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业人员--无论是医药生产商、销售商还是医务工作者--的指责均可谓恰如其分。不错，只有少数的不良行为才能够很肯定地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当事者个人的素质，而普遍的集体行为则应该到表象的背景中寻找关键动因。如果说初始阶段从业人员是被动的，背景应当担负起主要责任。我没有异议。始作俑者总是极少数道德极度卑下、天然十分敏锐的家伙。此时，大多数人是从动的，甚至因畏惧而有抵触情绪，只是因为追逐利益的本性，才战战兢兢地迈出了第一步；但今天从业人员早已从惊惧跨越理所当然、心安理得，走到了推波助澜。例如阿司匹林每片只有两分多钱，医院有，但医生却说没有。患者只好任凭医生开高价药--如“巴米尔”，一盒10片装6元多，其成分就是“阿司匹 林”；又如硫酸亚铁，过去1元钱可买100片，如今不生产了，取而代之的是“福乃得”，每板7粒价格为20多元，其成分还是“硫酸亚铁”。这里，生产商、销售商与医务人 员紧密“合作”，共同将医疗产品推上了天价。 (博讯 boxun.com)

    人们当然会疑问，为什么会给本是“阿司匹林”的“巴米尔”如此高的定价，而且允许它持续存在下去呢？是因为监管者的愚昧，还是奸商们太狡猾了，或者纯粹是为了寻租 的便利与最大化？！

    当监管形同虚设时，一场毫无禁忌的利益大角逐便不可避免。“阿司匹林”披上五彩霓裳，一路绿灯通过科技鉴定、主管单位、物价部门，以“巴米尔”之名飞到患者手中。当然，价格也翻了近三十倍。自然，“高科技新产品”从此层出不穷。一般而言，质优价廉是竞争致胜的基本法则，但在这里价格高是惟一的手段。如卫生部专业生产干扰素的厂家生产的“迪恩安”干扰素，零售价每支50元，还包含了邮资费。但一些大医院却拒绝使用该厂产品，选用另一厂家生产的干扰素。这里惟一的区别是其价格高达180 元。后经中央电视台曝光，该药厂才恢复了正常的零售价格，但每支仍达66元。

    尤其滑稽的是，作为寻租的伴生物，医药市场的扩张、医药产业的膨胀，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制造了政绩，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初次发现这一点时，监管者们一定是乐开了花的。他们自此更加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心安理得了。

    西方“医学之父”、希腊医学家希伯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曾经写过一篇《誓言》，是西方医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有关医德的专论，被各国医学界奉为圭臬，作为西方医学的道德标准沿用了两千多年。美国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前都将毫不例外地根据这一誓言写一篇自己毕业后从事医学工作时在道德观念、人道主义方面的誓言，才能跨出校门；中国古代，对医德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据《周礼·天官》记载：每到年终都要对医生的作风、态度进行稽考。令人深思的是，两者不约而同地将医术、医疗从纯粹经济的层面中超拔了出来。

    医学研究、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从终极意义上讲，它们应当是人文关怀而非纯粹的经济活动。医疗产业化与该目标完全相悖。长期以来，我国将医学划到以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理工科范畴。这种认识与医疗产业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颇值得玩味。 从监管、生产、经销到医院，相对而言，这个食物链中生产商的压力最大、分利最少。 以药品为例，国内生产品种有1万多个，生产厂家却达6000之多，很多药品少则百十家 企业生产，多则几百家生产，竞争十分激烈。这些厂家大都规模小、技术装备十分落后 ，生存状况非常艰难。面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开放，在世界级的大公司面前，我国的制药企业根本无力与它们竞争，可能发生的将不过是一场屠杀。如果不能迅速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一场经济灾难必然在所难免。

    1999年，监管层曾决心大力整顿，以改变近十几年间医药费用不断攀升，人民不堪重负的现状。然而，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接着便没了动静。医疗界依然漆黑一团。据参与其事的人说，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牵一发会动全身。在没有全盘规划前，只好暂时搁置了。实际上是放弃了。奇怪！不知这人世间的事情有那样是不复杂的，有那样是不困难的，又有那样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就怕无心人。我们能将人送入太空，怎么可能解决不了这么个小小的医药费用过高的问题呢？。

    根绝药价虚高，不仅能解除普通百姓的沉重经济负担，平息民怨，争取民心，还能未雨 绸缪，壮大民族企业实力，可谓一举多得。

    这将不但是对他们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严肃考验，更是对他们作为人的良知的检验。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