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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彪：保障農民權益需要自下而上的權利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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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16日)
    保障農民權益需要自下而上的權利反制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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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文彪（江西評論家、資訊日報社編輯歐洲導報社供稿）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針對福建、山東等6個省及其下轄的24個鄉、60個村的調查顯示，我國農民權益保護狀況雖有較大改善，但中央政策給農民的實惠相當部分被地方的亂收費和亂罰款等抵消了（7月14日《中國青年報》）

    中央政策給農民的實惠部分所以會被抵消，是地方政府試圖通過亂收費、亂罰款從農民處謀取利益，而亂罰款、亂收費所以敢於肆無忌憚地進行，說到底是因為地方政府的權力不能受到有效約束，所以，只要不能實現對於地方政府權力的制約，即便基層財政豐盈，針對農民的牟利行為同樣不會停止。

    地方政府與基層部門的權力所以難受制約，很大程度上與行政的自上而下管理架構有關。由於我國行政設置的層級較多，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同級政府大量並列，行政架構呈現出巨大的金字塔形狀，所以上級政府較難實現對所有基層政府事無局細的監管，造成不少偏遠地區的基層政府與幹部敢於抵消上級政策，直接表現就是對農民亂收費、亂罰款以自利。

    人大是監督機關，但是農村地區的人大直接來自普通農民的代表比例不高，而且農村地區的代表的監督意識與勇氣相對較弱，農村地區的人大常委會或主席團組成人員更易出現對於自身角色定位的模糊，所有這一切都較為嚴重地阻抑了農村地區人大監督作用的發揮，從而使得部分農村基層政府在“三亂”上“手腳放得更開”。

    另外，通過仲裁和訴訟管道維權的農民數量很少，也是一些農村基層政府敢於抵消中央惠農政策的重要原因。公民提取訴訟能對政府行政形成牽制，但是我國農民通過訴訟維權的意識尚待加強，對法律知識普遍知之不多，同時大多數農民難以承受訴訟帶來的經濟壓力，更重要的是行政權力相對農民來說過於強大，以至於大多數農民缺乏起訴政府的勇氣與信心，所以農民大多遠離仲裁與訴訟，這樣自然也就使得農村基層政府減少了來自法律的約束。

    所以，維護農民權益需要強化上級對於下級尤其是對於農村基層政府的監管力度，需要如中國農大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李小雲所認為的，“提高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保證農民代表參與決策的權利，並嚴格監督農村人大代表的選舉”，以增強農村地區人大對於基層政府的監督效果；另外還需在農民當中開展普法工作，鼓勵農民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同時通過制度改革增強司法機關的辦案獨立性，以能更有力地體現“司法為民”。

    與此同時，繼續擴大農民的民主權利對於保障農民權益至關重要。自推行村民委員選舉以來，農民與村委會成員的關係在不少地方得到了緩和，所以如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的調查所顯示的，抵消中央惠農政策的實施主體更多的是鄉鎮一級政府，而且鄉鎮政府的高壓也常會迫使村委會不敢不犧牲農民的利益，因而無論是像雲南紅河自治州那樣推行鄉鎮直選，還是進一步健全現有鄉鎮選舉制度，都必須確保基層政府真正成為責任政府，真正做到對群眾的利益負責。

    權力需要自上而下地行使，但是權力的賦予應該自下而上，前者是出於行政效率考慮，後者收穫的是對於權力的制約，而制約權力是維護權利的前提，所以維護農民權益，防範上級惠農政策被抵消，除建立自上而下的管理、橫向的監督機制之外，還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權利反制，也即通過讓百姓真正決定政府官員的命運，來實現對於政府權力的根本性制約。

    （新聞來源：http://news.sohu.com/20060714/n244250759.shtml）

    原載國風網歐洲導報版http://www.guofeng.info/bbs/index.php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