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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流亡声明/刘先生在马来西亚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06日 来稿)
    
    我本不是土共党员,从小立志成为科学家,并不愿意过问政治,然而不过问政治却不能不让政治关心你。作为一名平民子弟,居然幻想着用无数的科学发现、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换来平静、体面的生活,更是罪大恶极。
     土共对国内人民的种种手段不仅邪恶、残忍而且荒唐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如果我不把这种荒唐的根源,也就是土共的发家史作一探究,我以及许多平民子弟的经历无疑会因无法理解而显得虚假。正如谈到苏共发家史,就不能不谈到俄罗斯的敌人德国的威廉二世与苏共和列宁的勾结,不能不谈到与列宁的没落贵族家族相类似的有着悠久的叛国传统、幻想着能够用卑鄙的手段玩弄国政、鱼肉百姓的一撮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谈到土共发家史,除了苏联认土共是在华最忠实的代理人而给以巨额的支持,以及土共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勾结暂且不谈,我不能不从慈禧太后这样的老混蛋谈起。所谓苏维埃,所谓新中国不过是对以前投机欠下的旧债赖账不还的借口而已。慈禧除了因为倒了台没人替它吹嘘,其它各方面都比毛泽东强。 (博讯 boxun.com)

    因为种种原因,以慈禧为代表的后清统治者没能继承前清统治者对孔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等先进的文明如饥似渴的学习运用的传统,也没能象前清统治者一样通过西方传教士效仿罗马时代或者欧洲的明君,与保卫国家的将士亲如兄弟,视从亿万人中精选的朝臣如同学。相反,这些混蛋认为“礼仪”,也就是绝对的权势才是立国的根本,孔孟文化中强调的美德、西方的先进的文明则是可以任意歪曲,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所谓纳谏、所谓治学,所谓选士,不过是提高了拍马屁的难度而已。两次鸦片战争中和战争后,以及平叛长毛中清朝军事力量的糟糕得荒唐的表现自然引起朝臣中一些精英、军队中“以武及文”的人才对这种治国方略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在后清统治者眼里无疑是对立国之本的礼仪的极大的损害。数不清的人才、精英就这样死于非命,有少数存活下来的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的经历也是充满了血泪。不仅臣子如此,年轻的同治皇帝对这种治国治军的方略也不赞同,结果如何呢?中国官方的记述认为同治是个昏君,竟然在死前的几天允许西方人以西方臣子对君主的礼节来朝见他这个中国的皇帝。在慈禧等人眼中,这无疑是对礼仪、立国根本极大的损害。我们可以作出推论:年轻力壮的同治皇帝因此在亲生母亲默许下被毒死。光绪对慈禧等人的治国方略也有不同看法,也就有了被毒死的危险,而西方人竟然干涉中国内政,派出医生为光绪检查身体,阻止了中国皇帝被毒死的计划。土共曾反复叫嚷国耻日。一个国家的皇帝的人身安全竟然需要外国人来保障,这才是真正的众多的国耻日之一。最终,光绪的尸体中砷含量异常的高。光绪是慈禧太后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其地位与亲生儿子一样。在慈禧统治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世界上最大的走私军火目的地。巨额的军费开支需要用商业垄断,贩卖本国人口和奴隶贸易,垄断和扩大赌博业、毒品业和娼妓业等等方法来支持。这些仍不够,于是就有了大饥荒和农民的累累白骨。所以说中共对国内百姓的种种手段也并非独一无二。慈禧嫌弃正式任命的大臣办事不力,需要众多恶霸来更直接地抢掠,而毛泽东的父亲就是湖南省的首席恶霸。当时全湖南省的至少猪肉贸易完全由毛的父亲运用暴力强行垄断。毫无疑问,毛的父亲能爬上湖南首席恶霸的宝座,他对清末期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必然不折不扣的执行,暴力垄断使他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腥,首席恶霸的宝座是用平民百姓的累累白骨垫起来的。毛泽东也羞于提起父亲的历史,只笼统地说是富农。然而慈禧等人的执政理念却深深地刻入毛泽东和土共的骨髓之中。土共在国际舞台常以中国自居,不常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因为土共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管理中国,土共不仅完全有资格成为北洋袁氏、段氏,孙中山的继承人汪氏所掌控的中华民国的继承人,也完全有资格成为慈禧所掌控的晚清的继承人,正如只有阉党才有资格管理大明帝国的江山一样。
    所谓的“国父”孙中山死后,宋庆龄就任国母。在她领导的革命政府中,毛泽东以二十多岁的年纪任中央委员、宣传部长。这无疑是依仗了湖南省首席恶霸的权势。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能够反复地运用屠杀家属、出卖组织、拉山头、内讧、通敌等手段清除土共内的政敌而屹立不倒,其父亲为其打下的雄厚的基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秋收起义前毛泽东被捕,他为出狱大量出卖湖南省中共党员,导致大批中共党员被捕。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中共不执行党内纪律?其实除了吴佩孚、蒋介石等少数异数外,所谓的内战、革命不过是文戏武唱,是特权阶层及其子弟玩弄的游戏。没有首席恶霸的支持,哪里有湖南土共的发展?哪里有湖南大好的革命形式?党组织破坏了还可以再组织。只是可怜许多土共党员在这种拚爹游戏中丢掉了性命。
    土共总是自吹毛泽东和土共将领如何英明神武,其实他们只是帮没有合作价值的人渣。苏联共产国际只派了李德这么个小连长到中央红军中当顾问,国际上的共产友人对李德的评价与土共截然不同:没有李德,土共中央红军一道封锁线也过不去。小连长李德在土共中也常有曲高和寡之感,无论李德怎样耐心地教授,朱德这样在土共中凤毛麟角军事技术权威就是学不会防空技术,朱德在学习军事技术时所具有的谦虚、勤奋也是土共中绝无仅有的。因为没有合作价值,抗战时土共想当汉奸却当不上。再以毛泽东的所谓保卫延安为例。土共的四大野战军各有一百多万人。保卫延安的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也不会例外。毛泽东又发展了非野战军和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土共作为苏联驻中国首席代理人,与各地方民主联军的关系也不一般。然而,胡宗南的整编部队从陕西省南部的西安打到陕北的延安只用了七天时间。其中有一天,毛泽东吃完中午饭,蒋军已到三十里铺,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蒋军已到七里铺,毛泽东气得发顿脾气,晚饭也没吃就辙出了延安。树未倒而猢狲散,人比猢狲更聪明。土共与慈禧相比,更是“青出于蓝”。此后毛泽东到了长城以北,斯大林早就公开宣布,长城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蒋军嫡系与苏军在东北胜负未分之时,地方军阀当然要看两边的脸色行事。毛泽东在苏联的保护下只是穷了一点,并无危险。建国后,一次毛泽东向斯大林索买军舰用来打台湾,斯大林当着众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面指着毛的鼻子骂道:你们(土共)没有一点合作的价值。而毛当时生气的表现竟然被土共吹嘘成面对强权保持民族尊严?!
    俄罗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真是多:袁士凯、孙中山、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杨虎城等等,当然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张国涛等等。唯独出了吴佩孚、蒋介石这两个异数,搅乱了苏俄在中国的大好河山。在厌烦了二三十年的巨额投入,极低产出的代理人战争之后,百万苏联红军终于亲自出马打败了蒋军。伟光正的解放军也跟着苏联红军后面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从最初国母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经过多次大起大落之后,踏着无数次党内党外的相互倾轧的累累白骨,终于登上了伟大领袖的宝座。但凡枭雄、奸雄,哪一个不在功成名就之后急忙洗白自己?比如李世民,在篡位之后,任命李建成党人中的魏征作为比丞相还高的仆射(ye)。面对同党的疑问,李世民强调当了皇帝与当皇帝之前不能一样。李世民处决自己的太子、皇子是因为这几个人太象篡位前的自己了。而最终的李治则更象李建成,击败了高勾丽,击败了骑在大唐皇帝头上作威作福的东突厥,成就了盛世。再比如,希特勒在苏联的支持下爬上德国元首宝座之后,为了自己和纳粹党能摆脱斯大林的控制,不惜最终与苏联大打出手。而毛泽东却认为唐宗宋祖和希特勒稍逊风骚。思维稍微正常的人,在自吹自擂之后,哪个不是暗中增强自身的实力,改进自身的不足?而毛的治军方略则与众不同。如前所述,土共将领的军事能力与宣传真是天壤之别,革命胜利后毛不但不督促土共将领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术,反而当众羞辱极少数重视军事技术的将领,其结果是土共军队成了世界笑柄。慈禧时代,清兵只是被西方列强击败;土共的军队却被朝鲜、越南、印度这样的军队揍得鼻青脸肿。真是青出于蓝。刘亚楼麾下有几个俄语翻译,在翻译苏俄军事教材过程中自然掌握了一些军事技术。然而这几个可怜的技术人才却不能在拚爹游戏中胜出,毛泽东竟然把全中国唯一几个精通军事技术的人栽汰掉?!刘亚楼据理力争,几个技术人才的结果如何我不清楚,但却为刘亚楼的暴死埋下了祸根。这些真是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
    我想慈禧、毛泽东常会有大志未伸之感,因为中国可能太大了,会使一些最野蛮、落后、荒唐的政策无法施展。也许象波而布特的所作所为更能代表毛主席的心声。波而布特,出身于柬国争权中失败的贵族,到欧洲接受教育,后被形式所逼,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对土共绝对忠诚,所以能在土共全力支持下,在同样受中共支持的亲王的妥协之中,取得了柬国政权。胜利后,在柬国六百万人口中,波而布特就屠杀了一百多万,其中不乏自己的革命同志。在越南军队把波而布特赶出金边之后,柬共却能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生存至近期,是因为其核心是家族强大的血缘联系。各国的共产党,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但其核心却是封建式的家族联系。所以一触及到核心利益,拚爹游戏就显得无可匹敌的重要。土共尤为明显。彭德怀批评下属最多的是“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一辈子一事无成”。彭的“不事务主义”也就是不要军事技术所强调的侦察、后勤、训练等事务,所需要的只是下属的忠诚和上级领导的决心。但如果不是拚爹游戏的胜利者,又哪里来的他人的忠诚?自己的决心又有屁用?再比如江清发现如果能收买控制保定的两个装甲师,就可以挟重器以令天下诸候,然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却认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江清没有这样的权利。毛主席的私生子华主席也没有收买控制这两个装甲师,因为根正苗红的华主席不能因此而抬举这两个小师长。结果被邓小平专了空子,邓小平成了中国伟大的设计师,而华主席下了台,江清则成了反党集团。对待与自己患难与共的老婆尚且如此,在存亡之际仍能如此坚持拚爹原则。平民子弟想用无数的自身的发明创造、科学发现、技术革新而不是从拚爹游戏中换来的技术项目来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岂不是痴人说梦?
    在土共统治之下,平民子弟想出人头地,至少需要三代人不间断地努力。这个定理有些片面,应该作出补充:中国特权阶层也为此付出了至少四代的封锁努力。当然也有一些高干的私生子,总是冒充平民子弟,给大家显出一些特例。
    我的祖爷爷,也就是我父亲的爷爷是一个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匠头,在河南有些地方称作“淌匠”。然而我的祖爷爷出奇地自爱,在军阀、官僚、土匪、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居然没有成为“水、旱、蝗、淌”中的淌将(土匪)。也就没有在豫湘桂大会战中射杀抗战战士,自然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是革命者,但也不会因为土共的倾轧而成为被枪毙的土匪。我祖爷爷自爱的性格使他获利不少,但也为他增添了不少磨难。我父亲谈到我祖爷爷保守的风格时,就有些惋惜以致不满,比如,我祖爷爷拒绝领取所谓的地主浮财。但我认为正是这种自爱的风格才使得土共在村里的干部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在三年“生活低标准”时期,我祖藉的村没有饿死人,这在周围的村庄中绝无仅有。但这也遭致了村干部对他的不满,比如庭院中一株开花特别多的老槐树,村干部发动群众恶意地以摘槐花的名义把它摘死了。轮到他当村长时,每年都要把自家的一只羊分给全村人。军阀、官僚、土匪、日本人对他的威逼利诱无效,然而土共对他子孙的长年的思想工作却卓有成效。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一直认为自己种菜种瓜、卖菜卖瓜是件可耻的事情,去城市卖了一次瓜菜后再也不去了,气得我祖爷爷一直看不起我爷爷。其实他的儿子的看法也并不是全无道理,当时的土共继承了晚清和民国封建军阀的混蛋政策,认为农民自由地种瓜卖菜就是犯法。一个农民总是与政府对着干,早晚要出事情。邻村就有人在卖菜回家的路上被人干掉了。然而毛时代土共干部却有一项让人不能理解的本事:农民自由地种瓜卖菜是可耻的;但是偷人家的菜、瓜、花生、麦籽、地瓜,作生意时欺诈却是光荣的,至少是有本事的表现。我的祖爷爷存了一大笔钱,准备作为工程队添置设备的基金,但当他需要用这笔钱时,却被他的儿子、儿媳,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提前恶意地用掉了。在关键时刻被自己的亲人拆台无疑是件气愤而悲伤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儿子、儿媳没有听从土共干部的挑唆,没有恶意地用掉这笔基金,难道土共就没有别的办法摆平你的工程队了吗?与其让土共出动军警,给他的同事、家人带来不幸,还不如把这笔钱提前用掉,破财免灾。晚清和民国军阀在西藏的统治出现过断层,特权阶层没有时间在西藏实施四代的封锁努力,而达赖也可以为这些藏民提供货源信息,不少藏族商户赚到了太多的钱,超出了土共的领导能容忍的范围,2008年结果如何?而在毛泽东时代,我的祖爷爷妄想能在经济上独立,摆脱土共干部的控制,怎么不是白日作梦?我的祖爷爷违反土共的意愿,不再干建筑工程了,他的家人经过土共教唆,认为他不愿为改善家人经济状况出力。后来,当地的土共干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土共要将我祖爷爷私种的杨树收归国有时,我祖爷爷不仅顶风作案,把将被收归国有的杨树伐倒,而且更顶风作案,用这批木材做成棺材,私自卖出,使土共在当地丧葬业中没捞到多少油水,在此过程中他的儿子儿媳没有理由不与他站在一起“改善家人的经济状况”。我的祖爷爷对儿女、孙子的教育付出了不少心血, 改善儿孙的营养状况也费过不少神。这在土共统治下的农村中极为少见。然而,这也让我的父亲对此感受不深,被土共所趁,认为儿女应该多吃苦,营养状况自然不重要,社会知识完全在社会的摔打中历练出来,父母不用操任何的心。每个人总有缺点,尽管土共别的方面不怎么样,心理学却在世界上领先,常常能充分利用每个人的缺点。比如近期,中共就利用一些华人的华人情节,在美国纽约竞选中推出了一个代理人。在外国尚能如此,所以请读者能正确理解本文中提到的土共统治下的平民百姓。
    有些时候,土共是不允许平民与家人过多地交流,如果有人胆敢顶风作案,会有麻烦的。比如,如果有人吃饭时不与群众一起,反而与家人一起,就会被警告、批判。我的父亲,作为我祖爷爷、爷爷、奶奶的希望所在,也就成了土共的培养对象。这种作风不仅存在于毛时代,在江时代也曾发扬光大,而在胡时代也遗风尚存,因为江还未完全退出权力核心。比如江时代,一些人拚爹实力本不足,却想成为私营企业主,在他开始事业之前就要被绝对控制:北方人吸烟喝酒,南方人吸毒。海洛因是通向地狱之门,也有不少人过量地吸烟喝酒把命送了。一次,土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指责张柏枝忘恩负义,张柏枝反击:她当初的发展机会是靠吸毒换来的。因为现代化的毒品是不可能戒掉的,而张柏枝却戒掉了,让人难以相信。但是不让土共误认为绝对控制是不可能给她这样的发展机会的,又让人不得不相信。我的反瘁死的难度比张柏枝戒掉海洛因更高,所以我相信张柏枝。陈冠希的艳照门则是土共在给发展机会之前先绝对控制的另一例证。一份价钱一分货,土共只是给我父亲参军、上军校、之后的农转非的机会,所以我父亲只需要作土共忠实的工具就足够了,不需要过量地吸烟喝酒。
    我姥爷的舅姥爷是黎元洪大总统的秘书,我姥爷所在的村庄也与众不同。在慈禧和后来的军阀追求商业垄断时,我祖姥爷却总想私开中药铺。抗战时日本人对此村庄也不敢胡作非为。在解放前后,土共、军阀忙着相互倾轧之时,我姥爷却能卖私盐。我姥爷学医药,还会唱英文歌曲,但却不得不在家当农民、当受批斗的地主。土共常常辩解,中国没有日本的教育基础好。可是大家看看土共是如何对待人才的。我母亲是个学习的天才,考大学时,全地区四个区(市区)十六个县共招了五个正牌大学生,我母亲是其中之一。优异的成绩照样要下放到煤矿。直到周恩来总理要求重视知识分子,要求发展教育,把河南省省长、书记臭骂了一顿,我父母才从荒凉的煤矿转回了城市。我母亲的工资也到了副团级,名义上与县委领导的工资一样。这一下,麻烦就来了。我母亲的公公婆婆等人跳了出来,讲求绝对的老人的尊严、孝、大家族的整体性等等。这可奇怪了,当初他们恶意地用去我祖父的发展储备,又埋怨我祖父没为改善经济状况尽力时没讲求孝;他们的儿子为能够农转非,象野狗一样东窜西窜,最后留在了远离家乡的荒凉的小煤矿时,他们没讲求孝;当儿子儿媳回到了象样的城市,儿媳拿到了较高的工资时,他们不想着怎样为子孙改善受教育的条件,反而讲求绝对孝?在经过一辈子辛苦劳作之后,他们终于有资格为中国的统治者充当整治儿子儿媳的工具了。在发现这一招不太灵后,土共领导终于亲自出马,为大家展示皇亲国戚的作用和拚爹游戏的规则。我母亲找到了个机会跳到了另一所学校。十几年后,我了解到,原来的学校几乎没有学生参加高考,高考前两次模拟考试的卷子一发,学生就拿回家作纪念品,因为学校中没有人能作出答案。这就是校领导执迷于拚爹游戏的结果。我从我奶奶的言谈中发现,她始终认为,无论是跳过龙门的大学生,还是古代万里挑一的进士以致状元,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才智,付出了十年寒窗的努力,而是投机取巧的幸运儿。对于平民子弟中的人才,土共总会耐心地为他们的亲属作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且使他们变得非常固执。土共当然也记得当初我祖爷爷私卖棺材,使他们在丧葬业中捞钱的计划破产。当这个亲属充当整人工具的系统破产之后,在我考上大学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亲眼看到那些当初叫嚷着孝、大家族整体性的人,对死者一点也没有最起码的尊敬,尽情地宣泻对死者的不满,也不注意死者直系亲属的感受,这哪里有大家族的一致性?
    其实土共对我母亲作的思想工作也不少。一个例子是我母亲写字的姿势不对,这无疑是因为我姥爷是地主而产生的代沟使良好的写字传统没有流传下来。我因为写字又慢又不好,而母亲和老师又督促我上进,我本身也总想上进,所以我的上学史也是精神压力史。而权贵子弟有特殊的渠道优势,这也是权贵子弟众多优势中唯一能摆在桌面上的优势,尽管他们常常隐藏这一优势。我不想在这方面责备我的老师,因为她们为学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我想说的是学校的领导,因为他们沉迷于权势游戏,所以老师在教学中只能独自艰苦地摸索,她们自身的不足得不到改进。而且刻意地在某一方面为权贵子弟保留优势也是土共的领导艺术。另一个例子是我母亲固执地认为她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与上一代和下一代截然不同。其实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武戏文唱;而民国中除了蒋介石、吴佩孚等少数异数以外的内战也是文戏武唱;江泽民是文革的实际受益者和遗产继承者,他统治的时代与文革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上一代人的经历对下一代人总是很有借鉴意义,因为一切都是照旧。封建军阀与土共也照旧要切断这种经历的借鉴。
    谈到我的童年,我首先要感谢七十年代新乡市市长不顾毛主席的不满,时常为市民供应水果、蔬菜和海产品,使我的童年没有受营养不良的过多影响。我还应该感谢黎元洪总统的秘书为我姥姥家带来了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在传承过程中受到军阀、土共的打压、阻拌。我还应该感谢我的母亲为我撑起了一片相对平和的环境。我在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微积分上有着特殊的优势。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数字的位数感兴趣,常问我爸爸妈妈,个位后是十,十后是百,百后是千,一直到亿,那么亿后是什么?最大的位数是什么?我分不清以下的情景是真实的还是梦境,我记得我爸爸说最大的位数是井。我就想为什么最大的位数是井呢?井里的水虽然看上去是流体,但象沙粒一样是一粒粒的,但既然水的流动性那么好,水粒又看不见,那么水粒必然非常小。水粒这么小,井又那么大,井中的水粒数目必然非常大,远比亿大,所以井自然是最大的数目位数。当时我还没上小学,四到六岁。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常独自玩一种在理论上探讨物体长度的真实值与测量值之间关系的游戏。这是对极限的另一种理解方法。这也为我最终把分立极限式的微积分观点与连续向量式的微积分观点整合到一起提供了特殊的优势。我也常独自玩一种验证各种数学运算理想封闭性的游戏。我估计爱因斯坦小时候也常玩这种游戏,当他长大后发现在伽里略座标体系下不能使电磁作用的计算理想地封闭,于是就接受了洛伦兹座标变换,而以此为基础推出一系列定理定律就是相对论。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曾一度困惑于矩形面积与矩形内无数平行线段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三角形、梯形的类似问题。这也说明我在连续向量式微积分观点上有天分。初中二年级时,地理课本彩色插图中有一张苏联宇航员画的极具印象感染力的太阳系图。在我的脑海中也因此建立了一个理想中的太空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瞬时速度(我更偏爱于点速度这个词)、动能、势能、加速度等概念逐渐成形。至初中三年级,有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一道关于光滑平面上的弹簧振子的问题,我当时作出了一系列假设:单位时间内增加的速度叫加速度,它与弹簧的水平拉力成正比。并且我用不严密的方法说明了不论弹簧振子初始位置远近,它回到平衡位置所用的时间恒定。这种不密严的说明需要在连续向量式微积分观点上有特殊的天分。我也要感谢我母亲在此之前克服困难为我提供了纯牛奶。因为当时牛奶还未在中国普及,所以搀假技术也没有必要普及,卖没掺假的牛奶也还不需扣上扰乱市场秩序的帽子。所以我母亲有为我提供一、二个月纯牛奶可能。先有牛奶后有牛顿,也应该让西方人领教一下中国平民子弟对牛奶的利用效率是多么高。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就过早地发现,象我这样的平民子弟没有资格接触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所需要的设备配件,既使是大螺栓;也没有资格接触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所需要的相关的基础知识,比如电子的发现不仅要有化学、物理的知识,还要能够了解真空泵的知识。这个过早的发现使我的大学生活完全失败。因为为摆脱这种不利的状况,我作出了过于大胆的决定:在微积分、相对论、量子学上作出一些发现,以此为资本,通过秘密交易换取发明创造所需的基本条件。我想陈景润象我一样以化工专业出身,却在数学上卓有成绩,当初也有与我相似的想法。然而我的父母亲朋却不能象陈景润的父母亲朋一样为他提供巧妙的独一无二的支持,又加上运气好得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使陈景润能够成为土共统治之下近八亿平民子弟中唯一的成功者,成为了数学家。我当时年轻,完全低估了社会环境的险恶和土共力量的强大。我最致命的错误是低估了营养不良的作用。当时河南省在热衷于恢复各种文革措施的省长李长春的领导下,各个大学的食堂先是伙食质量极低,给学子留 下深刻的印象,为随后令学子认可昂贵的掺假的饭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时全国一盘棋,李长春治下的河南全省一盘棋。校园内卖的牛奶是假的,校园外市场卖的水果也多有问题,问题少的时候,学校也可以以选择校门的方式加以控制。猪肉中激素含量很高,鱼肉中有避孕药,鸡肉中含有砷,羊肉要么是鼠肉,要么是我这样的平民子弟所不能得到的。如果我这样的平民子弟竟然有权买到没有问题的羊肉,那么有问题的猪肉、鱼肉、鸡肉的销量就会大减。总之,小小的平民子弟不可能与李常春省长的全省一盘棋抗衡。科学发现最好能与郑州的外国人作交易,这至少需要一旧自行车。如果能有辆旧自行车,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改变对抗营养不良时不利的处境。但在全省一盘棋的情况下,当时旧市场的自行车非一般学子所能承受。土共这个高超的棋手也不会让平民子弟的父母把自家的旧自行车运到学校。纵然运到,棋手也可以偷走,或是发动同学恶意地破坏掉。这只是常人所能想象到的棋手的高超,然而现实中的棋手更超过了常人的想象。如果我的父亲能象我的母亲一样直接明确地告诉我,她没有办法把我急需的旧自行车运到大学,那么我就能较为正确地认识到环境的恶劣,重新考虑这条路是否能走得通。然而,我父亲却能遵从棋手的利益,把握火候,使我误认为是因为我没有与父亲说清楚。为了说清楚,父子之间一耗就是十几年。
    我上高中时因为特殊的原因,能够指挥更多的血液流过肝、肺和一些关节,使它们从小时候的功能不强,常有毛病,很快地变得功能强大。上大学时超强的科技创新的强度、营养不良本应使我瘁死,土共统治下的大学里,常有人瘁死。我遭遇过多次瘁死,但是我却有个小巧门,当瘁死来临之前的瞬间,当脑血管或是心脏上的血管将要破裂之时,我总能紧急地把它们放松下来。这是个奇怪的事情,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有能力指挥更多的血液流过肾脏改变我肾衰竭、与身体不匹配的状况。而反瘁死无疑比改变肾衰竭难得多。也许是我强大的求生本能给了我这样的奇迹。
    如果我能不在微积分、相对论、量子学三方面同时出击,也许不会受到瘁死的威胁。但是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不能一开始就假设,如此众多的人运用、研究微积分,仍有许多重大的突破等待着我去发现。我也只能假设量子力学中的突破需要大量的实验,就象日心说成形之前的星象学主要靠大量的观察。年轻幼稚的我更愿意选中相对论,因为只要靠理论的封闭性就可以推出相对论。而恰恰是伟大的爱因斯坦以及后来人不断的努力,几乎没有给我留下突破的空间。在这个领域,我也不是毫无建树,相对论中最关键、最核心的空间座标变换可以看作是连续向量式微积分观点的一个变种。难懂的相对论也会因此变得简明一些。引起我三线出击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学书籍的刺激。因为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分立极限式微积分的观点上有一些突破,所以中国大陆大学课本常采用这种观点。但是分立极限式微积分只能勉强分出瞬时速度,它永远也不能进一步分出加速度这个概念。工程制图中许多本来需死记硬背的经验可以用连续向量式微积分的不同的变种推导出来;许多大学教材中枯涩难懂的概念也会因此而变得简明;无法证明的祖充之公理也会被证明为定积分的性质之一;无法证明的罗毕塔法则也可被证明为导数的性质之一。早期的所谓模糊学,大多是对连续向量式微积分的文学式的描述,因为连续向量式微积分观点没有被清晰、成熟地提出来,所以才会有“模糊”。我在微积分的理解和应用上有独特的优势,我的空间想象力也远超常人,我也常把不同学科间的知识综合起来,再加上江时代土共对科技创新特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打压,所以我有数不清的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发明和创新。然而这些只给我带来了劳累、病痛和屈辱。
    如前所述,当你发明或者革新时常需要一些设备配件,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比如车间土建方面的合作,你就不得不与土共这个吃肉不吐骨头的狼交易。交易的结果是你很难得到你需要的基础条件,而你的成果会被抢掠一空。对这种交易,我一向是很谨慎的。因为如果土共在大学中豢养的恶狼轻而易举地抢掠了我的一项成果,充当土共工具或者潜在的充当工具的父母、兄弟、朋友就会处在一种又尴尬又危险的境地。其实毕业前,曾有一两次,我在交易中已经说出了技术关键,但是一方面我的革新难度大,对空间想象力要求过高,另一方面充当工具的教授把太多精力放在封锁我的努力上,所以双方都白忙一场。在毕业前,因为我神经衰弱仍很严重,所以我不得不坚持用电脑工程制图,也因此在电脑工程制图方面有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技巧。这个技巧例外地不需要设备配件或是其它方面的合作。当时大学所属的几个技术开发公司急需要这种技巧提高绘图速度。而我因为有数不清的发明创造,也没有想通过这么一个小技巧就得到多少好处,我只想以此为礼物结交同学、教授、领导,为将来找个好工作多几条通路。别人“烟是桥,酒是路”,而我以大学急需的技术作为通路。然而大学的领导阶层显然认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只有被封锁的权利。这最清楚无误地显示出江时代土共对技术革新人才开出的价格。
    我终于活过了大学毕业。在大学中,土共不动声色,在我的同学、教授、父母单位、兄弟的朋友中织网,每当我透露出一些发明创造的口风时,土共就要对这些网作出调整,确实劳累。最后双方都竹篮打水。土共也少不了在我的档案中写下一些咒语。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不太对口、临时繁荣的公司,工资从救济款水平往上升。我父亲还自认为他托的关系很有成效。我常常处在一种跟着老板是飞鸟尽良弓藏,跟着所谓的我父亲朋友、我们公司挂靠集团的人事处长,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尴尬境地。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作为一个工程类的大学生,没有资格在车间实习,没有资格核对工人的操作,没有资格熟悉设备,没有资格看设备图纸和车间布置图纸,没有资格考查原材料市场和设备配件市场。这样下去,我必然会从不太对口变为太不对口。我改变自生自灭命运的经历远比暗战、无间道等故事片更具挑战性。面对一闪即逝的机会,不仅要象鹰隼一样敏捷,更要在此之前作出预测,功夫下在平时。更多的时候,要面对没有机会只有陷阱的困境,这时候要象冬眠的动物一样有耐心。对平民子弟来说,功夫下在平时也意味着火海捞针,首先要准,但每次仍难免受伤,关键是收获是否大于伤害。也不可避免地有厂霸来收拾我。但我在观察对手的同时,能感受拳、肘、膝、腿的位置,这些打手纵然受过武警的严格训练,也不过是我的活靶子。我改变命运的经历虽然比不上陈景润从化学物理工程师成长为伟大的数学家那么高深,但比胡士泰这个笨蛋强多了。胡士泰有澳国保护,只是卖卖铁矿石就被土共以间谍罪抓了起来,如果是我,预测到不对劲,早就逃了。如果是水平更高的陈景润,早就与家人一起作好保险了。
    有一段时间,地税局想通过恶意征税的方法挤垮我们老板,但地税局很明显不知道我们老板走私油的事。我一看,觉得机会来了,想和老板商量,他与其用非法的手段躲过地税局的挤兑,不如在我核对工人操作的问题上松松手,或者能支持我用其它巧妙的方法搞出一些技术,这样公司的效益好了,地税局也没什么办法。讲到这里,我想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分析石首事件。石首的老板卖毒品与年轻的厨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这个年轻的厨师胆大妄为地劝告老板,与其以毒品为主业惹了不少命案,不如重用他这个平民子弟,通过饭店内正当生意的管理,也能不少赚钱。这个笨蛋厨师自以为合理,自以为能双赢,却不知在权贵的眼中拚爹游戏的规则才是最重要的,其它的一切都轻如鸿毛,结果惹怒了老板,把命给丢了。而这个老板遇到的敲诈勒索的事情估计不少,杀人藏尸也挺麻烦,正好又有个平民子弟的尸首作为样本,扔到大街上以儆效尤,也不致于出什么事。结果运气不好,碰上了群体事件。而十年前的我一看事情不对,赶快当缩头乌龟,没有丢掉性命。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艺技术,我们的公司也因此由暂时的繁荣进入快速繁荣的时代。老板也有时间安排人跟在我后面收集我的技术资料。我的工艺技术操作弹性极宽,所以我离开后,工人可以暂时维持住工艺。但是掌握住我的工艺技术需要化工知识的变种、物料输送的变种知识之外,还需要至少两个微积分的变种作支持,所以没有我的精心的长时间的指导,工艺会不可避免地蜕化。
    我这样的不听话平民子弟本应该被安上一个“不孝”的恶名,但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使土共转移了目标。那位人事处长与老板合好后,他俩就对我演起了“仙人跳”。给我介绍对象时要求我必须谈成。可哪里有还未见面就必须谈成的恋爱?我的苦闷被我母亲看到问出了原因。我母亲恼怒地打电话问这个人事处长。在中国,自由恋爱早已深入人心,老板和处长只好否认。随后几年,土共编织谎言:“我的母亲阻碍了我的前途”。我没有资格在车间实习,没有资格核对工人的操作,没有资格熟悉设备,没有资格看设备图纸和车间布置图纸,没有资格考查原材料市场和设备配件市场,总而言之,我没有为权贵效力的资格,让我怎么相信是我的母亲阻碍了我的前途?!谎言编织得再精美,假象演示得再逼真,也只能骗住我的父母、兄弟、同事、我父母的朋友和土共为我设计安排好的女朋友,却骗不住我。
    二00一年,布什上台。向境外恐怖组织进贡以换取恐怖分子替他杀灭政敌维持稳定的江泽民、朱镕基政府终于彻底破产了。我的工资因为一些巧合的原因也猛涨了几下。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商贩不必因扰乱市场秩序而被判刑;翻译技术资料的平民学者、作出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平民技术人员也不全被判以扰乱技术市场罪。超市也有权大卖真的羊肉卷了,我这个平民子弟也有喝羊肉汤的资格了。我也因此彻底远离了毫无把握的反瘁死的游戏。面对美女的羡慕,我不必全部回绝。我还想办法搞到了真正的山楂糕。终于我可以指挥更多的血液流过我的快要衰竭的肾脏,彻底摆脱了因为肾功能与身体不匹配而挥之不去的头痛。虽然我不会指挥身体改善造血功能,但是我的血相基本恢复了正常。以前不得不停顿的两种微积分观点的比较、整合也取得了飞速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微积分的变种显现出来。我的工艺技术更加成熟。然而,我们老板却非要把自己绑在老主子的垄断战车上。无论他的输赢,我这样的平民子弟都只会倒霉。在老板自认为不需要我之后,我跳槽到过两家企业。因为我总能把企业从濒临倒闭改变为同行业前十强,所以新老板在我离厂前对我也很好。在第二家企业,我甚至有机会理想地加工大蒜和萝卜。虽然他们对我的很好,但是并不能给我全力地为他们效力的资格,所以不能让他们的产品进入相对自由的城市市场和东南亚市场,更不能改变我这个平民子弟自生自灭的命运。我还是及早地考雅思出国留学吧,既使学英文时我累得咳血。
    为考雅思而学英文的生活枯燥得很,我需要一些消遣,而那时新闻中常播伊朗的铀浓缩,所以我就画出了连续式铀同位素分离工艺流程图作为消遣。伊朗现在用的仍是间歇式工艺。这个连续式工艺是连续式石油精炼工艺技术的变种,简单得很。所以美国人二三十年代就画出来了。而我理想地加工萝卜、大蒜的工艺需要化工知识的变种、物料输送知识的变种、还有两个微积分的变种,所以欧美的科学家至今也没搞出来。有时我真想与土共交易铀技术,但我知道,土共治下许多有地位的专家没有在此作出重大进展,我不可避免地会在大人物的权势游戏中被挤得粉身碎骨。无数的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科学发现告诉我,小发明招灾惹祸,众叛亲离;大发明粉身碎骨,诛连九族。
    在我复习大学教材的过程中,两种微积分的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复习有机化学,量子学上也获得不少进展,虽然它远没有微积分那么成熟实用。现在的量子学家感到量子世界不可理谕,是因为他们缺少一种从德布罗意波的驻波理论发展出来的变种。价建理论、共振论、分子轧道理论都可以用这种变种解释,就象哥白尼的日心说可以解释在它之前的众多天文理论一样。
    不断地有人鼓动我父母开商店。土共棋艺高超,弟妹一度因为没有开店对我父母很不满。但商店货源怎么解决?开商店的结果只能是被土共控制,出钱出力只是为当官的打工。我们不可能遇到达赖这样的好心人为我们提供货源信息。既使有这样的人又怎么样?还不是土共看不顺眼就烧店杀人。强大的军警在非边境、无外国记者的内地不必化妆成暴徒。如果平民子弟真的开店能行得通,我还学什么英语,留什么学?生杀予夺本是土共的特权,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土共把亲属作为棋子,土共心安理得地制造着无数的悲剧,纵然酿成以千万计的群体事件也毫不悔改。
    我的第一个老板倒行逆施,公司不可避免地亏损、股份重组,在此之后他想让我为他效力,又不便亲自出面(根据拚爹原则,不能这么抬举我),于是我父亲替他出面。他和他们不好说的话由我父亲替他说。我父亲一如既往,拒绝听我的解释。我当然可以在第二家或第三家企业中谋职,但仍在拚爹规则的框架下,就象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父亲在一家设备厂中负责一项新产品因为质量不好而销路不好。我想运用一般人没有的化工知识技能为他改进质量,我父亲遵从土共的意愿,拒绝接受,以此证明我不如权贵子弟。我被逼无奈,只好违背父亲的愿望出国留学。土共心术不正的官员自以为有我父亲作喉舌,不用亲自出马就可以摆平我,一不小心让我溜出了国外。我不应该责备我的父亲,因为是我这个平民子弟妄想用无数的发明创造、科学发现、技术革新换来自尊和人格,结果连累我的亲属成为了棋子。拉萨的一些商户因为没有父母、兄弟、朋友替土共作喉舌、工具,结果招来血火之灾;而我因为有喉舌父亲所以能活下来。我更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仍能听听我的意见,最后作出支持我留学的选择。
    土共治下的平民没有选择。既使我的选择是对的,也要冒巨大的风险。土共治下即时面行业的老板可以组成一个世界行会,干涉世界的即时面行业。我虽然留学海外,也因此不能验证我已经在2004年10月至11月底,经过反复工业化验证的加工萝卜、大蒜的技术。UPM也因此拒绝发表我的论文。那么请问,爱因斯坦发表论文时有实验数据吗?因为在微积分和空间想象力上有特殊的优势,所以我能成功地改进螺旋输送机,中国大陆不少研究院经过多年的研究也只搞出了个不能用的半成品,也正因为此,UPM断定我这个留学生不可能成功,虽然我已经成功。我就象格林童话中的天鹅兄弟,纵然飞到海的另一边,也不能摆脱土共的魔力。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明:对我个人而言,投稿展示铀浓缩工艺图纸以换取实现即时面工艺的机会比直接向即时面世界行会的成员投递我的简历,投递我的工艺技术更安全。我也曾到美国驻马大使馆,抛出我的连续式铀同位素分离工艺流程图,想以此换取美国政府对某一即时面公司施压,验证我独一无二的技术。美国政府不满我的这种敲诈,在我第二次询问时大使馆只派出一个门岗代表美国的铀浓缩公司回答,美国公司已经有了这种工艺,他们需要的是对专用的聚合物性质研究以提高分离效率的人才。我当然知道美国已经有这种工艺,我并不想让民主政府为这种它们已有的技术付钱。而且我还知道铀浓缩用的聚合物的性质分析完全可以看作气相色谱柱中填料的性质分析理论的变种——并不难。门岗代表大使馆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还能有什么要求,难道非法地讹诈一笔钱吗?我想要求美国政府能对某一即时面公司施压,验证我的理想地加工萝卜、大蒜的技术。但是在民主国家,政治与经济互不相干。我就是这样在土共的强权与民主国家的冷漠之间生存。
    我请求那些生活得太幸福而不知我的艰难的民主国家的公民,请给我一个发表论文的机会。我就不用向现实低头,伊朗、北朝、土共也就不会得到有效的铀分离技术。这当然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人们只需要买即时面就可以轻松地解决营养问题和维生素的问题;理想地加工大蒜意味着没有副作用的前提下杀灭许多种病菌;理想地加工苦瓜意味着一种低价高效无副作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冷漠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既使你对我这样的移民冷漠,你也不应该对这么多的病人的利益冷漠。
    因为我现在的时间非常紧张,所以没有把本文翻译成英文。我希望编辑能尽可能多地展示本文,让全世界看清土共嘴脸,以及土共治下平民的艰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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