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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女，一个冷漠的符号(图)
(博讯2005年11月01日)

    卖淫女苟某在交易中被民工勒杀，随侦破结束，记载其隐私的60多篇思夫日记被公开，日记里非常细致的描述了死者对丈夫的思念，美好将来的憧憬，不超过270元的月生活开支，一千多颗写着丈夫的名字及自己愿望的纸叠的心等等。报道还称，死者的丈夫知晓妻子卖淫，但迫于生计无奈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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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突破了人们对卖淫谋生者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的图景，继而激起了舆论的同情与反思，“震撼”成为媒体选用的最恰当的语言。然而，舆论的同情是冷漠的、歧视的同情，是含有毒药的同情。其证据是媒体使用了隐含歧视性的、冷漠的语言符号，如“卖淫女”、“多情客”等。

    新闻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传播学的关系理论对新闻语言的内在奥秘予以了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类交流的讯息具有双重性，即每一个交流的讯息都包含“报告讯息”和“指令讯息”。“报告讯息”显示的是指传播的内容，“指令讯息”则显示的是传受之间的关系。“卖淫女”这一讯息的“报告讯息”是指从事卖淫活动的女性，“指令讯息”是指告知这一讯息的媒体与卖淫女之间的某种关系。这儿，传媒使用了“卖淫女”而不是“性谋生者”、“性从业者”、“性被迫出卖者”等词语，在上下文中还使用“多情客”等词加以烘托，折射出媒体对“卖淫女”的某一种盛气凌人的、带有歧视性质的支配关系。虽然媒体表现出了对苟某的同情，但是“同情”并没有掩盖他们对其的蔑视、歧视之情。据此可断定，新闻语言“卖淫女”向社会释放的是歧视被迫出卖肉体的，处于社会边缘群体的一个冷漠的讯号。

    把如此重的板子打在新闻媒体上，也许让其感觉不公。他们会申辩说，“卖淫女”是群众语言，我们只是借用了而已，如果是歧视，那也是社会在歧视那些以“肉体”谋生的边缘群体。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是“有闻必录”的现代翻版，早已被批的体无完肤。

    歧视是社会的一种病，其根源在于人类的偏见。只要人类存在着偏见，歧视就不会消失。实际上，歧视在我们生活中天天发生，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浅者如给他人以白眼，背后吐唾沫，带有污辱性质的口头禅等，深者是对歧视者尊严的深度戕害。如在公众场所通过唾他人脸上唾沫，打耳光等行为，让他人丢尽人面，等。但无论那种歧视，都是对歧视者的一种心灵戕害，浅歧视、浅伤害，深歧视、深伤害。对于浅歧视，我们都有自我调节心理的能力，鲜会酿成悲剧；但对于深度歧视，特别对那些遭遇不公的群体的深度歧视，很有可能引起歧视者的用生命的力量做出最后的反击。这样的案例可信手拈来，如长期忍受学生白眼，以致心理变异，最终残杀舍友的大学生马家爵；常年辛苦打工，忍辱讨薪，最后因一记耳光而引爆的压抑已久的愤怒，继而连杀四人的民工王斌余，等等。

    因此，有社会良知、有人文关怀之谓的媒体不应渲染歧视，而应尽量营造一个无歧视的舆论环境，消灭可能产生的带有歧视的语言。在这方面，美国新闻界有“政治正确”的检查。所谓“政治正确”是英语“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直译词，它与官方无关，是80年代兴起的语言使用正统化的一场社会运动，旨在去掉语言中因传统而继承下来的偏见，改造那些带有歧视性的“惯用俗语”、“刻板成见”、“恶意嘲讽”的词汇，以创造一个中性的、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比如，用“同性恋者”代替“玻璃”，用“非洲籍美国人”代替“黑人”。用“性工作者”代替“妓女”等，如果新闻媒体使用前者表示“政治正确”，如果使用后者，则表示“政治不正确”。

    前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用“性从业者”代替了“卖淫嫖娼”，引起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正视社会问题的存在，而反对者认为“性从业者”没有这种职业根据。透过这争议可以发现，社会依然对那些有为道德伦理的人群有着深深的偏见。

    面对这厚厚的偏见，媒体应有纠正的责任，而不能放任之，推波助澜之。虽然一个事物，两种叫法，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但是，改变带有歧视的称呼是一种顺手之劳，而语言是与思维同轨的，当我们顺手改变我们的旧习惯，也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悄悄的转变。有篇评论说，如果今天你歧视别人而不在乎，不去努力造就一个人格平等、身份平等、机会平等的社会，明天可能就会轮到你被别人歧视。对于媒体而言，也是如此，当你无形中歧视读者的时候，也意味着你的美誉度在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的歧视能加大歧视的鸿沟，因此，不论从自身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消灭媒体中的冷漠符号、歧视语言，都需要媒体从自身做起。请媒体顺手之劳，消灭那些冷漠的符号！

     来源：红网作者：刘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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