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为美国世界警察行为辩护

     科索伏战争是一场为了原则和道德的战争，其标注了人类价值的变化：国家主权让位于普世人权。在此意义上，应该肯定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作用。 (博讯 boxun.com)

    在汉语世界，美国的外交政策天然就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牵扯在一起，为美国的世界警察行为辩护无疑会被“爱国者”们的唾沫所淹没。作为汉语思想界重要的自由主义学者杨小凯，在科索沃事件后公开撰文为美国世界警察行为辩护，阐释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主义理念，其政治思想的深刻性就如同其经济思想一样，再一次走到了思想学术界的前沿。其抵制偏狭民族主义的勇气，更是令人景仰。

    科索沃事件，在杨小凯的眼中“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冲突时，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国际关系法的大变化。”（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以下未注明引文均同）当何新们还在极力贩卖他们的新国家主义——实质上是陈旧的法西斯主义，鼓吹“以国家主义作为全民族至上信念”（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的时候，杨小凯已经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大变化，这一变化就是主权高于人权正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杨小凯把这一变化的意义，同人类历史上“偷窃应受罚”原则的确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相提并论。杨小凯认为，“住民自决，公民投票、公民选举、地方自治这一套成了自由欧洲深入人心，获取共识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违反了它，就像做了贼一样，一定要受罚。反对制裁违反这一原则的人无异于为盗窃辩护。“而在科索沃事件中，“由于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独立，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用联邦政府的武力去打地方民选政府，这在自由欧洲人看来与希特勒打波兰并无原则差别。”如此看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南联盟是对贼的惩罚，而中国政府喋喋不休地谴责美国为首的北约和声援南联盟，实际上正是“为盗窃辩护”。杨小凯将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称之为“国家机会主义”，并给予了尖锐地批评。他指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苏联时代，中国领导人只认国界不可侵犯，不承认地方自治权，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决这些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大多数中国人受政府误导，以为这又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没有道德准则可言。而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也支持国内的‘义和团’式的意识形态，看不出这是类似于指责抓贼的警察，借口警察行动中有失误而完全否认警察行动的正当性。在西方看来，中国政府的行为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看见行窃，他假装看不见，有人见义勇为出面当警察抓贼，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见义勇为者不放，一付无赖的样子。而不少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当了这无赖的打手。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实在是被世人非常看不起的。这种行为没有正当性，极端不道德。”

    中国人为什么对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多有误解、甚至指责？杨小凯在批评中国政府的同时也给出了原因，他说：“我必须澄清中国人和欧美人对警察一词的不同理解。在中国人看来警察就象大陆的公安一样，利用警察权力欺压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警察保护警察的走私活动。但在自由世界，警察整体而言与政党不一样，它是中性的，不能追求一党一派的私利。因此有人愿意做中性的国际警察，它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序的条件，这国际警察正因为其不偏不倚，严守中立，所以是令人敬佩的。以美国目前在科索沃的警察行动而言，她不但要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不受迫害，也要保护塞尔维亚人不受报复和迫害，而且由美国人出钱，不要塞尔维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出钱（美国国内有不少人担心这笔巨额费用），这样无私的见义勇为，而又中性的国际警察，不是令人敬佩吗？中国的警察能做到这样不谋一党之私，中性地用强大的合法暴力保护所有个人的合法权利吗？显然不能。首先，中国政府不承认地方自治，住民自决，因此，它有类似领土野心的用暴力征服台湾和西藏地方自治政府的倾向，或不允许基于自由选举的地方自治。第二，共产党政权肯定是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它天然是用警察垄断性暴力推行国家机会主义。例如用警察暴力迫害反对党，用警察暴力压制自由结社等等。”杨小凯在对中国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进行剖析的同时，毫不讳言地褒扬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是“无私”和“见义勇为”，这在中国的愤青看来确实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接受的。

    杨小凯不仅通过科索沃事件来为美国的世界警察行为辩护，他还追溯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所作所为，来论证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他说：“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赢得了国际警察的信誉，自由国家都相信她在执行警察职务时是中立的，美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她处理波多黎哥和夏威夷都是用公民投票，住民自决解决的，没有用暴力扩大领土的野心。二次大战后，美军军事管制日本，执行警察功能真正是非常公正。尽管日本宪法和很多早期法案都是美军当局起草，但事事都按民主程序，由日本国会通过（或公民投票通过）。一旦日本的宪政体制上了轨道，美军马上撤出。美国并没有利用其警察特权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国内愤青一直认为日本等国是被美国控制的附庸，看来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二战后跟着美国走的日本、西德等国是既有主权，又有人权；而跟着苏联走的东欧等国是既无主权——受苏联控制， 又无人权——人民受极权的压迫。

    让我们重新回到科索沃事件上来。无独有偶，如果说科索沃事件使杨小凯看到了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话，那么捍卫自由的另一勇士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同样从科索沃事件中得出了这一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就在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进行之时，他说：“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的战争 ，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于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么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这场战争将人权置于优先于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的行动是出于对国际法的尊重，出于对其地位高于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于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于地球世界之外。”（哈维尔：《人权高于国家主权——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杨小凯之所以和哈维尔从科索沃事件中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信念。他们都曾生活在极权主义猖獗的国度，并在中国版和捷克版的古拉格群岛度过了漫长的人生岁月。他们对极权主义有着切肤之痛，而对民主、自由和宪政无限向望。令人欣慰的是，哈维尔亲手结束了自己国家的极权主义政体，并在自己自由的国度里安享幸福的晚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杨小凯这位深刻思考的学者，在自由中国还远没有到来的时候就撒手而去。杨小凯走了，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将成为汉语自由主义思潮的宝贵资源。 转载：《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