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問責制的先天缺陷/李德成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8日 转载)
香港政治問責制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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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港督由英國指派，他基本上是孤身上路，依靠的就是公務員。除了末代港督彭定康外，歷任港督基本上都是殖民地部或外交部的官員，他們本身也是公務員，所以和本港的公務員其實有同樣的工作文化，大致上沒有磨合的問題。
在港從政非終身事業
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是一個商人，而且《基本法》規定他不能有政黨背景，於是董建華需要孤身一人對付整個公務員系統。而且為著穩定的理由，末代港英政府的司級官員全都自動成為特區的司局長，這即是說，董建華無法選擇他自己的班子。經過幾年的運作後，董建華基本上同以陳方安生為首的公務員系統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於是他挖盡心思推行問責制。從這以後，他才首次有機會選擇他的班子。
但這個有香港特色的問責制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沒有相應的政黨政治配合，於是在用人和政策上都沒有一個連貫性。若果在一個有成熟政黨政治的地方，作為執政黨成員固然有機會出任政治問責的官員，但即使是身為在野黨黨員，也有機會出任影子內閣成員，又或是各級議會的成員。可以說，在一個政黨政治成熟的地方，從政是一個可以作為終身事業的選擇，無論是否執政黨成員。
但在香港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一個新的特首上台，因為沒有政黨背景，他必須臨時招攬一班政治新丁作為內閣，但當這個特首任滿或腳痛後，這班政治新丁隨時面臨失業危機，因為新舊特首都不是政黨成員，互相應該沒有政治聯繫，所以不大可能任用前任內閣成員。又由於這些前閣員沒有政黨的支持，他們在不獲新特首任用後注定要離開政壇了，例如何志平，廖秀冬，李國章等等。這就是為甚麼特區的政治任命官員都會盡量為自己留有退路。例如李國章成為教育局局長後，並沒有辭去中大的教職，而只是停薪留職。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新任副局長梁卓偉和潘潔身上。這就顯示出這些政治新丁無信心可獲下任特首任用。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這些副局長要在全民嘩然的情況下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他們的外國護照，更有一些政治助理堅拒放棄外國國籍。這個情況也令到香港永遠都是由一班政治新丁統治，因為等到這些新丁稍有經驗，他們又要隨舊特首落台而由另一個特首和他的一班新丁上場了，香港的發展於是大受影響。可以說，香港的政治制度令從政只能是一份短期的工，而不是一個事業。
政黨政治免人亡政息
這個問責制的另一個問題是完全不受監管。在一個民主社會，政府首長固然是民選出來，內閣成員的任命也絕不是無任何限制的。如在美國，總統對內閣成員只有提名權，真正批准任命的是參議院；在英國，內閣成員必須是國會議員，他們絕不會出現一個全無政治經驗的內閣成員，如陳智遠先生。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若果香港實行美國或英國等老牌民主國家對內閣成員任命的限制，那麼現在副局政助任命的鬧劇就不會發生了。
即使曾蔭權又一次的鑽了《基本法》的空子增加政治任命的班子，但這個班子還是不足以駕馭十多萬公務員。惟有一個政黨才能有足夠的資源和經驗去指揮全體公務員。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必須發展政黨政治，而且政黨才是真正可以訓練政治人才的機構，政黨也能令到從政的人有足夠的支援以令到他們能夠以從政為一個事業，而不只是一份工。政黨政治也能提供管治的延續性，因為管治的經驗可以在政黨中保存，而不是現在的人亡政息。但要發展政黨政治，必須有立法會全面普選，因為政黨只能在自由的選舉中成長。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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