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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洛：“上海帮”与后江时代
(博讯2004年12月05日)

     (博讯 boxun.com)

    海外媒体在评析中国的政治圈子时，但凡「上海帮」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是中央高层政治风云的晴雨表。一方面，人们严厉地抨击党国大一统的「中央主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不同声音又被视为对「新政」的挑战，似乎预示着新一轮斗争的开始，特别是「上海帮」的表现，往往被解读成「江系」与「胡温」之间的斗争。

    「上海帮」──毛泽东的发明

    从毛时代到当下的「新政」，「上海帮」两度崛起，这是两个什么样的帮派呢？

    「上海帮」的真正崛起，临近于毛泽东帝国的悬崖。

    发明这个名称的是毛泽东，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在批评江青的「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时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份是好的，一部份不太好」，「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是来自上海的「文革」新贵，把江青算在内，可能有二层意思：从六十年代初搞京剧革命开始，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批周公，江与张、姚的紧密合作已有十余年；江青早年的成名，正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然而，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却改了称谓：「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把「上海帮」改称为「四人帮」，表现了毛的善于机变，他分明不想因为「上海帮」的称号，而对上海的领导班子以及在他的授意下「掺沙子」到中央部委办的上海干部产生负面的影响。毛对上海的偏爱于此可见。

    在历史面前，毛对党内外的派系历来是痛歼的。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里，制造了诸如「联盟」、「集团」、「俱乐部」、「司令部」等多种名称，把他的政敌统统塞进去予以镇压，唯独对这个在自己身边坐大的帮派体系，却例外地表现出宽宏大度。个中的缘由再也明白不过了，毛就是「四人帮」之父，「四人帮」就是毛的化身。至于那些「批评」的话语，不过是出于一种权宜的考虑，平息一下党内外的私议而已。谁当真，谁倒楣；邓小平曾舌战过「四人帮」，结果是自己先倒台。

    「上海帮」结帮之初，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那时，张春桥、姚文元入主上海，担任改朝换代后的第一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和第二书记。几经大浪淘沙，到中共十大，「上海帮」真正成为一个结成死党的帮派，除张、姚、王外，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则是坐镇上海的帮派头目。这个帮派与它的「契爷」张春桥一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在上海这个中国的工业重镇里，既积极充当了夺取前政权的变治为乱的造反者，又摇身而为变乱为治的新政权的建设者。

    历史连接下的新「上海帮」

    「上海帮」的断层是在八十年代。

    中共执政史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凡地方干部跃居中央权力的顶层，地方上的事就好办。凡经济发展一马当先的地方，极易成为挨打的出头鸟，甚至遭到「帮派」的指责。八十年代的广东便是，有所谓「广东帮」之称。可以给予诠释的是，因为朝中有广东籍的顶级元老叶剑英，而主政广东的则是其长子叶选平。有着这般强势的政治背景，即便没有结成什么「帮」，通常也会被视为「帮」。这是自「上海帮」覆灭后，在邓时代崛起的一个地方势力。其间，当过四年党魁的华国锋，曾经提拔了不少湖南籍的干部入驻中央，对湖南省高层领导的任命，亦由华一手掌控，明摆着有「帮」的架势，但从未有人称其「湖南帮」。胡耀邦主持党务工作时期，便出现了「团派」的称号，它和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极少有人把它与「帮派体系」挂上口。

    因为朝中无人，主政的首脑亦非声名显赫的一流人物，上海在八十年代衰败的速度很快，「上海帮」在毛时代创造的政治辉煌荡然不存，连同他们在经济上的平庸造成的积重难返，仅几年时间，广东的优势就压过上海一头。上海虽然没有组织形式上的帮派，但是，上海首脑陈国栋则是党派色彩极浓的人物。凡中央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党争，他总是站在陈的一边，力保上海「大鸟笼」的计划经济。对来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举措，陈国栋则以「上海不为天下先」为由，拒绝得乾净彻底。这个在经济上极端保守平庸的上海首脑，却在意识形态方面显得非常强硬，对所谓的「自由化」执行严厉的批判和整肃。这一切的背后因为有陈云作后盾，连邓也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一批经陈考察栽培的梯队干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如吴邦国、黄菊等。这类与毛时代提拔干部的方式基本相似的「火箭」干部，虽然没有「文革」的血案，但他们都是在毛的极端左倾激进的年代里宣誓入党的，思想的血管里流淌的只能是毛的狼血。

    江泽民的当家给上海带来了另一种气象，一方面，大批的技术官僚开始务实地筹划起上海改革发展的方案；另一方面，江力图摆脱党派的倾向，在邓、陈两头左右逢源。这种处事圆滑的作风，暗合了「海派」的风格。政治上不显倾向，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玩弄平衡，试图走中间路线，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倾向。六ܫ四屠城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江一手制造的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说穿了，江之能逆流而上，既是一种投机表现，把赌注押在强人邓的一边，又表明他骨子里信奉的是一党独裁专制。这种人不管怎样处事圆滑甚至长袖善舞，终究是不会容忍民主自由的。

    当江入主中南海，他的后任朱镕基上调国务院后，上海的首脑不再由中央外派，全部由本地干部担任。天赐良机，它所具备的组织条件，完全与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海新生政权自行组阁时相似，而且，来自上海的江泽民已跃居党魁，比当年的张春桥更具话语霸权。这样，一个已经覆没二十余年的地方派势力，终于开始复活了。

    江泽民政治在上海的缩影

    诞生于一九八九年夏季的江泽民政权，是一个有着深重「原罪」的政权，它既有毛时代的遗产，也有邓的六ܫ四血案。而江泽民留给上海政府的「原罪」，则是残暴扼杀新闻自由的罪案。在这个寒风刺骨充满血腥味的时代，朱镕基为首的上海政府，迅速改换脸谱，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在上海拉开序幕。

    邓九二南巡后，上海的城市建设发生了「三年大变样」的巨变，经济表现异常杰出。然而，精美的包装只不过是江时代的一枚「新桃」，特别在他一举削弱「杨家将」和剿灭「北京帮」后，迅速地着手扩张自己在党政军方面的政治势力，其中，大量提拔上海的亲信进中央任要职，也有升迁到外省市领导班子履新，尤为天下人诟病结党营私，组织新「上海帮」。江作「皇帝」要搞班子，不论是清君侧，还是任人唯亲，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要他在政治上毫无进取，坚持邓的政改的轮子继续空转，实行军警统治，镇压异见人士，剥夺宗教信仰，那么，江所搞的就是「家班子」，是为了巩固他在位时的政治权威；向上海倾斜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所栽培的「新桃」，亦是为了换取他退位后的千古功勋地位。

    平心而论，当下的「上海帮」并不货真价实，与当年张春桥的「上海帮」相比，他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虚幻的，不似当年那批盲信革命而去寻找主义的激进分子，他们是后毛时代为利禄而进党的都市官场新贵，追求的政绩就是城市的包装以及GDP之类的数据窜升，这正是搞工程技术出身的官僚擅长的所在。当然，更大的因素在于改革后的经济体制的畅通运行，而这又得归功于江时代中央对上海的倾斜性政策。朱镕基说过一句在全国流行的话，叫作「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精明的上海技术官僚没有仿效当年的「上海帮」为激进的理想而在政治利益上抱紧一团，他们为利禄而把政治当作念经，极少有人愿意卷入高层权争的是非窝。就像早些年上海的首脑在邓、陈两头讨好一样，对目下的「江老」和胡、温，也同样是两边卖乖，并且严控传媒在一系列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显露倾向。即便如此，外界还是不依不饶地指控「上海帮」。但是，「上海帮」的帮主是谁呢？江泽民抑或朱镕基？曾庆红抑或吴邦国、黄菊？其实，他们都不是，前者已是「太爷」级人物，在上海并没有肯卖命的子弟三千。再者，江、朱的取向不同，走的不是一条道，不可能在一个帮派内共存。曾在上海不是首脑，还没有!

    培植什么势力，就随江进京。至于吴、黄，在位时间长，寄首脑之篱下，不敢扩充势力，坐上第一交椅后，基本上是屁股还未坐热，就上调中央。特别是污点高官黄菊当政的几年时间里，上海的党政派系林立，各位主要首脑，都各有自己的门下，门户之见的不合，形成了窝里斗，互不相让，各自向中央诉说对方的不是，一度闹得满城风雨。要说上海滩还有「契爷」的话，倒是那个传媒出身而后一直掌控上海传媒的龚学平（现任上海市人大主任）勉强够格。他号称手下搞传媒的子弟三千，在他控制上海意识形态的年月里，竭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甜美的「小资」口红，装点整个新闻、文化事业，什么敏感问题、焦点问题、舆论监督，什么国家存亡、民间疾苦、匹夫之责，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统统都被这位舆论长官全方位地扼杀。上海文化的标志除了洋餐文化外，就是扭妮作态的「小资」，外加口红美女，这是江泽民的政治在上海的缩影。他喜欢的就是作秀，龚学平则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为主子狠狠糟蹋了上海的一代文化。这就是上海政权的实际状况。

    客观地说，「上海帮」是虚的，内部有派系，联合不起来形成帮派，更没有一个帮主。但是外界就是要称「上海帮」。在政治取向上，这是对主政十三年的江泽民的全民公愤，他的名声愈臭，上海的蒙羞愈甚。

    后江时代的政治资产

    上海的近几届政权班子，都产生于江的血腥味和美酒飘香混杂的时代。不管是否存在什么「上海帮」，不管上海领导执政的技术如何高明，把大上海包装得美伦美奂，也不管他们在两个中心之间如何玩弄平衡，到头来他们终究和江难脱干系，只要有一天盘点和清江时代来临，指控「上海帮」将成为一种必然，清理的方法将和江首创的「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一样。目下，污点领导实在太多，只要落进网内，就难有翻案之日。这种悲剧的结局，是中共独裁专政制度下党争激烈化的必然走向。

    江时代在政治上的毫无进取，在于他不愿赎清「原罪」。这是他的债务，同时却为后江时代留下了「丰富的政治资产」：被延滞的政改、被捂住不动的六四血案等等，在后江时代只要拨乱反正，它所带来的能量释放效应，就会像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那样，冲破堤坝，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这一天是总会到来的。

    在现有的政经框架结构下，完全容得下任何的变革，而不用冒意识形态风险。十年前，上海的「皇甫平」在中国打响了继续解放思想的第一枪，为推动邓式的经改摇旗呐喊，今天，倘若揪住深层的政治体制问题开刀，跨出政改的第一步，那么，「上海帮」将脱离苦海，不会成为政治僵尸的陪葬品。事实上，这种预想的喜剧性结局已初显端倪。前不久，上海首脑陈良宇就宏观调控问题向温家宝叫板，这本身就牵涉到中央决策背后的政体弊端。在毛、邓的强人统治彻底消逝后，地方势力的跃跃欲动，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随着市场国际化的进一步加快，原本就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格的城市和地区，如上海、广东，极易形成一个敢于向阻碍变革发展的落后势力挑战的地方强势集团。倘若再沿袭毛、邓、江的老套办法，用「掺沙子」来削平山头，将无疑会使发达地区陷入政经的困局。对此，中共将怎么办？地方又怎么办？有没有胆量「敢为天下先」，向政治体制的弊端发出挑战？


    （《争鸣》杂志2004年12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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