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郭飞熊《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一文，海内外掀起了针对“焦国标现象”的大讨论。但奇怪的是，除焦国标本人抛出了“自豪八百辈子”的回应、张三一言撰文为焦辩护外，素来活跃于海内外媒体、网络的自由民主精英大都对此讳莫如深、沉默如金。人们不禁要问，那个一会儿泪流满面问“为什么一个幅员那么大、历史那么悠久的国家，却容不下一个自己的儿女，为什么要让他伤心、永远地离开？”，一会儿又豪言壮语“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买给美国作他的第五十一个州”的蹩足演员，有什么本领令这么多的自由民主精英“失语”？

     显然，导致“失语”的其实不是焦国标此人，而是“焦国标现象”背后所凝聚的问题：在张扬人权的目标下，美军是否有直捣北京的权利？--这一问题将许多自由民主精英置于了尴尬之中，回避成了“最可行”的选择。显然，一些自由民主精英纵然内心认同焦国标“美军有直捣北京的权利”的观点，也不愿意公开表露出来；更多的人或许既不愿意公开否认“在张扬人权的目标下，美军有直捣北京的权利”，又不敢公开承认“美军有直捣北京的权利”，这倒确实成了“独立知识分子必须经过的一道考题”。 (博讯 boxun.com)

    答不出就只好回避。郭飞熊捅破了窗户纸，令许多自由民主的大腕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际处境的恶化及国内民族意识的觉醒，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出一支，试图争夺民族主义的大旗，例如王思睿、何家栋就打出了“民族民主主义”的旗号；其他大师虽仍然没有忘记对民族主义作口诛笔伐，但态度已是谆谆善诱，不再直斥为洪水猛兽；甚至就连远在海外的精英，也学会了联名致信联合国安南，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些人再怎么努力与民族主义攀亲、“联姻”，也无非就是论述一下“哥俩好”、搬弄一下“不民主，就不能民族”之类的自圆其说而已。

    “焦国标现象”所带来的烦脑是：它打破了这种仅仅存在于观念世界的自圆其说，揭示了民主与民族之间除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共荣共损关系外，还可能发生尖锐的冲突。当在自由民主的观念世界看起来交相莫逆的一对东西在现实世界突然表现为怒目相向时，自由民主的精英怎么办？他们该怎么交待这种紧张关系，他们又怎么公开对待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大义”与“民族小义”的冲突？

    从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出发，答案不言而喻，但却不易宣之于口。恐怕只有象焦国标这样的楞头青，才会大声吆喝“我就是要直接践踏了[你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吧；按照王思睿、何家栋的说法“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王思睿、何家栋《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真正虔心致力于自由民主事业的精英们，怎么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自由民主置于与民众朴素的民族、国家认同相对立的位置？但是，现在问题已经提出来了、窗户纸已经捅破了，再也不能侃侃而谈什么“民主与民族的高度一致性”了，怎么办？--怎么办都难办，只好视如不见，寄希望于事过境迁后，公众的记性比不上忘性吧？

    硬着头皮装没看见，这应该就是自由民主精英们大面积“失语”、放任其他人“误导”民心、置“思想启蒙”历史重任于不顾的心底乾坤。

    张三一言在为焦国标辩护时，说笔者“把[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及其言论归入[焦国标现象]内”，在此笔者作一澄清：笔者并未将“自由知识分子言论受到欢迎的现象”等同于“焦国标现象”，“自由主义倾向”也不等于“极右”。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中包含了很多温和元素，自由主义者也有不少人主张温和渐进。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又与“焦国标现象”、与“极右语境”有着一定关联。一方面，“极右”一系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自由主义，例如焦国标及其支持者所谓的“在张扬人权的目标下，美军有直捣北京的权利”的观点，无疑就脱胎于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民主先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念；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民间成为主流，也是孕育出“极右语境”和“焦国标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右”成为主流时，分歧就主要在“温右”和“极右”之间展开。

    焦国标被官方打压，并不能否定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民间思想的主流、极右势力早已迅猛膨胀的事实。1949年以前，马列主义虽然迭遭当时的官方打压，但无疑它仍然是当时民间思想的主流，李慎之先生的回忆文章《革命压倒民主》，生动地记录了那一段历史。何况，今天的思想钳制远不如六十年前，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著作在市面上俯首即是。现在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当前真正能够“掌握人心”的强势话语，首推自由主义话语。

    “焦国标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自由主义的强势话语与民族主义的次强势话语正式发生了难以回避的碰撞。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大辩论算是第一次，但那次“考题”还没有这么尖锐，还存在不少可以模棱两可的迂回，却已经使自由主义失分不少了。这次的“焦国标现象”，更加凸显了根源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对立足于集体主义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消解性、颠覆性作用。于是，自由主义“联姻”（其实是“整合”）民族主义的努力遭遇了难题；在难题没有解法之前，众多自由民主精英只好“失语”。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