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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莉:写给中国国家农业部孙政才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国家农业部孙政才部长:您好!
     我叫周莉,从中尼南南合作回来的队员,于2007年9月17特别去农业部想亲手将我于2007年6月13日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一封近似于遗书的信件交给您,这信件至今天恰好是100天纪念日,是我在异国他乡很可能遇难时的心境和对不幸事件的朴实陈述——假如我遇难,希望我的家人持上这信件让我们的高级领导人您知道我为何而遇难。 (博讯 boxun.com)

     我活着回来了,尽管所受伤害与日俱增,但毕竟还活着!
     孙部长,我知道您忙,但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将有些事情的真相亲笔告诉部长您。反映问题是为了问题得到解决利于明天更好的生活和工作,而我反映问题后在心理上承受的却是雪上加霜的痛苦。为了吸取不幸事情发生后没及时报告组织的教训,恕我斗胆向部长您实话实说,为了正义为了我的尊严为了事情的真相大白我还是要实话实说,以使事件朝着“良性”的方向及时而合理的得到解决,这既有利于组织也有利于个人。
     我防不胜防的不幸事情发生后尽管痛心疾首但我出自于多个和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心理而无奈的选择了忍和原谅他们,但由于他们所作恶后的后怕以及他们间的争风吃醋和工作关系矛盾最终让我伤痕累累忍无可忍导致了我发给外经中心的四封邮件的后果(我将签名并附后)。
     在我承受不了打击时我相信着组织,依靠着组织,希望组织给与理解,关心和得到组织的正义支持,于是向我们的委派组织国家农业部外经中心王德福发出了求救的信号。遗憾的是2007年6月27日我打电话给王德福,第二天28日得到王湘柱的威胁,7月1日给外经中心邮件7月5日得到的是王湘柱专程跑到JOS来对我的当众威胁和撤消我的组长的行动。
     2007年7月2日我按外经中心王德福的安排等到外经中心付主任周启疆带项目评估团来时为我解决,我按照程序到了专家组,周启疆热情接待了我,并于当天下午就热情地让我向他反映了问题,并告诉我当时接我邮件时王德福想将邮件压了是他周启疆的反对才有今天我向他汇报的机会。2007年7月25日和26日两天当我向他反映问题时的热情使我感动,于是我于26日下午出于感激同时也小小表示一下他到尼国后我对他的欢迎,所以我掏出500美金给他,他收下了。第二天同样是我却不同一个周启疆在我面前出现,因为我反映过来我有必要报告另两位代表团的成员丁瑞强和合作司的叶处长,只希望告诉他们我向组织反映了问题,于是我向周启疆请示和要求,他当场回答我没必要而其中又特别反对我报告丁瑞强,他说此事最好是只让王德福和他两人知道,他的态度生冷得让我生畏,昨两天总是将我带到他的房里谈,而那天在我的要求下也不让我进他的房里,我感觉事情不妙于是乎在我再三要求下他终于同意了让我报告丁瑞强和合作司的叶处长,我向他们三人报告完后周将我叫住留下并将500美金退我,我拒绝收回,因为与此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关系,是他头两天的热情让我感激和他到尼国去后我的一份礼物,他坚决退我,我收回了。接着周启疆却明确指出这是我单方面的反映,而推卸责任说他们不知道任何情况,还一味强调他没听任何人说起过我反映的问题,没听人说过的事情就不存在吗,与王德福当时的安排是说来解决的说法大相径庭。
     回国前的严峻困境将我推到了大使馆去。回国前我向王德福请示也发出了邮件希望能给点时间最好在事件发生地的尼日利亚能有个基本的解决方案,所有的答复都是按期回国。无奈之下于2007年8月16日我向大使馆请求希望能帮助我多住尼日利亚一点时间以使问题得到解决,必然之下我得说明理由,于是乎我道出了事情真相,人权的侵犯,人格和性的侮辱。2007年8月23日到大使馆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被安排回国,而手里持着一张康程周于2007年3月30日写的一张10万人民币的欠条,我特此到大使馆去是告诉大使馆领导那张欠条表面看去是一张经济欠条而实质上背后潜藏着一个案件。去大使馆前我先到的专家组,我被协调员王湘柱答复没我的地方住,我知道当天我办完事后回不了JOS了,我只好提着箱子到了大使馆,在那相遇了康程周,在大使馆扬主任的安排下康答应得很好为我回专家组安排住处,我听从安排跟随康程周回专家组,回去后在王湘柱面前却仍然置我不管,经过好一阵的折腾终于在专家组住了一宿。
     回国后我按照组织程序只能与周启疆汇报,我遵照执行了。此行上北京来的第一目的就是原原本本的向组织反映问题最大程度的依靠组织内部解决,因为我所受伤害来自于多个层次,首先与工作关系有密切联系,更与项目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密不可分。可是回国后从电话到面对面的与外经中心付主任周启疆的谈话更使我迷惑不解。周启疆反复告诉我的是:工作上的问题他们管,涉及到法律上的事情他们管不了。而在切入主题时从电话到面对面的谈话时周却对工作上的问题以及管理部门的问题以及工作问题给我带来的无穷后患却闭口不提,对他反复强调的涉及到法律上的事情他管不了而事实上却采用一切手段和方式追问着性侮辱的次数和性的过程,当他得知一切后又反过来明确告诉我他们管不了,我为此不明白周启疆他们不想管的法律问题却又在想方设法得到信息用作何处?而且我反驳道违法的事情一定是已经违纪,得到的是回答是同样的。我迫于不得已于2007年9月18日向北京的一名律师打电话咨询,结果被得到与前面咨询同样的指点:“放下电话,只要是事实立马报案”于是2007年9月18日下午3点过我报案了,晚上得到电话明确回答,“此事是在尼日利亚发生的应该在尼日利亚解决,公安部管不了,找农业部的纪律委员会”,我迷惑了,在尼日利亚时我要求在国外解决我被外经中心安排回国解决,回国后我最大程度的希望依靠组织内部解决,我的受害是在多层面的发生的,与工作关系是无法分开的,周启疆的回答是管不了,所以连我现在北京的吃住行都被周启疆回答为是我告状的事,一切自理,报公安部后又说应在国外解决或者找农业部纪律委员会。。。。。
     孙部长,请您在百忙中抽出点时间过目一下我的所谓遗书有要求吗,再看看我给外经中心的第一封邮件里所提的要求高吗?再比较一下我给外经中心的第二封邮件里的要求与第一封是否有很大差距吗?那份提高了的要求是否与管理部门的违规操作加剧了我的伤害有关呢?第三封邮件是在周启疆带领的评估团走后康程周表现的变本加厉的折磨和打击报复,是否与周启疆有关呢?向组织反映后我的受害在加重问题出在哪儿?我回国后周启疆的作法让人迷惑不解是否是想推卸项目管理部门的责任呢?请部长安排人员调查。
     部长,我不希望走一个部门得罪一个部门的领导,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反映问题是我在承受不了打击时依靠组织依靠领导希望将问题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如果管理部门在我反映问题后激化矛盾,我们老百性所反映的问题必然的将朝着恶性的方向发展,受害者只能加重受害,作恶者更加肆无忌惮的作恶,我想稍有良知和正义的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谢谢您部长!
    
     中尼南南合作回来队员 周莉
     2008年9月30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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