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地球的北半球，从亚洲大陆到北美大陆，正陷在一场极度的寒冷和降温之中，我因为要在春节前去东北同几位已经老态龙钟的长辈们告别，沿长春、沈阳、鞍山和大连作了一次短促的冰雪旅行。

     从北京北三环路的友谊宾馆北门坐上开往首都机场的车，在友谊宾馆对面的人行道上，我们看见一床破旧的被褥就铺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一老一少的父子二人，身上裹着破烂的棉衣，蜷缩在破棉被里徐徐发抖，那个孩子看样子只有六七岁，正是要上学的年龄，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从被口向四外好奇地张望，那一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度。 (博讯 boxun.com)

     到了长春的第三天下午，我和朋友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出来，室外的温度是零下17度，站不得人，我们借不远之处的一家朝鲜面馆里坐下说话，这是一家只有两张大圆桌，六张小方桌的小饭馆，因为不到就餐的时间，饭馆里的生意很清淡，在最里面的一张大圆桌上热气腾腾，围坐着衣衫褴褛的十来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许是一家人，也可能是两三家人，等走到跟前一看，原来他们在一碗碗的喝着面汤。

     面馆的老板是两个举止拘谨的朝鲜族夫妻，都有四五十岁了，生怕我们不高兴扭头走掉，迎上前来小声地对我们解释说，这是来自北朝鲜的几户难民，趁着漫天大雪天逃过来的，走了半个多月才到了长春，老板是个好心肠，早上一开门看见他们，怕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冻坏了，让进空着的餐厅，又每个人奉送了一碗面，剩下的，只有热面汤管够，眼下，他们在餐厅里坐了几乎一整天，无钱吃饭，也无处可去，把面馆的生意也搅黄了不少。走进面馆的顾客一眼看到乞丐一样的北朝鲜人，立刻食欲大减，掉头而去，把面馆老板也愁的不得了，没有生意，他们就养不起这些个北朝鲜人，想把他们轰走，又于心不忍。

     圆桌旁边的北朝鲜人群中，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年人站了起来，捧着一张硬纸夹走了过来，我们以为是拿来了他们的证明文件，送到眼前一看，原来是一套北朝鲜发行的纪念邮票“金日成元帅的革命生涯”，他嘟噜了一阵我们听不懂的话，面馆老板翻译说，他把这一套珍贵的纪念邮票要出让给我们，随便我们给几个钱，他们能吃饭就行，他们此行逃难的目的地是沈阳。

     我从不集邮，更不知道各国、各种邮票的价值，但我知道在北朝鲜，“国父”金日成父子肖像的邮票都发滥了，老板说，这套邮票北朝鲜人今天拿出去卖了一天，每一次回来都叹气摇头，无论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可始终就是卖不出去。我们的恻隐之心被感动了，倾尽身上的所有，我拿出500元钱，朋友拿出300元钱，给了北朝鲜人，本来不想收下他的邮票，因为收下也没有用处，北朝鲜人千感激万感激，把邮票硬是塞到了我们的手里。因为我的出资略多一点，朋友硬把邮票塞给了我，至今，这套“金日成元帅的革命生涯”邮票就扔在了我的书桌里，到底这一套邮票是十几张还是二十几张我也没有数一下。

     在沈阳，一次去和平大街的邮局寄挂号快件，在一进到大门的门廊里，我看见一个黄头发，深眼窝，大鼻子的中年瘦男人，穿着半截的短大衣，戴着鸭舌帽，在向我兜售俄罗斯硬币，那是已经作废的，印有列宁头像的苏联一卢布的硬币和一些老戈比，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过去中国作废的银币“袁大头”，只是苏联的卢布一点也不含银，犹如废金属一般。中年俄罗斯人说，他的女儿和许多女伴在中国打工，在上海、深圳，以及东北的几个城市都待过，女儿和同伴好多年没有回俄罗斯了，他来中国找女儿，女儿好像在中国各个城市来回的转悠，他找不到女儿，只好靠卖从俄罗斯带来的纪念品为生。

     看到我在同“老毛子”对话，身边围上了几个沈阳的本地人，一个人对我说，这种流落在中国的俄罗斯人很多，老爸是酒鬼，有点钱就喝得醉醺醺，女儿是“鸡”，在各大中城市的夜总会来回穿梭表演艳舞和其他的什么“擦边”节目，也接客，从有钱的大款或打工的民工都不拒绝，有钱就行，等到赚够了钱再回去，但绝不会认这个酒鬼老爸。我的老毛病又犯了，问他列宁头像的卢布多少钱一块？俄罗斯人飞快的眨了眨眼睛，说10元钱一块，周围的人哄笑了，说大鼻子一直在卖2-3元钱一块。我没有还价，从他那里拿了10个卢布，还有一些新的、旧的各个品种的戈比，给了他200元钱。

     后来我从沈阳坐火车到本溪、抚顺、鞍山、大连，在旅顺口住了几天，又从大连坐船到塘沽，一路上看到的更多是本国的难民，我不知道中国今天怎么会出现这样多的难民。东北人管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游民称作“盲流”，在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这些以车站为家，以车站长椅为床的“盲流”比比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他们每天用什么方式填饱肚子，他们将来又打算怎么办？

     我记得，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难民记载的书籍是《圣经》，在《旧约》“创世纪记”和“出埃及记”里，犹太难民侨居在埃及的异国他乡，受尽欺辱，后来举家回迁，光是成年的男子就有60万人。

     在现代世界史上，难民的出现同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战争，以及政治变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黑非洲大陆由于腐败横行，自然灾害连年，各个部族之间的战乱不断，所以难民如潮，人命如蝼蚁，惨不堪惨。在南联盟的科索沃地区，由于战乱，当地200万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有一半，100万人沦为难民，堪称难民比例之最。而阿尔巴尼亚，全国一共340万人口，有70万年轻力壮的阿国人偷渡到意大利去打工，占阿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还强，堪称和平时期的国家偷渡难民比例之最。

     在现代史上，共产党政权国家曾经是国际难民的重要来源。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的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断有大批的难民逃亡到欧洲国家，1956年的波兰玻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东德的柏林墙事件，1958年以后古巴达四十多年之久的经久不息的难民潮，1975年越南统一南北方后制造的数百万难民大潮汹涌了数年，柬埔寨的高棉族人不足8百万人，在波尔布特共产党的统治下，不过一年，被屠杀虐杀掉2百万，制造难民1百万，又一个堪称世界之最。比较起来，现在被严密封锁住边境线的北朝鲜，能够逃出来的难民真的实属不易，令人同情。

     我大中华，自近代明清以来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进出国门着实的不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批批的留学生大部分去而不归，滞留他国，1989年和1999年，中国社会经历镇压“民运”和法轮功这两次重大的政治变动，致使大批的国内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被迫流落他国。现在，每年中国大陆通过陆路、水路成功的偷渡客高达数十万人，被边防和公安拦截住的远不足半数。

     说一点不那么动听的话，在人为制造出新的难民上中国有一项伟大的创举，能够制造出大量难民的，不仅是战争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还有“改革开放”的这个原因，“改革难民”是中国的新生事物，是中国大陆的权势阶层和暴富阶层联手掠夺普通民众，无视普通民众利益的社会产物。中国今天的“改革难民”主要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村贫民所组成，也包括一些失去房屋的城市下岗贫民。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被迫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有4千多万人，而根据《凤凰卫视》所公布的社会调查数字，应该至少在6千万以上。加上其他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的工人，游荡在中国社会各个城市和农村的“改革难民”大军接近上亿。

     国门既然无法敞开，这些难民只能在国内四处打转转，每日苦苦挣扎度日，有幸偷渡到国外去打洋工的难民不过九牛一毛。国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菲佣”遍布香港，走向西亚，进军美国、欧洲，“华佣”只能在国内转着小圈圈，残喘度日。

     我认为，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他的命运是贵如官胄还是贱如蝼蚁，他都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和欲望。在很早以前的中国，为了在饥饿和困境中挣扎着活下去，乞丐、流民和难民中有一个传统值得称赞，这就是“吃大户”，只要有几个稍有头脑、有胆量的人振臂一高呼，饥民们群起涌向某个地主老财家抢他一空，现如今，这种动人的场面和这个传统都不可见了，我想，在寒冬腊月之际，那些在饥寒中苦苦挣扎的人们真的熬不过去了，闯进附近的超市和饭店抢掠一空，我想，那些有钱和生活优越的市民们是应该能够谅解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生活在这些流民之间。也许四处流浪是我的天性，我曾像道姑李莲翠那样，怀里揣着很少的百来元钱，独自闯出家门，到外面见见陌生的世界。我在盛夏、金秋、严冬的季节三次去广西的南宁、崇左、宁明、凭祥，每日只靠广西农家制作的大粽子为生。我还在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沿着长江和铁路线四处游荡，遍访天下的名山大川。那些年，在我的印象里，出门在外，最安全、最舒适的落脚点是在寺庙、道观和教堂，有温馨的问候，热乎乎的饮食和柔软的床铺。

     那一年初秋，我刚来到南京，在南京火车站广场的半夜时分，我也像牧师马黎明和大学生孙志刚那样被一大群凶神恶煞似的警察打手们强制收容，同我一起被强制收容的一批有上百人，都被用大卡车拉到南京郊外一个偏僻的铁窗平房群里，一关就是许多天。中国的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其实是不允许无家可归的穷人、流民、难民在城市里生存的，特别是在重大节日的前夕。我落入收容网底的那一次，大约是在9月10日以后，是每年十一前的几次城市大收容行动之一。

     同我一起被强制收容的有好几百人，他们之中有乞丐、精神病人、在夜间活动的小偷、专门活跃在车站广场的骗子、倒卖火车票的、流落进城市的艾滋病人、麻风病人、街头的卖淫女、吸毒人员、更多的还有进城打工的农民、探亲迷路的人、像我一样的旅游穷学生、拖家带口的灾区难民，等等等等。

     在最初的两天里，把你们放进一间间像学校教室一样的空房子里，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没有任何人来询问搞清你的身份，每到吃饭的时候，人们一窝蜂的涌向盛饭的木桶，谁抢到手谁就能吃到自己的嘴里，只有自己随身带有食物和钱的人例外。每逢夜晚来临，每间屋内通宵不息的灯光，昼夜不停的赌客牌局，病人的呻吟声、精神病人的嚎叫声、被欺负弱者的哀求声，吸毒者毒瘾发作时的哭喊声，妓女作交易的浪笑声，夹杂着农村妇女的闲话家常，密谋者们的窃窃私语，各种声音彻夜不绝于耳，一幅人间地狱的凄凉景象。在那个环境里，你能感受到的只有屈辱、无奈和无助，当三天之后，把我和另外几个人放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冷酷的关押地点距离繁华的南京下关是如此之近，也就是说，人间与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天下有穷“盲流”，还有富“盲流”，他就是我的姥爷。昨天看这一期的“李敖有话”，介绍他母亲这个家族在东北时期的一段家史，也引发了我的忆旧之情。

     我以前介绍过，我母亲出身于东北吉林的大户人家，真正的满族血统人，仅是在吉林市，就有“房屋百间，土地千垧”，这记载在我母亲的档案里，跟了她几乎一辈子。我姥爷年轻时沾光张学良时期“改革开放”的教育政策，经考试公费到英国去学习电报技术，一学就是许多年。当他学成回国的时候，东三省已经“城头变换大王旗”，成了人家日本人的天下，他的家眷、田产和房屋都在当地，离开不得。靠了一个同样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同学的介绍，他做了满洲国的电报局长，成了日本汉奸之一，电报局的副局长，就是他同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同学。

     多年以后，我姥爷最光荣的革命回忆，就是在满洲国时期从不讲日语，与他那位同学谈业务只用英语交流，我姥爷一个个众多的子女，在日伪时期大都享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上的是最好的学校，有的到日本留学，接受大学教育。东三省解放的早，1945年以后，他们先后竟然不约而同参加到了共产党的一方，当然，绝大多数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也有的少数在国民党的系统里。当东三省最终成为了共产党的地盘之后，我姥爷这些革命干部子女的家就成为了他最好的落脚点和护身符。

     当日伪在东三省垮台之后，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没有受到当汉奸的追究，而作为曾经当过汉奸的政治污点，他又不被新政权所聘用。我姥爷根据他的生活习惯和本能，他生活在吉林、长春、沈阳及其一些东北的中小城市，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做过多的停留，他不是那种惊弓之鸟似的到处奔波，而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他总是坐着火车，不停的从一个子女的家住上10天半个月，又奔向另一个子女的家，他的家产就放在几口大樟木箱子里，长期寄放在火车站。他也许有户口，也许根本就从来没有过户口，一个不停的处在行进中的人，没有任何的政治运动能够涉及到他，一个从来没有过工作单位和长期居住地点的人，也就能够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厄运。只是最后文化革命的厄运他没有能够躲过去，文化革命的初期他就死了，死在他自认为是最安全的一个角落，东北吉林舒兰镇的老家，我二姨的家里。死的那年只有六十多岁。

     往事如烟，逝者如斯，谈起来都是伤心事，不说了。许多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居住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教授写的纪实文学作品《铁草》(IRONWEED)，这本书是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真实描写流浪群体实际生活的书，曾经荣获美国全国书评界奖和普立策文艺奖，我每一次翻看这本书，总是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因为我也曾有过近似的流浪经历。

     眼看马上就要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了，每到节日的来临，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很快乐。最后，愿天下的难民、流民都能够饥有食、居有屋、归有宿，愿一切不快乐的家庭和人们都得到幸福，愿上天怜悯那些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们。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