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国防部长官因为一个士兵杀人而引咎辞职，这是民主国家官员负责的惯常做法。一个现代责任政府，他的各级首要人物，一定要对他管辖的领域发生的重大事故负责，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制，因此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哪怕是人命关天，也很少有官员以辞职的方式为之负责，往往不是暂时处罚一下，然后换个地方继续做官，就是根本没有人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权利的受害负责。 (博讯 boxun.com)

    六月十日，黑龙江的安宁市山洪爆发，一个学校因为建造教学楼房的钱被挪用、贪污、浪费掉，导致平房里的二百名小学生，被淹死。这种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惨剧，就这样轻松地消灭了二百名中华的花朵，而真正的杀人凶手，不是山洪，而是那些平时只知道私人利益和享乐、贪婪到极顶的当地的“公仆们”。但是到目前为止那里谁站出来对这样的惨剧负责呢？人们除了听到二百家家长的悲痛欲绝的号哭，还能闻见什么结果呢？

    安宁在牡丹江的南边不远，那里上个世纪中前期，是土匪横行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想过没有，他们迎接了解放军之后，遇到了比土匪更加冷酷无情的贪官污吏，正是这些人平素的不负责任，极端自私，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才造成二百名小学生被山洪夺走了生命。安宁二百名儿童丧生案，和克拉玛依数百名儿童被大火烧死案一样，都是这个体制病入膏肓的结果。

    但是中国的高层，有谁站出来想人民道歉？有谁站出来引咎辞职？

    高蓉蓉，一个自由宗教的信徒，反复遭到劳教所的监禁以及那里恶警的长久的暴虐的殴打虐待后，终于在骨瘦如柴中，在孤独中，在无限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被消灭了生命的权利。但是，沈阳那里的警方企图迅速火化，以消灭罪证。

    如果中国是一个哪怕是粗糙的民主国家，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被监禁者遭到谋害，她的或者他的亲人连看一眼的机会也没有，不能实现要求作司法鉴定的权利。

    记得北洋袁世凯时代，北京高等法院判处一个犯人绞刑，结果将那个死刑犯的头颅自脖子处绞断了。几个法官因之而非常害怕，担心犯属找他们依法说理，因为将死刑凡头颅绞掉，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违反法律的。后来他们绞尽脑汁，从脖子处或曰颈项处，将那个死人的头颅，重新缝合起来，但是还是害怕犯属发现，就围绕缝合处，用纸条覆盖。

    可见那个的警察，还有一定的法制观念，他们还很害怕犯属依法控告他们。现在的一些警察，更多的是背后支持他们以肉体酷刑对待被监禁者的那些权力人物，哪个害怕过犯属或民众？

    退一万步讲，就算高蓉蓉是个有罪之人，难道中共的法律，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容许随意殴打她，百般摧残她，并且不经过她亲属的同意，就可以随意火化？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最高当局，遵循司法公正的国际标准，组合联合调查组，这个调查组不光有中共的司法机构人员，也要有联合国人权官员，海内外的华人代表，一起勘验高蓉蓉的真正的死因。如果查证属实，确是警方谋害致死，那么中共的高层就应该有人出来向死者的亲友和广大国民道歉，同时司法部应该有人引咎辞职。

    最近河北定州发生的五百名流氓打手集体袭击农民的事件，造成十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个事件，显然是一起集团性的犯罪。这起犯罪行凶中，这样多的人被杀害了，光天化日之下，就象日本兵化装偷袭中国村民一样凶残，难道不是中共中央对他的地方势力或者王侯势力完全失控的一个例证吗？这种失控是专制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这样大的惨案反生后，中共高层有人出来想国民道歉么？有人因此而受羞耻感和制度驱动，出来引咎辞职吗？

    中共真的要与时俱近，那么就从学习民主国家责任政府非常负责的惯例做起，高层中推选出人来，就重大的国民受害案，想国民道歉，并引咎辞职。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6月23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