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知识的传播/武振荣
(博讯2005年12月01日)
（1） 1989年的“蛇口风波”的回忆
(博讯 boxun.com)
1989年3月，中国国家教委组织了一支“高级演讲团”去各地大学巡回演讲，贩卖社会上的正统知识。据说这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所以和前毛泽东时代的“工人、贫下中演讲团”就不同，它完全地排除了“工人师傅”和“贫下中农老大爷”，换上了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不用说，这些被“特选”的知识分子也都是能说会道之徒，有着很高的演讲水平，凭他们摇动的三寸不烂之舌，能够把圆的说成是方的，把黑的说成是白的，甚至可以把女人说成是男人。靠着这些人去向我们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们“灌米汤”，那的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曲啸和李燕杰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对这样的事情的前景总是看不好，在这种名为“宣传精神文明”的事情好象总是闻出了一点“精神上骗人”的味道。就为这事，我还和我当时所在的科室的同事们做过“探讨”（那时言论控制的不紧，“6、4”后就变了），大家颇有同感，即使这样，我们在听了曲啸的录音报告后也不缺乏赞口不绝者，这也许与演讲本身就是一门子艺术有关吧。
我叙述中的“演讲团”在进入深圳大学之后，出现了一个在许多的高校都未曾发生过的现象，那就是深大的学生们不吃这一套。在“高级”“精神贩卖师”演讲的会场上，竟然有人用写纸条的方式提出抗议，甚至有的人当场站出来（官方就叫“跳出来”）当面质问讲演者……弄得他们非常狼狈，下不台。在下来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讲团”的行为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批评中，他们对这种现代条件下的韩愈式的“授业、传道、解惑”这一套非常反感，说“新时代的大学生们再也不吃这一套了”，理由是：“我们是大学生……不是3岁小孩”。正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情，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新华社记者就摆动了镜头，不几天，《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蛇口风波”的报道（“6、4”前，新闻是比较自由的）。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对此事重新发表议论，但是把“89运动”发生前的这个“蛇口风波”中的问题回忆一下，特别是研究研究大学生们对那个“韩愈方式“的批评，我看是很有发掘价值的。
（2）“韩愈模式”不能运用于民主知识的传播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民主的知识应该运用一种什么样的传播方式？这样的方式和中国共产党一直运用的传统的“授业、传道、解惑”的“韩愈方式”有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在哪里？
从理论上要回答上述的问题，我想没有人会回答“没有区别”，大家肯定会说是“有区别”的，要叫我们从逻辑上要说清楚区别，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那么，问题出在了哪个环节上呢？这就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问题不是出在了理论的环节上，而是出在了我们“宣传”民主行为的这个环节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其中许多的人（不缺乏理论家）在传播民主知识的时候站在了“异议者”的立场上，而这种立场和韩愈的“传道”式的立场却是一模一样的。我在去年写作的几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某些伟大的异议人士在真理的占有问题上往往持一种极端的态度，因此，一旦他们立住了脚跟，一个人是可以造就一个战场的。在历史上，这样的战场有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耶稣），一个人对抗一种制度的（马丁路德），一个对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就这样的事情来分析问题，民运人士站在如此的立场上也许说不上是“错误的”，当我们的这种行为在“叫阵”专制主义的时候更是如此；可是问题就出了另一头，当我们在向人民讲话时，情况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变化中，我们就不能认为自己是对抗世界的一个人了。
在“传道式”的行为模式中，我们认为自己就掌握着那个记载着知识的“本子”，把它“授予”那些想学习的“童子”，并且帮助他们读其中的句子，这样的事情就完全地符合“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的韩愈之说教了。可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说我们同韩愈的时代完全地不同的话，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学校教育和一般的政治教育、社会教育的区别了，因此，我们若认为在学校教育以外，还存在着“小学教育”中的“授业、传道、解惑”的方式就一定是错误地。在这个意义上“蛇口风波”中的大学生们认为在现代的条件下，政治、道德教育如果还是运用“传道”式的这一套，那么，这种教育的实施者就等于是把他们当“童子”看待，这就贬低了他们的价值。所以他们作为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可以自立的人的资格向此种教育发起挑战，就表现了1989年那一代大学生们的特殊的素质。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如果可以获得一种这样的认识，即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在宣传民主知识的时候，也是手里拿着“民主”的“本子”，把它“授”之于人民，也是要把“本子”上的话“读”给人民，并且给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以解除他们的“疑惑”，那么，我们同共产党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共产党人哪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样，他们手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世界上的唯一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只有通过他们共产党人的宣传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理解，以便最后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可见，当这种共产党方式在1989年就已经被我们的大学生们抛弃了的时候，我们民运人士又变相地把它拣了起来，这不就是我们的错误吗？今天，我们许多民运人士就生活在这种错误之中。下面，就这样的错误我发表一点陋见。
（3）民主知识的开放性
民主的“本子”是一个“公共”的“本子”，在这个“本子”的内容范围中，是没有“师者”和“童子”的区别的，这就是我强调的问题的第一点。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样，在民主的现代教育中，根本就不存在“授业”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民运人士的手里有一个民主的“本子”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它的“读者”，这样以来，我们就不可能在理论上以“授业”的方式收徒，就这一点来说，韩愈方式中的那个起点——“授业”就完全的没有了；第二点，由于在民主的体系里也没有“授业”，所以也就没有“传道”这个环节，因为所谓的“传道”一定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行为，其目的是要把知识“传”给“学生”；第三点，在“传”的过程中，“学生”必然要产生“疑惑”，而“老师”解除他们的“疑惑”就成全了韩愈模式的主要内容。现在当这些连带环节的主要环节在失去之后，民主的知识的开放的现代性质就昭然若揭了。因此在民主的知识体系中虽然也有人居于创造性的角色上，但是这种现象和体育比赛运动中出现的佼佼者一样，他仅仅是套上了一个荣誉的冠冕，而冠冕的下面，没有一个“与人为师”的内容存在。
就这样的观点去检查我们一些民运人士对民主知识的认识或看法，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问题就有可能浮出水面。我们许多民运人士现在认为中国的人民大众根本不配享受民主的知识，更有的人认为他们的脑子里满是专制的东西，于这样的情况相应的是许多人还认为在中国已经具有了100年的民主革命、民主运动的历史对他们来说等于零。在这里篇文章中，我不否认这样的看法也有一定的价值，我仅仅是说这样的看法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是可以把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引导到民主的“师者”的那种境地，一旦情况是这样，在如此的境地中，我们就不能不把人民看成是“学生”了，这样，由我们“传”给他们民主的知识，不就使我们大家变成了“共产党人第二”吗？此时此刻，民主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什么两样的了。
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即在民主政治中，公民判断政治事务的权利是平等的，而这样的平等并不必须地要求“水平”上的一律。如果说这样的理论具有科学的假设的性质的话，那么，民主政治其所以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这里，假设意义上的平等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变成了选举意义和选票意义上的平等了。就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理解民主的知识，它的“普通”性质就是最主要的。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普通的知识”，当成了“群氓们”都不懂的知识，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在民主的知识里，我们也只是拿到了一点点，靠这些一点点知识我们是不足于“教训”人民的。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民运人士所掌握的知识有着一种积极的功能的话，那么，我想它是“启发”的而不是“训导”的。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区别，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知识和人民的思想和水平在挂不上钩的时候，就应该检查我们的知识是否有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责怪人民。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民运人士还处于孙中山革命的那个年代的话，我们把自己闹成“先知先觉”，而把人民当成了“不知不觉者”也许情有可原，但是当我们在远离这个时代快100年的时候，还持这样的看法那就非常的陈旧了。
（4）民主知识不是学校里的初级知识
民主的知识需要传播，但是你若认为这种传播和学校初级知识一样，是知识的“占有者”对“没有知识”的人的传播你就一定是错误的，特别在今天的情况下，这样的错误如果得不到纠正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们不要把民主的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人民大众看成是“零知识”的携带者，其实呢？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民主知识和我们比较起来，也许不完全的逊色。因此在某些场合由他们所表达的民主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标准”的话，也许原因仅仅在于其感受的程度上差异。所以这样的知识如果说需要“提高”的话，那么我们民运人士的作为也不过如此而已。若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你以为他人在表达自己的民主知识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或是运用了毛泽东的语录你就把它认为是“专制的”，这样就不好了。
民主的知识是一门科学的知识——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它和自然科学知识到底还是不同：在自然科学知识中，特别是在比较高级的自然科学知识中，的确存在着人的知识的“有”和“无”两种状态，但是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完全地出现在民主的知识体系中，因此在现代条件下，你如果判定某些人“没有”民主知识，而另外的一些人却“有”——那完全是错误的。民主的知识说到底是一门人性的知识，人在都具有人性的情况下就都是民主知识的可能拥有者。如果读者们认为这是民主的一个方式的话，那么，我的意思是：民主知识和民主方式有着本质上的统一，所以在排除了民主方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占有民主的知识，哪怕这个人的水平高到马克思的程度。
我们倘若持有上述的看法，我们就不会使自己的观点停留在“异议者”的立场上。说实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变成民运人士前都曾经站到过异议者的立场，也都是一个异议人士，只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要求使自己变化成为民运人士时，才面临着我们的一番自觉的改造问题。在这种改造的工作中，我们也是要学习民主知识的。在涉及到学习问题时，我前几天写作了《论毛的精神出偏和中国普通人民主立正》一文，文章中，我说了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提供正儿八经的民主知识，所有我们接触到的由继承而来的民主知识都带着此种知识的创始人自己的体验与体会，因此这些知识之于他们是活泼的、生动的、新鲜的，但是当它在传给了我们的时候就变得死板和僵硬的了。”我们在学习这些知识时，当然是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并且结合自己的经验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给人民群众所树立的也不过是变化的样板，而人民群众通过这个样板的作用整合自己民主知识就是我所论证中的问题。
民主知识传播的过程同样应该是“民主的”，这话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不能运用共产党一贯的“灌米汤”的方式和方法来传播民主知识，在民主知识的传播中存在着一个交流与沟通，而不是我们要一味地给人民“上课”。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单向传授。其过程中，有“教师”出现，但是他们的任务是“启发”、“引导”而不是“教导”和“训导”。就是这么的一点差别，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就可以区分了。
（5）关于“社会大课堂”
“社会大课堂”这样的话已经被我们中国人说滥了，但是，我们总是没有从中发现真正的价值。民主这个特殊的知识种类不同于普通的知识，它虽然也需要课堂，但是，课堂上可以传授的却是非常有限的，而更多更多的知识则是需要在“社会大课堂”上学习。可以肯定，这种学习同学校里的学习不一样，有着一种“自学”的性质。而民主的知识，一定要在这个意义上同人民发生关系，不然的话，它就同专制主义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说我们因为上面的一点把这种学习理解成日常生活中的学习，那么，由于人的天性的原因，此种学习一定会发生懈怠，于是，改变懈怠的希望就只有借助于政治运动。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社会其所以要周期的进行选举，也有着以选举来造就政治运动的目的。在一次大的全国性的政治大选运动中，人民学习的东西要比在普通情况下的1年甚至几年的还要多哩。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在说到民主时，看不见中国，口不离“西方”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中国虽然没有发生过完全意义上的公民运动，但是我们却经历了许多次的“群众运动”，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如果能够总结出从“群众运动”到公民运动的经验与教训，那才叫我们的本事哩。谁都知道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着“群众运动”的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相当沉重的教训，这些东西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是没有办法总结的，在前毛泽东时代是这样，在后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因此，在这里，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反对共产党的行为的意义也就非常具体：我们所反对的东西是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垄断权，而被“垄断”了的运动恰恰是“人民群众”的。就这样的意思看，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的本质是要求“人民群众运动”的权利的恢复，有着一个法律上的内容。不言而喻，在过去的时代中，中国人民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如果你也认为这是“错误”的话，那么反对这种“错误”的后果必然要致你于否定自己历史的位置。你又如果在这样的位置中落了脚，那么，你就铸成了一个“错误”的你。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时代，我们人民在共产党的强迫下学习了一些现代的政治知识，从而在我们的民族的历史上开始了一桩现代性的政治教育的先例，这种先例放到中国近300年以来的历史中去观察的话，也是“史无前例”的。现在，当我们认识到这种教育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教育的时候，当然意味着我们的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认识如果只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发生因时代因素而产生的变化时，我们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庶几，我们如果发现这种共产党的教育有它的另一面的话，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接受共产党教育的人民在共产党的教育中有着一个自己的“吸收问题”的话，情况就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了。说得明白一点，当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譬如学习雷锋）在人民接受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譬如作好事）时，你能够评价出它的价值吗？如果说在共产党的教育形式中，还存在着“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如1966年），那么，这样的教育在人民中间所产生出的的力量远远地突破了共产党的意图和控制，变成一个完全地异于共产党的新政治因素的事情你未必就完全认识。
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经过了共产党统治时期，但是我们的人民在这个时期中也还是学习到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之，就会发现它是民主的一个“毛坯”型的东西；依据这个“毛坯”型的东西，我们眼睛里的人民也就是民主价值的“所有者”了；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他们看成是“21世纪的阿Q”了。
2005-9-21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武振荣：民主起源的“儿童游戏说”之价值浅探
论政治生活中的观念与事实/武振荣
武振荣：论民主的信仰
武振荣：论民主的直觉
武振荣：论民主的想象力
论民运中的“小资”情调和“愤青”心态/武振荣
三论愤青/武振荣
民运与“愤青”（续）/武振荣
民运与“愤青”(1)/武振荣
武振荣：论民主的话语权
中国的民主：“翻穿袜子倒穿鞋”/武振荣
武振荣：论《红楼梦》中的政治
武振荣：论1966年(1)
武振荣：论1966年(2)
武振荣：论1966年(3)
民运人士与自由/武振荣
否定之历史观刍议韩国/武振荣
“出毛去邓”为今日中国民运人士之必须/武振荣
民运人士的人民观/武振荣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