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442)
(博讯2006年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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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整合全球》附录] (博讯 boxun.com)
“八纮一宇”、“日本”、“天皇”、“神社”、“武士”起源于中国考
——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六、倭国进化为“日本”的历程
严绍璗在《中国文化在日本》（新华出版社1994年刊）的第一章《日本的发现》中，曾经提出，中国上古时代记录“原日本人”为“倭”，这是一个人种译名。此即是Ainu人的最早的汉译。“倭”在上古时代作“委”，“委”属“哥”部，发“A”音。吴语上海话把“矮”读若“A”,便是近上古音。所以，“倭”便是“Ainu”的直音。《后汉书。东夷传》记“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此处称为“倭奴”，乃是“倭”的长音，更接近“Ainu”的本音。事实上，在汉语中，“倭”是一个连绵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它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几年前，《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发回一个报导，说国家某通讯社负责人参观日本九州，那里有一个“倭国”和一个“奴国”，这显然是据《魏志·倭人传》中列数日本列岛所谓各“国”名称而说的。但当时《魏志·倭人传》的作者因为不懂日本语发音的特征而把“Ainu”这样的一个表示种族和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词活活地拆成了“ai”和“nu”两个不知所云的音，制造了“两国论”，实在是应该纠正的。保守的史学家们长期囿于这种说法，令人震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可以运用实物材料作证，原来在日本九州志贺岛早就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有“汉委奴国王”五字。这枚印玺确证了“倭奴”就是“委奴”，“倭”读若“委”，“委奴”就是“Ainu”。根据这种推论，产生了一种论调：“倭人非日本人论”。
其实这个论调犯了低级错误。
首先，前面谈过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其中“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是对于三个明显不同的种族集团的征服活动。而作为三分之一的“毛人”，才是“Ainu”，另外三分之一“海北”当然是指对马海峡以北的朝鲜，剩下的三分之一“众夷”，当指与大和政权同族的其他倭人或是日本人。
如此看来，《旧唐书》所谓“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的说法，并非无据；而“倭国者”正是“古倭奴国也”。此倭奴国，显然不是“毛人”国即阿伊努人的国家，而是非毛人的“众夷”国。
当然，参照《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倭国与日本也确实有一定区别：“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用倭国的“世与中国通”、日本的“倭国之别种”、“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来核对《宋书》卷九十七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倭武王遣使上表所说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确实能令人有所回通。
前面说过陕西历史博物馆2005年10月10日宣布发现日本留学生墓志，凡12行171字，志首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云云。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出现“日本”国名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据考他是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团抵达中国的，与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年龄相仿并一道来华。这方墓志对于日本改国号应在712-720年之间的推测，是有力的实证。2005年8月24日，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这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诸多日本工匠，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在海上漂泊近三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当来访的日本少年入城之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在长安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只是在同时略后的《隋书东夷列传》里，唐朝人是把高丽、百济、新罗、靺鞨、流求国、倭国并列为东夷的。事实上，是“日出国天子致书日落国天子”的对抗意识创造了“日本天皇”的神话，换言之，日本天皇的神话来自于中国皇帝的现实。这体现为日本在东亚秩序中努力寻求新的自我定位，这不是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藩属国倭国企图挤入东亚政治中心——“中国”——的结果。
但这一藩属国倭国企图挤入东亚政治中心——“中国”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到了武家政权兴起后，天皇制度趋衰，幕府将军依然必须寻求中国朝廷的认同。在某方面所面临的情况跟早期大和政权相似，例如足利幕府就有明朝的册封，后来的锁国也允许中日的和平发展，明治维新后新的集中权力开始出现，加诸民族主义的流布，伴随既有的争夺东亚共主的心态，遂有中日战争的结果。早期中日的矛盾，也许亦可说是一种争夺“中华世界主导地位”的体现。因为日本不但文字和制度、礼仪和风俗都拷贝中国，就连地名和年号都模仿中国，是存心在海外建立一个“海洋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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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 《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全球政府论》
（Xie,Xuanjun: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On Global Government[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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