威权模式:经济发展,政治垄断。至死都掌实权的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的“大家长”。有人说新加坡不是国家,而是个家族公司,李光耀是“终身董事长”,儿子是总裁,儿孙媳妇和嫡系们,掌控各部门,把新加坡变成了“李家坡”。
    
    但对李光耀去世,西方媒体是毁誉参半。为什么还有“誉”?不仅因为新加坡成为全球经济富裕国家,还因为在政治上毕竟还是实行了多党选举,并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
    
    李光耀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统治,即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比如淡马锡控股公司虽说是国家拥有(财政部拥有100%股份),但实质上李氏家族控制的(李光耀儿媳何晶曾是执行董事CEO),有报道说这个公司庞大到占整个新加坡47%的股票。新加坡的重要公司,包括两家主要媒体(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淡马锡公司都有股份,等于间接影响甚至左右舆论。不过由于淡马锡公司是私人企业模式,按市场经济运作,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
    
    新加坡的经济,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F)每年评比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3年是全球第二名。而第一名多年来都是香港,即使香港回归中国,政治已基本被北京控制,但其经济自由度,仍是全球领先。
    
    所以对李光耀盖棺论定的话,他的最大亮点,就是没走共产主义道路,而是经济上走了比很多西方国家更进一步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促使了新加坡的繁荣和富有。2013年新加坡人均收入6万多美元,超过了美国和瑞士,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的最大阴影,就是没有走美式真正民主选举和完全新闻自由之路,至死都信奉“大家长”式的家族统治。他的盲点是(或许他至死都没明白),即使不从民主理念出发,仅仅从政治操作上,如果他在新加坡完全实行民主和新闻自由,保障个体权利,他的人民行动党也会像现在这样一直执政(每次选举都击败反对党)。类似日本,自二战后有选举以来,在过去这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实行了真正的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并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但除短暂的几年外,几乎全部都是右翼的自民党执政。所以有人调侃说,日本是一党独大。但日本当然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其选举也是真实和公平的。
    
    那为什么日本的自民党能做到几乎一直胜选?我曾在“日本的第三次重大变革”一文中简单论述过,这主要跟东方人的文化心理有关。在美国和欧洲等,左派势力都很大,在美国甚至多数时间是左派执政(左翼民主党当选并拥有国会多数席位)。而在日本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景观,那就是:西方左派的均贫富、高福利养懒汉、政治正确等,在日本难有市场。虽然日本也有左派(甚至共产党),但他们就是很难拿到多数选票。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人,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加务实,秉承勤劳致富的最基本的生活原则(而不是左派的乌托邦平等幻想),更推崇常识和常理(而不是左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而且,由于日本没有被其他国家侵略和殖民的历史,虽然战败,但日本人没有受害者心态,反而产生一种:我们错了,所以失败了,必须重新正确地再站起来的健康心态,所以日本国民的整体倾向是推崇常识的右翼保守派,而不是被压迫者容易倾向的左翼甚至共产党。
    
    即使曾被日本殖民、左倾势力远大过日本的南韩,虽然在结束威权时代之后,有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三届左翼政府执政(很可能是对威权时代的反弹所致),后来就一直是保守派执政,李明博执政五年,现在是朴槿惠。南韩还有个“南北韩统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左右派的正常竞争。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左派的力量更难成大气候。
    
    新加坡的情况尤其突出,那就是反对党非常左倾,他们的政策理念根本无法得到选民的认同。如果李光耀们完全放开新闻自由和正常选举,反对党也会一败涂地。因为新加坡的反对党比日本、南韩的左翼更左,更难赢得人心。
    
    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独立后这半个世纪中,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每次国会大选中都获得压倒性胜利,几乎囊括所有席位。虽然李光耀们被批评通过划分选区,政策支票,甚至用诽谤官司等打压竞选对手(这都是事实),但最根本的,我认为是新加坡的反对党过于左倾、不得人心的问题;他们的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亲中国,强调母语中文,甚至反美情绪等,这些在新加坡都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没有农村、农民,也很少真正的穷人。所以反对党使用发动穷人那种思路的社会主义路线难有市场。上次(2011)新加坡大选,徐顺全领导的反对党(民主党)只拿到4.83%的选票,连半成都不到。现在新加坡最大反对党是工人党,更加左倾。于是新加坡政治出现这样的奇观:反对党选不上国会议员。最后李光耀们觉得这样不好看,硬是通过法律,决定给反对党保障名额。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种政治安排。
    
    随着李光耀的去世,也可以对“新加坡模式”盖棺论定:这个模式不可取!因为明显的事实是,实行民主政治(并自由经济),照样可以达到新加坡那种富有,而且有新闻自由的保障,政治会更稳定清廉。日本就是如此(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全球七大工业国家也都如此。所以“新加坡模式”无法出口,它只是威权者的一个口号。
    
    虽然李光耀走了,但如果新加坡的反对党继续他们的极左路线,那他们当选执政的希望仍非常渺茫。新加坡政治变化的唯一可能,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内部裂变,像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那样,从内部分出一个新的政党。
    
    事实上这种可能现就有了。庞大政治家族的“老爷子”走了,下面的儿孙媳妇和嫡系们,就可能因利益分配,权力争夺,或理念分歧等,而发生分裂。前一段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卫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结局”(endgame)已开始。其实这个预言也可借用到新加坡。李光耀的去世,预示着“李氏家族”统治结束的开始和“新加坡模式”的末世。
    
    2015年3月25日于美国
    
    ——原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bihui/20150330122873.html)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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