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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5日 转载)
    
    
    何清涟:“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胡锦涛、习近平和温家宝在2013年3月的人大会议开幕式后。习近平接过来的“花钱买安定”的资源少于当年胡锦涛温家宝接收的资源
    
    
    何清涟
    14.06.2014 06:05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李执政以来的政治管制比胡温时期更严酷,对这点海内外评价一致,但因其执政不到两年,很少有人从经济上去考较。最近,我在一次Call-in节目中遇到两位听众,都强调经济上习李远不如胡温,其中一人举例说,温减免了农业税,农民都称颂不已,习李执政之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连低保都没有提高,因此他周围的人认为习李不如胡温,有所“觉醒”。
    
    对胡温的幻想消失是在其执政十年的末期,习李执政不到两年。这种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与其说是底层百姓的权利意识觉醒,不如说是政府“花钱买安定”的资源严重匮乏,但上述比较实在过于简单化,完全没考虑两代领导人从前任接班时的“家底”。
    
    *两代领导人接班时的“家底”厚薄不同*
    
    胡温时期,“花钱买安定”成了“治国良方”,以至于地方官的口头禅成了“能够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需要资源支撑,之所以敢花钱,是因为胡温接班时“家底”丰厚,交班前敢大肆举债。到 2012年胡温交班时,红色江山已从各方面显出败相。
    
    最能体现“家底”的是财政收入与政府债务。
    
    胡温接班时,中国政府进入最富裕的年代。据《新中国财税事业辉煌60年》(2009年9月),江朱执政,直到1999年,政府财政收入才突破万亿大关,达10315亿元。2003年是胡温接班后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8年达6.13万亿元,2012年达11.72万亿元。十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从2万亿飚升至11.72万亿元,国家财用不可谓不富。
    
    何清涟:“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2013年2月,重庆居民在朝天门公园,背景是新建的社会保障房。薄熙来由于社会保障房等项目而在当地得人心,但也留下巨额债务
    
    但国家债务总规模也同样飚升。2003年,中国国家财政债务总规模为6153.53亿(据《中国历年国家财政债务发行情况统计》)。2013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换届。同年5月13日 ,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规模相当于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面临极大债务风险。这一报告说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
    
    从6100多亿飚升到107万亿,这债务的增加幅度可谓巨大。借方是谁?当然是银行,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21世纪网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习李接班之时,GDP总量虽然号称世界第二,但已经深陷巨大的债务泥潭,面临高通胀风险,虽然努力想改变这条依靠超发货币与举债发展经济的路子,但已经不可改变。
    
    *胡温十年:“世界工厂”从辉煌到衰落*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2003年胡温接班时,中国制造的玩具、纺织、制鞋等三大行业在世界拥有50-65的市场占有率,其余如箱包、成衣、电子产品等20余个行业也拥有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直到2007年中国厂商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过高引发欧美市场恐慌性退货,“中国制造”开始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世界工厂”开始陷入衰落。此后几年,中国土地价格、物流成本、劳动力工资逐渐上涨,外资到 2008年下半年开始撤资,逐渐形成撤资潮。
    
    外贸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步撤走,到了2010年,中国官方媒体及学者不得不承认,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内需)齐齐死火,有人曾将2000-201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我曾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由于“比较优势”丧失而导致外资撤资,“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到习李接班之时,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已经是落日余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常困难。
    
    *环境生态竭泽而渔,资源对外高度依赖*
    
    何清涟:“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在北京郊区的雾霾中,游客在“希望树”旁照相。许多人希望中国改善环境,消除雾霾
    
    要盘点江朱时期留下来的环境家底不易,但可以肯定,到胡温接掌大位时,中国的环境生态已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GDP核算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该次核算仅计算了其中的10项,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环境损失也已占到GDP的3.05%。2006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算进去之后,中国公布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 。今年国土资源部公布,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该数据其实是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所得,一直被列为“国家重大机密”不予公布。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胡温时期所造成,其中有不少是承接改革以来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代价”。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温时期环境生态持续恶化,到十八大权力交接之时,雾霾已经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大问题,此时,中国官方才承认“海陆空立体化污染”成为现实。
    
    在胡温第二任期内,中国已成为一个从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大国,从石油、天然气、铁、铜、煤等,包括粮食在内,需要大量进口,部分资源进口高达60%以上。
    
    *群体性事件十年间大幅增长*
    
    何清涟:“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在杭州西郊的余杭镇,在一夜骚乱之后,防暴警察在余杭镇入口处把守(2014年5月11日)
    
    对农民而言,温家宝取消农业税是德政,但地方政府却发现了另一个财源,即土地收入。从此以后,伴随着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征地拆迁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反抗进入高发期。2003年是胡温接班第一年,当年高达5万8千起,此后逐年上升,2005年为8.7万起,2007年逾10万起。自2008年之后政府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以后几年估计都超过20万起。
    
    社会反抗高发,导致中国维稳经费猛增。2011年之后三年,“公共安全开支”数量直逼军费。习李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今年中国财政部提交《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及本年度“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2050.65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6.1%。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如果要列一份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交班时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盘点的“家底”还有多项,上述四项算是其中的核心项目。西谚用“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形容建设之难,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一个国家的衰败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以上数据与事实说明,除了环境生态的衰败始于80年代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略之外,其余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严重化主要发生在胡温十年。这一点,除了社会底层之外,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2011年6月,“红二代”张木生在接受共识网采访时,批评胡温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之说,确实有事实基础。
    
    回顾明朝衰亡过程,史家得出“明亡,实亡于万历”。不知今后史家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会得出何种结论?
    
    来源:美国之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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