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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为什么亲西方?/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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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5.19~1938.11.10),是一个犹太人。

(一)凯末尔的来历

凯末尔的祖先,原来是法国移居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凯末尔的父亲阿里?李查因此是一个具有欧洲思想和新意识的人。因为他母亲的坚持,凯末尔最初进入教会学校学习,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使他不相信穆罕默德教义,而是渴望学到新的知识。不久,他转到了新式世俗学校。

凯末尔成长的时代背景、家族的血统源流、父母的思想状况都对凯末尔日后接受西方文明、立志救亡图存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很早就已经和欧洲发生了接触,这种接触,不论从年代上还是从亲密程度上来说,都是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北非在内的其他伊斯兰国家所不及的。奥斯曼帝国包括一些重要的欧洲地区,它在这些地区还把欧洲民族和各种欧洲制度都一并吸收进来。另外,它还通过贸易、外交、战争以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移民等方式,和欧洲保持着接触。凯末尔恰恰诞生于这个与欧洲接触频繁的古老帝国的欧洲部分,这为凯末尔后来迅速接受西方思想、积极推广欧洲文明创造了条件。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辉煌致使其思想日趋狭隘,即使经过多年的尝试性改革,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失败和腐朽的状况。凯末尔出生在这样一个压抑的年代,非常容易成长为激进的具有强烈民族爱国心的青年。

凯末尔身体内流着欧洲犹太人的血液,对欧洲文明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再加上西方发达和祖国落后的强烈对比,凯末尔自青年时代以来,就被西方的进步以及民主思想深深吸引。穆斯塔法的母亲祖贝伊黛是个传统而虔诚的穆斯林,希望凯末尔长大之后成为一名阿訇或是宗教法官。但实际上,在凯末尔的幼儿时期,父亲阿里?李查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李查总是在工作之余认真阅读各类报刊,了解世界大事,对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的落后、衰败十分痛惜,对欧洲各民族的迅速发展、强大无比羡慕。李查甚至有着不惜一切代价,送凯末尔到德国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没有父亲的支持,凯末尔没有机会进入世俗学校接受西方教育。

在个人生活方面,作为杰出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凯末尔一生辉煌,但他的感情生活并不美满,据说战争期间他无暇顾及儿女私情,共和国成立前夕认识了年轻的Latife Usakligil,四个月闪电般的恋爱后结了婚,那年凯末尔41岁。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半后以离婚收场,此后凯末尔没有再婚,他领养了7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2个养女和他生活在一起,她们后来成为土耳其新一代女性形象的代表,一位成为历史学教授,一位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

(二)凯末尔的战斗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一个法国移居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木材商的后代,一个被称作“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犹太人。

1918年11月13日,复员回家的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火车站走下火车,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55艘协约国战舰扬着战旗驶进马尔马拉海的屈辱场景。大战期间土耳其有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受伤,国债高达44,800万金里拉,经济陷于崩溃。

西方列强对战败国奥斯曼残余领土的瓜分,从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开始急剧加速。一年后,双方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南斯拉夫和希腊瓜分;黑海海峡由国际共管;土耳其武装力量被限制在5万人以内;其财政经济接受战胜国的监督。

紧跟着协约国的舰队,1919年2月8日,法国将军德斯佩雷模仿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该城的样子,骑着白马进城,宣告四百多年后基督教文明对这个城市的统治已经恢复。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并朝安纳托利亚内地进军。意大利军队占领了马尔马里斯、安塔利亚和布尔杜尔。

风雨飘摇,山河破碎,首先站出来反抗外敌,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就是原帝国陆军将领凯末尔。他戎马一生,从上尉一直晋升到元帅。1915年4月,加里波利之战,他指挥的土军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登陆进攻。1916年8月,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

由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回应是,重新召集战败后士气低落、残余不整的军队与优势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作战。他对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我发誓:在恢复土耳其人民的尊严之前,我绝不屈服,绝不后退!”

经过诸如伊涅纽战役等一连串的胜利,凯末尔和他的战友们以弱旅驱逐强敌,完成了他军旅生涯的新奇迹。1923年7月,土耳其和英、法、意、希腊签订了《洛桑条约》。欧洲主要国家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从独立战争胜利那一天起,将军凯末尔就马不停蹄地转变为政治改革家凯末尔。他告诫那些欢呼胜利,认为已经大功告成的同事们——“他们认为这就是结局,认为我达到了目的,但这不是结局,仅仅是开始,只有现在,我们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了。”

(三)凯末尔的改革

他警告那些反抗现代思潮的人:“你们若要顽固地带着另一个时代的旧习,就会成为社会的弃民。我们不但要维持我们固有的一切,同时更要学习如何从西方获取一个进化民族不可或缺的东西。”“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的口号简明扼要——西方化,世俗化。他的纲领具体表现为人民共和党党党徽上的“六个箭头”——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旨在使土耳其成为一个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以实现自给自足。

以他为主要领导人的大国民议会在1922年废除延续了6个世纪的奥斯曼苏丹制度。1923年10月,又通过修正案,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全票当选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来又担任了人民共和党主席。

这是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

挟军事胜利的余威与一党专制的动员能力,犹太强人凯末尔几乎是旋风一样在的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继承人——土耳其共和国各个领域开展全方位改革。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经济改革、妇女解放、社会与民俗改革,在十几年时间里取得令世人惊讶的成果。

实行政教分离,大力清除各种回教弊端,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1924年,延续了将近1300年的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被驱逐出土耳其。犹太人在伊斯兰文明地域第一次建立了世俗共和国。

他领导并亲自操作的文字改革。为与传统决裂,土耳其更进一步,干脆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这是“凯末尔革命” 中破釜沉舟、不留退路的一项政策。十几年后,新一代的土耳其人就再也看不懂奥斯曼时期的文书了,奥斯曼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是象形文字时期的埃及。在巡视全国时,他也随身带着黑板,每到一处就教人识读新字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首席教师”。

他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被后人评价为为了推行改革表现出仓促和无情。他甚至用彼得大帝式野蛮来制服奥斯曼传统的野蛮。对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又称费兹帽的禁止,很有点满清入主中原时留发不留头的味道。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圆柱形红色礼拜帽是神圣的宗教和帝国的象征。1925年,凯末尔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改戴欧式礼帽。但这一禁令受到广泛抵制,阻力巨大。随后政府规定戴土耳其礼拜帽有罪。此举引起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公开抗议和骚乱,但均被凯末尔镇压,有些人被处以绞刑。经过凯末尔政府的强制推行,大多数民众开始接受欧式礼帽。

(四)凯末尔的后盾

有研究者指出:公元前4世纪,在爱琴海地区(现土耳其领土所辖),已经出现犹太人定居点。历史学家约瑟福斯提到亚里士多德时写道,他在旅经小亚细亚时,曾遇到犹太人,并与之交流了思想。近年来,在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Izmir)附近发掘出了古老的犹太教会堂废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年。另外,在布尔萨(Bursa)附近,在土耳其东南部、爱琴海、地中海、黑海沿岸,不断发掘出其他犹太人定居点的残存遗址。在安卡拉考古发现的一个铜柱证实,奥古斯都大帝曾授予小亚细亚犹太人一些权利。

1324年,奥斯曼人征服了布尔萨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受拜占庭王朝压迫的犹太人社团。犹太人把奥斯曼人当做救世主来欢迎,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他们比拜占庭王朝的统治者要仁慈得多。苏丹奥汗(Orhan)批准他们建造起“生命之树犹太教会堂”(Etz ha Hayyim),它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14世纪初,奥斯曼人在埃迪尔内(Edirne)建立了都城。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基于伊斯兰教法,承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米列特”(millet),即具有宗教信仰的单一民族,给其社团以超乎寻常的法律自治。这种宽容的米里特制度使许多犹太人,包括卡拉派从受迫害的西欧逃到奥斯曼帝国。此外,1376年被匈牙利驱逐的犹太人,1394年遭查理五世驱逐的法国犹太人,15世纪初被西西里群岛驱逐的犹太人,都在奥斯曼帝国找到避难地。1420年,受威尼斯人控制的萨洛尼卡(Salonika)犹太人也逃到埃迪尔内。由于犹太人带来经济发展,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欢迎。事实上,从15世纪初起,奥斯曼帝国上层统治者一直积极鼓励犹太人来此定居。当“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他受到一个长期受拜占庭王朝压迫的犹太人社团的热烈欢迎。他向所有犹太人颁布了一道布告,允许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1455年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强令一些犹太人迁居伊斯坦布尔。1470年,犹太人被路德维希十世(Ludvig X)驱逐出巴伐利亚,也在奥斯曼帝国找到避难地。

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当年8月21日,当哥伦布启程去新世界探险前,看到被伊莎贝拉皇后(Queen Isabella)和费迪南德国王(King Ferdinand)下令驱逐的塞法尔迪人拥挤在西班牙港口的各个街巷。这些犹太人(包括“马兰内”)被迫抛弃自己的土地、财产和其他拥有物,不知将流落到何方。恰在此时,远方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Sultan Bayezid II, 1447~1512)宣布: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将在奥斯曼帝国受到欢迎。他向奥斯曼帝国各行省总督们下令“不要拒绝这些犹太人入境,或给他们带来困难,而要亲切地接待他们",他的命令使这些遭驱逐的犹太人燃起新的希望。 这些犹太人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各地定居。同年,约有2万多塞法尔迪人来到德萨洛尼齐(Thessaloniki) 。以后,又有3.6万犹太人离开西西里,许多人在奥斯曼帝国所辖的巴尔干地区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逃亡来此的欧洲犹太人不断增加。1537年,在罗马教皇控制了意大利的阿普里亚(Apulia)城后,许多犹太人被驱逐,他们逃到此地。1542年被费迪南德国王驱逐的波希米亚犹太人来此避难。1556年3月,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致函罗马教皇保罗四世,要求他立即释放马兰内( Marranos) ,宣布他们为奥斯曼帝国公民;教皇别无选择地释放了他们,因为奥斯曼帝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 1477年,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居民为1 647人,约占全城人口的11%。半个世纪后,该城已有8 070户犹太人家。

塞法尔迪人的到来改变了早在罗马时代移居来此的犹太人社团及其群体结构。他们将一种犹太-西班牙文化移植过来,尽管移植过程并不顺利。许多塞法尔迪人是马兰内,他们参与过许多欧洲文化与精神生活,让他们重归犹太教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骄傲和文化优越感引起了他们与罗马时代移居来此的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无论多么困难,在埃迪尔内、德萨洛尼齐和罗荷德斯(Rohodes)的罗马时代移居来此的犹太人社团,最终因新来者人数众多和他们的文化优越而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律法传统,还有他们的语言。一个令人振奋的犹太人新时期开始了。

犹太人带给奥斯曼帝国最有意义的发明是铅字印刷。1493年,遭西班牙驱逐的大卫? 伊本? 纳米亚斯(David ibn Nahmias)和撒母埃尔?伊本?纳米亚斯(Samuel ibn Nahmias) 两兄弟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起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印刷厂;同年印的第一本书,传说是希伯来文的《塔纳赫》评传。一些犹太人,如著名的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 , 1520?~1579)在苏莱曼大帝和塞里姆二世( Selim II)统治时期升为在奥斯曼帝国宫廷服务的高官。1792年,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兴旺与发展达到了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程度。4座帝国属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Izmir) 、萨法德(Safed) 、萨洛尼卡(Salonica)都成为塞法尔迪人活动的中心。许多宫廷医生是犹太人。许多奥斯曼帝国外交任务由犹太人执行。萨拉门?拿丹?艾斯肯纳齐(Salamon Nathan Eskenazi)为苏丹安排了与大英帝国首次建交。一些犹太妇女如:多娜? 格拉希娅? 门德?纳西(Dona Gracia Mende Nasi "La Seniora"),以斯帖?吉拉(Esther Kyra)被认为对宫廷很有影响。

在奥斯曼帝国的自由氛围中,犹太学术研究繁荣兴旺起来。约瑟夫?卡罗(1488~1575)编撰了一部犹太教法典《舒尔汉?阿路赫》(意为:摆好的餐桌),所罗门? 阿尔卡波茨(Solomon Alkabetz, 1505~1572)根据塞法尔迪人与阿什肯哪齐人 的礼仪传统编写了一首迎接安息日的赞美诗 《来吧,我的朋友》(音译为“来哈?杜迪", Lechah Dodi) . 这首诗迄今依然在几乎所有犹太教会堂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雅可布?库里(Jacob Culi)写出了著名的《梅阿姆? 洛伊兹》 (MeAm Loez) ,拉比 亚伯拉罕?本?伊萨克?阿萨(Abraham ben Issac Assa)成为著名的犹太-西班牙文献之父。

17世纪,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即出现了犹太史上影响最大的假弥赛亚运动。其开创者是沙巴泰? 泽维(Shabbetai Zevi, 1626~1676) 。他出生在士密拿(Smyrna,即伊兹密尔),年轻时曾研究过犹太教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并拥有不少信徒。他同一位名叫萨拉(Sarah)的姑娘结婚,萨拉声称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弥赛亚的新娘。沙巴泰?泽维最终由其门徒和先知--加沙的拿单(Nathan of Gaza)宣布为弥赛亚。在拿单的号召与鼓吹下,沙巴泰?泽维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为各地犹太人所接受,在欧亚大陆拥有众多追随者。1665年,沙巴泰?泽维一行人动身出发到君士坦丁堡,欲劝说奥斯曼帝国苏丹信服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苏丹却把他关入监狱。1666年9月,当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疯狂地变卖所有家产和企业,准备同这位弥赛亚一道回到故土巴勒斯坦圣地时,沙巴泰?泽维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让他选择:要么改宗伊斯兰教,要么以叛教罪就地处死。这位“弥赛亚”屈从于威胁,选择了前者,改宗了伊斯兰教。弥赛亚的幻想一下子破灭了,这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根据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每个非穆斯林社团应对自己包括(学校)在内的宗教建制负责。19世纪初,亚伯拉罕?德?卡蒙多(Abraham de Camondo)建立了一所现代学校(La Escola),立即在保守派与世俗拉比之间引起了一场冲突,直到1864年由于苏丹阿卜杜拉兹格(Abdulazig)的干预才得以解决。同年,犹太人社团的次法典(Takkanot ha kehilla)面世,规范了犹太人社团的组织结构。1843年,两种犹太报刊( "La Buena Esperansa" , "La Puerta dew Oriente" )开始在伊兹密尔发行。1856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了改革运动和《哈提? 胡马云宣言》,犹太人像所有奥斯曼帝国公民、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样,在法律面前享有了平等。结果,犹太人社团的领导权开始从宗教领袖那里过渡到世俗人士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光荣历史,由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犹太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当选为独裁的总统。哈里发制度被取消,一个世俗的宪法得到采用。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土耳其政府允许包括犹太人在内的3个主要非穆斯林宗教群体享有少数民族权利,允许它们继续开办自己的学校、社会机构和基金会。

1933年初,犹太人凯末尔邀请部分著名德国犹太教授逃离纳粹德国,到土耳其定居,借口是这些学者在一战前后和战争期间,为土耳其大学体系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二战期间,土耳其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一直作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安全通道。在希腊犹太人社团几乎被希特勒完全消灭的同时,土耳其犹太人始终是安全的。一些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土耳其外交使节,如:德希克?艾尔金(Dehic Erkin) 、努曼? 麦内门肖格鲁(Numan Menemencioglu)等一直竭尽全力地把在欧洲各国的土耳其犹太人拯救出来。

1961年以来,土耳其犹太教首席大拉比拉夫? 大卫?阿塞欧(Rav David Asseo)一直得到新拉比法庭(Rosh Bet Din) 和3位哈哈姆( "Hahamim" ,意为“贤士”)组成的宗教理事会的支持。35位世俗议员负责处理土耳其犹太人社团的世俗事务。一个由14位人士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其主席必须由上述议员中选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65年,土耳其拥有38万犹太人。此后,由于犹太人不断向以色列移民,人数逐渐减少。如今,土耳其境内大约有26万犹太人,绝大多数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在伊兹密尔有一个2 500人的犹太人社团。另外,在阿达纳、安卡拉、布尔萨、卡纳卡勒(Canakkale) 、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 、吉尔克拉勒里( Kirklareli )等地也有犹太人居住。所有犹太人社团都受伊斯坦布尔大拉比的管辖。当今,土耳其犹太人的合法法律代表是首席大拉比哈哈姆巴斯(Hahambasi)。

在土耳其犹太人社团中,塞法尔迪人占96%,其余为阿什肯哪齐人。年轻的犹太人把土耳其语作为母语,老一代在家乡操法语或拉第诺语。现在,人们在有意识地保留犹太-西班牙传统。另外,土耳其约有百余名卡拉派犹太人,他们不接受土耳其首席大拉比的权威领导。土耳其犹太人大多为正统派犹太教徒。除上述卡拉派外,土耳其还拥有一个特殊的犹太教派——东马派(Donmeh) 。他们是沙巴泰?泽维的追随者,17世纪后期该派创立于萨洛尼卡(今希腊境内)。他们坚信泽维是弥赛亚,认为泽维的叛变行为是为了实现有关弥赛亚的诺言,于是也纷纷仿效泽维,改宗伊斯兰教,但继续秘密奉行犹太教礼仪。20世纪初,该派总部由萨洛尼卡迁到伊斯坦布尔。信徒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伊兹密尔、萨洛尼卡等地,约有15万人;还有一些信徒在美国、希腊等国家。他们被称为“隐藏的犹太人”,或被称为“坚米派",在土耳其语中,“坚米”有“背叛者”之意。

(五)凯末尔的意义

凯末尔生于1881年,逝于1938年,享年57岁。其祖先是从法国迁居到奥斯曼的犹太人,在土耳其这个国家中,这个犹太后裔却扮演了让土耳其从落后国家向进步转换的关键角色。凯末尔原名为穆斯塔法,因为这个是土耳其比较普遍的名字,在学校时候老师给他在名后加上凯末尔以方便认识,凯末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正义”。在击败希腊后,土耳其国民议会授予他“加兹”称号,意为“常胜将军”。因为在凯末尔改革前,土耳其人无姓,在改革后,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姓,意为“国父”,故其全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加兹.阿塔图尔克。

为了推行政治改革,凯末尔推行了三项措施:消灭苏丹制、建立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在伊斯兰国家,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他以真主为其权力及法律的惟一合法来源。土耳其王权(苏丹制)与神权(哈里发)制是合二为一的。哈里发制成为土耳其国家对境外穆斯林的统治的宗教上和法律上的基础。废除哈里发制度激起了国内很多人士的反对,保守宗教界人士在报纸上宣传,如果没有哈里发,土耳其国家,将失去他在伊斯兰国家的重要性,废除哈里发是不符合民族利益和感情的。更有激烈者宣传“废除哈里发,你就要永远被埋葬,这将是穆斯林世界的灾难”。但是,凯末尔顶住压力,在1924年开国民会,将最后一代哈里发的子孙驱逐出境,在土耳其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并坚决以武力镇压了拥护哈里发制度的叛军。而反叛分子针对凯末尔本人也组织了系列暗杀,但都被挫败。

现代土耳其是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其基本国策也是由这个犹太人制定的。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土耳其能够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成功扮演了一个缓冲国甚至是“掮客”的角色。所以,土耳其在二战中没有站在轴心国一边寻求复仇,二战之后土耳其在回教世界里还显得特别亲西方、亲以色列。

这就是“个人创造历史”,全然不同于“集体领导国家”。

苏联解体后,五个突厥语国家宣告独立,成立了首脑会议。2009年10月3日,他们其中的三个与土耳其签署纳克希万协议,成立突厥议会 (Turkic Council),由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与土耳其组成联盟。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架构与欧盟及阿拉伯联盟一样。

突厥国家 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GDP (国际汇率)人均 GDP(国际汇率)(2011)

阿塞拜疆 9,165,000 86,600 $860.3 亿 $10.340

哈萨克 16,600,000 2,724,900 $1823 亿 $13.484

吉尔吉斯斯坦 5,356,869 199,900 $108 亿 $2.363

土耳其 73,722,988 783,562 $7353 亿 $10.106
潜在成员国国家 人口 面积 (km2) GDP (国际汇率) 人均 GDP(国际汇率)(2011)
北塞浦路斯 294,906 3,355 39 亿 $16,158

乌兹别克 27,606,007 447,400 861 亿 $3.248

土库曼 5,110,000 488,100 319.66 亿 $7.357

以当今世界“突厥民族”合作运动领袖自居的土耳其试图利用“突厥”情结,即希冀通过“突厥民族”间“天然的认同感”,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的横跨欧亚的一个联盟,以期“超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耳其通过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土耳其模式”,极力争夺中亚,企图充当中亚的盟主,填补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的“政治真空”。

不过从土耳其起源于一个犹太人的个人奋斗来看,这个突厥联盟基本上应该是亲西方的,否则它也是无法同时向俄国与中国同时开战的,只能和蒙古帝国一样,逐渐走向消亡。而回头来看,犹太人掌握土耳其,就是土耳其走向消亡的最后一步。

2012年11月10日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2/11/13)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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