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新儒家”的幻觉与日本和“四小龙”的神话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07日 来稿)
现代“新儒家”实则一个小的学术团体，其中又分为几个门派。他们的思路和观点，显然有悖于人类社会大趋势，有悖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实则是本世纪中国残存的官僚统治势力的一种表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蒋介石集团所坚持的对儒家道统的基本政策的反映，起码是在这种政策的容许下所形成的一种学术派别。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的几位“新儒家”又在这合适的小环境中开宗立派，在大学中设课授徒，以至办“书院”。再就是一些留洋学者在国外开设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编些教材，写些论著。其在海外有华人的地方，产生了一定影响。
(博讯 boxun.com)
虽然连在港台及新加坡这些地方，“新儒家”也非文化界的主流，但他们却为自己所设计的“复兴儒学大业”所迷惑，甚至产生误入海市屡楼式的幻觉，似乎中国人的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都已发发可危，全赖他们这“千钧一发”的努力了。而且，他们自认为可以不断发扬光大儒家道统，创造出比孔孟、陆王更伟大的业绩。一九五八年元旦，由唐君毅起草，连同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签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可以看成是所谓第二代“新儒家”基本思想的集中表述。他们缅怀儒家道统历史上的辉煌，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虽不敢许下“第一代新儒家”代表者梁漱溟那样大的宏愿：即儒学将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但也要在华人中“光大道统”的基础上，将其推广于世界。
至于第三代“新儒家”，则自认为有更大的功用，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使他们有了将思想向大陆输送的机会，并得到了一些响应，于是信心倍增，加大了志向。蔡仁厚写道：
讲儒家学问，并不只是“述古”，而是“返本以开新”，以期民族文化慧命之相继光大。中国文化本来就具有一种开放融摄的精神，而能随时变应，日新又新。在内圣一面，中国文化，生命向上透的境界，已经极其高明，今后只须在外王一面补足“政道”与“如性”这中间架构性的钢骨，便可以向下撑开，以获得稳固坚实的自立之基。所以，激发文化意识，畅通文化生命，树立文化理想，使道统、政统、学统，三统并建，以恢复文化的创造力，这不仅是新儒家的精神方向，而且亦是全民族共同奋斗的中心目标。①
这真有些“天生德于予”的味道了。不过，不能不指出，“新儒家”在概念上所犯的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将“中国文化”与“儒家道统”、“儒学”看成同义词。中国文化是个总体，它当然要长期存在并发展，而“儒家道统”仅止中国文化一特定阶段中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不等于儒家道统的发展。在其他第三代“新儒家”中，所发此类言论也是普遍的，他们都认为维系儒家道统，就是存续中国文化，因而，在大多数人都昏迷得不知所以的时候，他们这些“独醒”者责任重大。而且，一旦“三统并建”，大功即可告成。
这些话，用来自我激励，自无不可，但若以为中国文化定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发展，而且又那么容易（只要坚持儒家道统即可，采纳西方科学与民主，变为学统和政统），就大错特错了。儒家道统的社会基础已经衰朽，且正日益腐败，幻想其复兴光大，是不可能的了。中国文化必在儒家道统的衰败中，更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即社会主义文化，上一新台阶，谋一大发展。
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有个“实证”，“新儒家”们常常举日本和“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为例，说明儒家道统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和巨大作用。这种论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也屡屡有人鼓吹，似乎只要我们也弘扬儒家道统，必会成为一条现代巨龙腾飞东方天际。而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落后，恰又是由于放弃了儒家道统，甚至还在不断地批判儒家道统这个“吾家至宝”。于是一些人开始唱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高调。
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是由于弘扬儒家道统的结果吗？
这不过是一种编造出来的神话而已。
日本和“四小龙”，历史上确曾受到儒学影响，但这影响有多大，传统又有多深？其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在其经济发展中文化起着什么作用，这起作用的文化又是什么性质？
对这些问题不进行探讨，只凭近期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以及他们在历史上曾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就直接得出结论，说其经济发展的文化原因在儒家道统，不免有些“望风捕影”。
儒学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朝鲜和日本最为明显，其中朝鲜已转向官僚制，主要接受的是朱熹的学说，以李退溪为代表。日本则根据其封建领主制的特点，将儒学日本化，尤其注重“忠”的观念。而台湾为中国领土，但其开化较晚，所受儒学影响，主要是由大陆去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传带。香港、新加坡均为英国之殖民地，实则港口城市，其民主要是两广一带贫困农民与商人，本人所携带之儒家文化很少一一两广地区所受儒家道统制约本来就晚，也弱。
演化至二十世纪，日本已在军国主义的导引下，走上以掠夺侵略为立国之本的道路。这是其所谓“大和魂”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必然。试看，在这里儒家道统占多大比重？至多是在虚仁假义上借用了儒家某些术语。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掠夺朝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成果”。一九四五年以后，日本是在美国的卵翼下，并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基地，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起美军的军需补给地的作用，这是其外部条件。而真正构成日本经济“腾飞”的内部原因，主要是在麦克阿瑟重压下的“民主改革”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其主导性文化，正是资本主义文化。日本人的唯利是图和善于经营，是举世公认的，连美国人也自叹不如。在这过程中，满身实用主义细胞的日本资本家，不免也要将其一知半解的中国儒家、道家、兵家乃至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中有关经营管理的思想加以揉合运用。这从文化意义上说，其作用是很小的，如果说有用，是用于管理技能上了。说日本人现在的经济发展是以儒家道统为文化基础的，不仅太抬举儒家道统，也太抬举日本的统治者了一一他们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没有，也不能真正接受儒家道统，否则，就不会有其军国主义的狂热了，这种狂热今日又大有抬头之势。
而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其外部条件，也是美国的扶植。而内部条件，主要是逐步改革了旧有的官僚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路。韩国摆脱了全斗焕的军阀统治，台湾“蒋家王朝”的衰落，这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至于其间儒家道统的作用，也逐渐弱化，虽说在学校教育中还占一席之地，以至还能养育“新儒家”，但其文化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的经济发展，正是资本主义势力与官僚统治势力斗争的结果。何以颠倒过来，反说成是儒家道统的促进？如果儒家道统有这种促进作用，何至等了两千多年才发挥？
至于香港，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是其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其文化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和殖民地意识为主的。香港人所受儒家道统的影响本来就少，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一一这恰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其儒家道统很浓重，必然阻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新加坡的地理和经济地位与香港相似，它虽以华人为主，但儒家道统对其制约很小，自从独立以来，逐步克服殖民地意识，其文化以资本主义文化为主。新加坡这个港口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文化条件，就是资本主义文化。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注意在中学教育中加强伦理教育，据其教学发展总署总监王孟林说，新加坡从一九八二年起，小学生每周有一个半小时的道德教育课，教材为《好公民》或《生活与成长》。
这两套教材旨在为学生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从而在中学高年级引导出比较成熟的讨论。在高年级，学生将被介绍给下列选修课程：
《圣经》知识
伊斯兰教知识
佛教研究
印度教研究
锡克教研究
儒家伦理
世界宗教研究
儒家伦理本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园地，我们又希望能保证按正确途径教授该一课程，因此，一九八二年，我们从国外请来了八位儒学学者，协助我们为学校课程拟定一个观念性的纲领。②
这就是让“新儒家”津津乐道的新加坡对儒家道统的“重视”。而所请八位学者，只有一位来自儒学产出国的台湾省，余者均为在美、欧任教者。新加坡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其作为独立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和表示，对其各族民众的文化来源加以介绍，以淡化原有的殖民地意识，增强主权观念。
总之，“新儒家”与国内某些人对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中儒家道统作用的鼓吹，既不合实际，更不合历史的趋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儒家道统虽还是文化中的一个因素，但其地位和作用在逐步缩小，其近期内文化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文化。
①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② 引自杜维明著：《新加坡的挑战·序》。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资本统治与劳动社会主义运动是现代世界主要矛盾/刘永佶
院长刘永佶：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必然会再度兴起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