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道德法律化的悲剧----儒学的历史命运批判
(博讯2005年4月14日)
一、 问题的提出
儒学是应当在现代复活的精神圣火,还是应当为中国近代蒙受的耻辱负责的千古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产生影响。所以,我愿让这个讨论中回荡起我的声音。 (博讯 boxun.com)
种种试图复兴儒学的思想流派,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即中国在同现代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如果不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立足点,就会找不到自我,就失去了交流与碰撞的资格,从而只能成为文化乞丐——向别的国家乞讨文化的施舍。
试图对儒学进行掘墓鞭尸的历史否定的思想者们,则把中国近代堕落的精神原因,归结为儒学特定的文化内涵,而这个给中国命运造成巨大历史悲剧的文化内涵,不配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启明星,没有资格被视为熔铸中国未来命运的思想之火。
儒学的热恋者们总能从儒学的文化内涵中发现许多历史文化的神韵,来证明其热恋的合理性;儒学的憎恶者们却也总能从儒学的文化内涵中找到许多历史文化的阴影,来为其对儒学的憎恶作充分辩护。
在我看来,任何已经属于历史并曾经辉煌过的文化体系,都如同一座雄伟的石碑,那上面即雕刻着具有永久精神魅力的箴言,同时也覆盖着重重过去时代的精神污迹。所以,我很少以文化内涵为标准,来确定对某一文化体系的爱与恨。
事实上,使儒学成为中国历史悲剧铸造者的,并不是,或者首先不是儒学的文化内涵,而是它的历史命运。因此,从此刻起,我将以冷峻如铁的目光审视专制政治曾为儒学确立的高贵的历史命运——那是通向思想之圣的命运之路。
二、儒学历史命运的回顾
周朝统一的专制体制已经衰败,而新的大一统专制机制尚未形成——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众多诸侯国的对峙造成了专制政治巨大的裂痕,而专制政治的裂痕又成为精神自由的沃土。于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庆典意义的思想丰饶 时期。此后,千年的中国历史实际都是在以变动的方式,执行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想的遗嘱。
诞生之初,儒学不过是春秋战国繁星满天的思想夜空中一个较为明亮的星座;秦朝,儒学又沦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摧残的思想派别。其后,尽管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那只是若干世纪之后儒学成为思想之圣的一次短暂的预演,就总体而言,汉代尊崇的还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唐朝儒、释、道并存,中华文明达到了可以拥抱和亲吻正午太阳的高度,当时的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圣地。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唐朝宽容因而博大的精神意境。
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终于受到了最彻底的符合专制政治要求的洗礼,但那是污水的洗礼,它不能使儒学净化。从此之后,专制政治与儒学便结成了铁铸的政治同盟。儒学以崛起于最原始的血缘伦理中的道德说教,为专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专制政治则用铁与血的方式为儒学铸造思想之圣的王冠。
儒学与专制政治的最初结合,构筑起将令中国命运黯然失色的思想地狱。在这个思想地狱中,只承认一次思想的日出,而且是千年之前的日出,儒学之后,不再允许有思想的朝霞,以浴血屠刀的名义不允许;在这个思想地狱中,源自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由思想的原则被囚禁,成为终身苦役犯,而一批又一批试图继续自由思想者受到严酷摧残,他们枯萎了,他们凋零了,随着他们死去的是一个民族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创造性思维的热恋。
任何展开伟大历史命运的时代,都要以真理作为先导,都要以精神的创造力作为基石。同时,只有自由思想的过程中,真理的星辰才会升起,精神创造力的锋刃才会灿烂如银。儒学高踞于思想之圣和终极真理的王座上,运用专制的铁手,埋葬了自由思想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精神的激情,它实际上也就埋葬了、窒息了中国获得伟大历史命运垂爱的可能。
三、人的生命是善与恶进行百年决战的战场
本能、理性和审美激情,这是构成人的生命的三个基本元素。
本能是作为精神存在的生命与物性的自然的重叠之处,它不能表现生命的精神本质,但却又是精神在这个现象世界存在的物性的前提。本能的“真理”在于,以种种物性欲望,来保持个体的物性存在。本能就是诸种物性欲望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又将个体自身的物性存在视为最高理想,所以,物性欲望就由此具备了自私的天性。自私的物欲,这是人性恶的根源,一切卑鄙、丑陋、诡诈、奸佞、无耻的行为,都可以在物性的私欲中找到起点和归宿。
理性是一种属于精神范畴的能力,不过,理性的实用性价值又只能表现为对客体规律的反映与理解。理性是镶在主体精神框架中的客体真理,它本质上与自然的真理一致,而不是主体意义的创造者,不是主体精神本质的纯然的载体——理性不是只属于主体范畴的真理。所以,理性的价值只在于它是揭示客体真理,即物性真理的无价值目标的精神能力。当作为本能的奴隶时,它便成为强化和扩张个体物性生存的高于本能的能力;当被锻铸为生命精神意义的锋芒时,它便会在历史的墓碑上雕刻高贵人格的史诗。在人性善与恶的问题上,理性是中性的能力。
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只是一粒趋于零的尘埃,附着在这粒尘埃上的人类不过是虚无前的瞬息即逝的渺小梦幻。但是,人类却又以主体的资格成为宇宙之王,并把无限而永恒的宇宙视为主体权利的客体。在物性存在的意义上渺小而有限的人类,只由于其精神的存在才成为伟大的王者。他是通过创造主体的意义,创造生命美学的意境而为自己铸就了主体的王冠,为自己确立了视茫茫的宇宙为客体的权利。康德曾满怀深沉的激情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能令他心灵震撼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繁星满天的夜空,一是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让康德心灵震撼的实际上是客体的无限与永恒和主体的高贵与优美。
创造主体意义的不是本能,因为本能不相信精神,只相信物性;也不是理性,因为理性就其内容而言是客体的真理。创造主体意义的只能是超越物性和客体真理的精神意境——审美激情。在审美激情的视野中,物性生存并不是真理,而自由、高贵、智慧、尊严的生存,即具有主体美学意义的生存才是真理。这个超越物性私欲的主体真理之源,这个宇宙主体美学意境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人性之善的根据。
恶的根据和善的根据共存于生命中。本能用私欲的诱惑,使生命趋向于恶,趋向于兽性;审美激情创造出美学的意境,力求使生命升华为善和意义的存在,而理性则永远是臣服于胜者。
为了避免社会陷入兽性在上,人性在下的境地,精神的立法者们创造出法与道德这两种超越人的个体有限的普遍的意志形式——以法的国家强制力抑制生命之恶,所以,法的天职要求它不得相信人性;以道德的精神美学意境召唤生命趋向人性的理想,趋向善,所以,道德的天职就要求它相信人性,相信人性能达到至善。
但是,人类中彻头彻尾的恶魔不会成为多数,而超凡脱俗的圣徒更是凤毛麟角。就芸芸众生而言,他们在天性上既没有能力成为纯然的恶,也没有能力升华为圣者。他们的生命是善与恶进行百年决战的战场。直至生命的太阳熄灭,这场决战也不会有最终的凯旋者——人的生命整体上就是兽性和人性共存的机制。
四、道德法律化的反人性后果
如前所述,程朱理学与高度专制政治的结盟,使儒学获得了由暴政卫护的终极真理的地位。在终极真理的沉重阴影下,曾经属于中华精神的探索的激情熄灭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枯涸了,进取的意志丧失了锐利的锋芒,而剩下的只有奴性人格——对于世俗的专制权力和对于精神的终极真理的双重奴性。
然而,历史悲剧并没有就此止步,命运还要经历比堕落为奴性人格更深刻的惨痛。原因就在于儒家道德的法律化。儒学不满足于被屠刀卫护,它自己就要成为屠刀。
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学就开始了道德法律化努力。有宋以后,道德法律化已经成为道德和法律的共同原则。儒学的主体或者灵魂就是伦理道德。这种道德谱系是由血缘这种最具物性而非精神性的关系中升起来。从血缘所要求的对父辈和祖先的绝对尊崇,演进到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这是儒学道德的核心逻辑,而在核心逻辑周围又摆满了诸仁义、礼、智、信之类的至善至美的道德说教之花。儒学以铸造出对专制权力自觉保持奴性忠诚的、至善至美的道德人格作为其天职,这就使得儒学本身具有了伪善伪美性。因为,奴性人格不可能至善至美,如果一定要从奴性人格中寻找善与美的话,找到的也只能是属于鼠窃狗偷之辈的道德,那与堂堂男儿的博大之善和英雄之美无关。而试图把奴性人格修饰为至善至美,毫无疑问是具有内在深刻矛盾的虚伪。
另外,儒学道德谱系的基石是孝。孝所蕴涵的真理集中表现为,由祖先崇拜演进而成的绝对服从尊长的观念。尊长对子女命运的绝对控制,就意味着先在者成为新生命的宿命;就是过去对现在的统治和对未来的确定----孝就是否定生命精神进化的极端保守意识。
或许,上述虚伪性和保守性这双重的丑陋正是残酷的专制权力选中儒学作它的政治新娘的基本原因。理由就在于,人的私欲最无耻的表现,就是对专制权力的贪欲和对现实与未来的绝对控制,而越是无耻者,便越需要虚伪道德和保守理念的修饰。于是,在无耻的极致之处,专制权力与儒学便一见钟情了。
在儒学的意义上,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运用暴虐的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们成为具有至善至美道德的专制权力的忠顺奴仆。前面,我们已经从生命要素构成的角度讨论过,绝大多数人只能是由善的根据和恶的根据共同构成的复合体,而不可能达到善与美的极致。所以,道德法律化就意味着,要用铁与血的方式迫使绝大多数人作他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们可以成为无耻的奴才,但却不能成为具有高贵而完美的道德情操的奴才。这样一来,人类命运史上最令人欲哭无泪的一幕悲剧便开始了。人们为了躲避暴虐的国家权力的锋芒,便不得不宣称和证明他们已经做到了他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历史由此开始了人格虚伪化的过程。人甚至没有权力做真实的、无耻的奴才,为了活着,必须拥有伪善、虚假的奴性——这难道不是可以令太阳黯然泣下的惨痛吗?
有汤恩比者言,大河文明的衰落是宿命。于是,便有中国文人将中国的近代失败归因于地理环境。如果说文明发端之初还受到地理环境的巨大制约的话,那么,随着人类智能和科学的发展,随着人类超越自然能力的发展,地理环境越来越失去它对文明的天然限制的作用,而成为人类自主创造的舞台。更何况欧亚大陆东部的这片土地,乃是秀丽与奔放并存、博大与优美同在、辽阔与丰饶一致的壮丽山河。这是命运赐给中国人的多么宝贵的财富。它给中华民族为人类历史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谁有权利要让如此壮美的山河为人的堕落负责?!那些把中国的近代失败归罪于地理环境的文人,实在是辜负了这片土地。
人的失败只能由人自己负责,让地理环境为人的堕落负责,乃是更为深刻的堕落。中国近代史蒙受重重耻辱的内在原因,就在于道德法律化刻画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虚伪的奴性人格。
人格虚伪化,使人忘却了真实的人性,习惯于生活在谎言之中;人格的奴性化使人丧失了主体的自由情操,丧失了与命运作壮烈搏战的意志。虚伪的奴性人格本身就是一个卑陋而怯懦的谎言。在这个谎言中,人的概念被贬低为本能——人的外在形式是一块会作虚假的喜、怒、哀、乐的肉;人的内涵只不过是一团犹如粪池里的蛆虫蠕动的物性贪欲和私欲。在这个谎言中,人性彻底异化——精神的圣火熄灭了,心灵丧失了追求真理与正义的高贵激情;在华丽但伪善的道德面具后面,阴郁地闪烁着一双双只配欣赏物性本能表演的兽性的眼睛,而且是怯懦、渺小的兽性。在这个谎言中,人的生命价值被概括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物性的存在——不惜以出卖生命的尊严和荣誉,背叛真实的情感和道德为代价,也要保持专制权力下布满物性污秽的生存。
虚假、伪善的奴性人格是丑恶之源。中国所蒙受的所有屈辱,都同它有关;中国所经历的所有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都以它为起点和归宿;中国之所以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创造伟大命运的机遇,都是由于这个低贱的人格不配与光荣的命运同在。
人是历史和文明的聚焦点。人格是比王陵、宫殿、文学、艺术等文明遗迹载体更生动的文明的结果,人格状态因而也就成为判断造就了他们的那个文化系统价值的试金石。熔炼出自由、美丽人格的文化系统,一定不乏高贵的精神魅力;铸造出丑恶人格的文化系统,毫无疑问应当受到历史的否定——以生命美学名义的否定。儒学就是应当被否定者,因为,它把自己本应圣洁的精神贞操出卖给了专制权力,从而孕育出奴性人格之子,然后,儒学又使人格堕落为一个涂满道德脂粉的谎言,而虚假、伪善的奴性人格,是对人的概念的侮辱,是人类一切罪恶之源。
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
一些靠研究和推崇儒学维持生计的现代文人,只要听到否定儒学的观点,便表现出百端幽怨,千般哀愁,万种伤感,甚至会继之以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涕泪滂沱。在他们看来,否定儒学就是背叛、抛弃了中华文化传统,他们也会因此成为无倚无靠的文化弃妇。但是,基于愚昧的悲伤只能令历史轻蔑地斜视,却无法赢得现实的怜悯和未来的同情。上述文人对儒学的痴情中,既有对历史的低级误解,也有精神奴性的千年锈迹。
中华文化丰饶壮丽,如大海的万里波涛。儒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波浪,而且是混浊的波浪。渺小的儒学不配,也没有能力涵盖博大的中华文化。儒学不是凭借精神的魅力成为思想之王,而是在专制政治血腥的亲吻下获得“国学”的地位。皇权用专制的铁手,为儒学作思想之圣的加冕;一群群只有靠皇权的赏赐才能生存的文人则将儒学推崇为中华正统文化。现代,除了奴性入骨者之外,还会有谁为昨日皇权的偏爱,而作儒学这个精神枯骨的舞伴呢?历史是最忘恩负义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如是说,那倒是讲出了一个真理。
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世之美,不在皇权的权杖上闪烁,不在金碧辉煌的殿宇间炫耀。她早已被权力化的儒学放逐到山野之间。
一位长发如狂风,肌骨似铁铸的汉子,突发奇想,去追逐生命之源的太阳,并在如痴如醉的万里追逐中干渴而死;天帝的少女溺死于东海的惊涛险浪,她俊秀的魂魄化为小鸟精卫,日日衔石,投于动荡的波涛,徒然地想要填平罪恶的东海;为助夫君铸成千古名剑,美女莫邪投身于火,让自己妖娆的生命燃烧成献给火神的祭品;一位威猛的大神被天地屠戮,但他无头的躯体又以乳为眼,以脐为嘴,怒目狂啸,飞舞大戟,直指天帝----“夸父逐日”蕴涵着为追求在苍穹之巅燃烧的理想而至死不休的激情;“精卫填海”显示出弱者对凶恶强者抗争的勇气;“干将莫邪”锋刃上闪烁着为锐利之美献身的精神;“猛志刑天”那勇士之舞间飞扬着死而不屈的意志,除此之外,屈原、李白生命中盛放的华彩醉人的浪漫诗意;司马公笔下刺客游侠们以悲壮的死铸造美人格的英雄情怀,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高于物欲的心灵意境,才是中华文化可以感动万古的美色。同这些值得供奉在太阳之巅的心灵意境相比,儒学忠孝之流的说教,四书五经之类的“八股”,显得多么阴郁,多么丑陋,又多么猥琐。
儒学的正宗传统文化地位只是奴性未泯的文人们的情感偏爱,有尊严的人格将投身于更广阔和深邃的范畴,去探寻中华文化的传统----与人的自由天性一致的传统。事实上,只要撕裂儒学用世俗政教合一的精神专制铸成的思想铁幕,中华文化优美的魂魄,就会像不朽的晚霞,呈现在古老历史的天际。而习惯于在儒学思想铁幕下作精神侏儒的文人,就永远丧失了理解并欣赏中国传统文化国色天香之美的能力。这是多么可怜,亦复可悯。
儒学死了,中国传统文化震古烁今的绝世美色才会复活。那是丰饶富丽,风情万种之美。或风流倜傥,率真浪漫;或狂放豪迈,慷慨悲歌;或逸兴飞扬,激情如火;或凝重端庄,峻峭如崖;或清俊秀丽,妖娆温婉;或英雄情怀,笑傲千古----所有这些美丽的人格,都可以在儒学之外的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中找到依据。但是,属于传统文化的人格之美却死于儒学与专制政治共同构筑的思想地狱之中----儒学运用以皇权为逻辑依归的道德说教,熄灭了中华文化生命中多姿多彩的激情之火。知识只有在圣洁的激情中,才能熔铸成生命的真理;激情泯灭了,知识便与真理无缘。儒学蕴涵的知识乃是真实人性和自由人格的墓地。
明清以来,中华文化最富悲怆之美的篇章,都表现为对儒教的控诉。从《聊斋志异》到《儒林外史》,从《红楼梦》到《官场现形记》等等文学巨著,都在通过惨痛的人性悲剧,诉说着儒学的罪恶。思想至此,我不能不再说一遍,中华文化与真实人性共存的传统,不在皇权支撑的儒学圣殿之上,而在于山野之间,在于蒲松龄、曹雪芹等一批文学大师穷困潦倒的命运之中。
人是历史和文化的聚焦点;波澜壮阔的历史命运一定源于高贵的英雄人格。儒学扼杀了中华最美丽的人格,同时排泄出虚伪的奴性人格。中国命运遭遇的所有艰难、痛苦和耻辱,都可以在这种虚伪的奴性人格中找到终极原因。美丽高贵者凋残了,奴性的谎言却成为文化的“正统”----炽烈的哀痛使我无法继续的思想,我只愿万里晴空为此降下漫天暴风雪,因为,只有圣洁纯白的雪原,才配埋葬那属于中华文化的浩荡悲怆。
六、儒学的未来
失去历史者,不应当占有未来。儒学的命运导致的中国人格的堕落和近代衰败,使它只配作为文化考古的对象存在于未来。
或许有人会争辩道,有罪的只是儒学的历史命运,儒学的文化内涵却是无辜的。对于这个争辩,我只须提出简明的质疑——难道真得无辜吗?诸子百家之中,最终只有儒学同高度发达的专制权力结成铁血同盟,难道这不能证明儒学的文化内涵深处,有一份对专制权力谀媚的苦恋吗?
或者还有人会质疑----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儒学存在了几千年难道不能说明它的历史合理性吗?我认为,黑格尔在这句话中所谓的合理性,只意味着任何存在者都有其存在的逻辑原因。但是符合逻辑者并不一定符合人性的真理,有逻辑原因者并不一定与正义同在。对于儒学,我毫无否定其存在的历史逻辑的意思,我只以自由人性的名义,否定其历史逻辑的真理性,指示其存在合理性中的千古罪恶。
一些呼唤儒学复兴的文人,或明或暗地将儒学复兴与“文艺复兴”相类比。然而,这种类比不伦不类。“文艺复兴”运动所复兴的只是古希腊时代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原则,而“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自由原则下进行的自由思想,创造出了超越古希腊文明的近代文化。“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以回顾历史的名义对历史的一次辉煌超越——“文艺复兴”是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对过去的模仿。在儒学中可以被复兴的,除了伪善的道德说教和对专制权力执着的恋情,以及为这两者提供精神背景的哲学之外,还能有什么?“还魂的鬼是丑陋的”。如果儒学只作为文化的遗迹呈现在历史的苍穹下,它还会在人类需要常常进行的历史回顾中,保留几许精神的魅力;如果它一定要拥有今天甚至明天的太阳,它得到的只能是黑暗的太阳,那黑暗属于它曾经拥有过的历史。
虚假、伪善的奴性人格导致人性的物化,使人成为充满道德伪善的物欲和私欲的存在,成为一个道貌岸然的无耻谎言,成为精神的破落户。有些儒学复兴的呼唤者善良地试图为精神破落户或者包括他们自己寻找心灵的家园。对于这种努力,我给予深切的同情,但又必须无情地指出,他们寻找的将是精神遗迹的残垣断壁,而废墟乃是狐鼠的巢穴,不配作高贵心灵的家园。
模仿是猴子都会作的事,创造才属于实现了人的精神本质的生命。而模仿过去的精神就更为可悲。那种模仿是已经衰朽的过去在现在中的延伸,是铁锈色的死亡对现实灿烂生命的占有。只有以创造性思想和行为,超越过去精神羁绊,生命才与未来和自由一致——创造就是未来,超越宿命就是自由的极致意境。与其酸溜溜地怀恋属于过去的儒学,不如追求创造未来的激情。
到千年之前的文化墓地去寻找未来的启示,那是思想懦夫的事,勇敢者将高傲地选择与自由同在的思想创造。在复兴的意义上热恋儒学的人们,我愿向你们进一言:不要再激情荡漾地沉醉于对思想枯骨的拥抱,只须把热恋的目光迎向创造性思维的灵感,你的视野中,就会有妖娆万端的现代思想美女,在光荣而高贵的命运锋刃上,作流光溢彩的精神之舞。那艰险而又华美的舞步,将把你引向心灵的家园——那家园就在明天的金色日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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