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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于光远先生对中共历史的研究
(博讯2005年7月29日)
    ——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博讯 boxun.com)


    这是于老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强调的是历史对未来的意义。于老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诸多学科方面的造诣和成就，人们大多都很熟悉。不过，对于老在历史主要是中共历史方面的研究，人们可能所知不详或关注不多。其实，他在中共历史方面的著述还真不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于老先后写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革中的我》、《我的编年故事（1935-1939）》、《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我忆邓小平》等结合亲身经历回顾和研究中共历史的著作。他的《细雨闲花》、《窗外的石榴花》、《东方赤子·大家丛书·于光远卷》、《我的故事》、《跨越世纪门槛》、《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两册）等多部集子，也收入了多篇关于中共历史事件、人物和问题的文章。近些年，于老还在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共历史的文章。粗粗算来，上面这些作品已经超过两百万字。

    研究中共历史，于老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当事人，又是研究者。作为当事人，从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直到如今，于老经历了中共在这个时段里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厕身“漩涡的边缘”，有时还处于“漩涡”之中。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历史史实和史料。作为学者，于老对中共历史作了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观察、分析和见解形成了他关于中共历史的史论，给人以启示和智慧。

    于老关于中共历史的那些回顾和见解，大家可以去读他的著述，不再赘述。这里想特别介绍的，是他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本文题目说到的那句话。于老说：“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他说，这是从人们熟知的列宁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套改过来的（顺便说一句，这话出自苏联的一部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列宁的一句台词，《列宁全集》里并没有。这一点，我也是从于老的书中得知的）。这个“修改”强调了“过去”对“未来”的意义。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有人总是想“淡化”历史。于老认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不该过分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又是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历史上的有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还在起作用，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起作用，也可以说事实上并没有淡化。于老主张，该淡化的东西就让它淡化，不该淡化的还是要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让人们记得牢固一些。于老说过，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对他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当局是否愿意看到社会进步，有这么一条，就是看它是否支持历史学家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他很赞同这位历史学家的意见。他说： “人是不能不懂得历史的。一切科学判断都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考察的对象也都是过去了的东西，是发生在此时此刻这个时点以前的事件，严格说来也已经是‘历史’。而离开现在较远的那些历史，因为有的可能是后人所不知，更有对之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做好历史传播工作的必要。”

    第二个观点，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作为学者，于老常常强调，理论工作者必须具备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如果不彻底，就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科学精神。四年前，于老曾经说：“我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一直有兴趣。由于我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生活和工作了六十四年，经历的事情也真不少，还有一些经历是很少人甚至没有人知道的。同时我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严密的科学方法，有能力取得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自己应该写的文章写出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严密的科学方法”，突出了“科学”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老认为，中共历史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既然对它作这样的“学科定位”，就意味着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禁区”，一切都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研究。对中共的历史，中共中央曾经作过两个决议。于老认为，历史决议是对历史作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但是有了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再对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个观点，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算旧账”。有人认为历史已经过去，何必要去“算旧账”。于老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算旧账”，算历史旧账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只要历史上存在着账，历史学家总要去算一算的，世界上不存在“不算旧账”的历史学。他特别强调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他说，没有“文革”十年的教训，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因此中国决不能忘记“文革”的教训。中国绝不能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科学的著作。为此，于老不仅多次呼吁展开“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而且还写出了自己在 “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回忆录。他赞同建立“文革”博物馆，还提议成立“三种人”研究所，尽快抢救“文化大革命”的活资料，并且详细列出了三类需要抢救 “活资料”的对象。一九九九年温济泽先生去世，他生前致力于研究瞿秋白，积累了大量史料。于老颇有感慨，他觉得像温济泽这样保存和积累史料的老人还有不少，应当对这些人的史料加以抢救。为此，他致信《炎黄春秋》杂志，建议有关杂志开辟“故纸堆”的栏目，专门发表当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样的史料。

    中共历史的研究历来很难，不少人认为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学问”。这也难怪。不说“路线斗争史学”、“影射史学”给这个领域曾经造成的恶劣名声，只说意识形态对它设置各种“禁锢”和藩篱，就让多少人生厌。而现实生活中，某些人还极力主张“淡化”历史，“淡化”历史错误，“淡化”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又把经过掩盖、粉饰、歪曲的东西说成是“历史”。然而，历史真地可能被“淡化”吗？历史真地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人们看到，这些年来，尽管研究中共历史的障碍重重，怀有历史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们仍旧在执著地从事历史还原的工作。于老就是如此。今天重读他的历史著述，重温他的上述观点，还是让人看到了中共历史研究的希望：历史的真相尘封再久，最终都会显露它的本色；而那些企图掩盖历史、粉饰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巧舌如簧，即便能得逞一时，却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文作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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