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权力吃人的历史中，以公元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这场“六四”屠杀最为悲壮和惨烈。以爱国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六四”运动，只是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要求实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惩罚官倒、消除腐败，却被 “人民政府”调集数十万“人民军队”，动用机枪、坦克血腥镇压了。 (博讯 boxun.com)

    光阴似箭，十五年过去了。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十五年后的今天，暴政罪案的枪声，仿佛仍回荡在耳畔；烈士殷红的献血，也没有在国人的心中褪色。可当善良的人们强忍悲痛，期待独裁者良心发现，为“六四”运动平反、正名时，可还记得“六四”运动的民主诉求？

    “六四”运动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以民众集会游行的方式明确地向中共专制政权提出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诉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制约权力、实行民主政制的先决条件。权力不受到制约，社会不公和腐败就不可能消除，国家不会有真正的稳定，人民也无从享受真正的安宁。

    独裁专制的祸根不除，人权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上个世纪50年代，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对包括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在内的乌托邦主义，即他所说的“整体主义者”、“乌托邦工程师”，作了精彩的分析论述

    ……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

    所有这些话语只限于科学方法的问题。这些话无形中承认如下的重大假定：我们不必追问乌托邦计划工程师心底里的仁慈心，总之他们至少有取得独裁权力的权威。……然而，我们可以说，即使有权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始终如一的仁慈，我们的分析也会表明，他们绝不可能得知他们的措施的结果是否与他们的良好愿望相符合。

    波普的这番论述，已经生动地揭示出了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本质，跟他在另一篇力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分析批判一脉相承，语言更为形象简练。而中共建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则为波普的论述作了最有力的背书。

    中共第一代独裁者，假借民主的许诺，获得人民的支持，以暴力推翻了一个旧的专制政权，却又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加专制残暴的政权，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就直接导致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共第二代独裁者，经历了惨痛的文革，劫后余生，痛定思痛，宣布平反冤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政治运动，但转眼却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举起了屠刀。

    中共第三代独裁者，继承了其前辈的衣钵，以放松经济自由为筹码换取对政治权力的继续控制，十五年来社会不公和腐败愈演愈烈，国家何曾真正稳定过？

    同样的道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如果不能解决权力的制约问题，即使今天平反了“六四”，明天也仍可能再次举起屠刀。根源就在于权力，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腐败，而腐败的权力必会吃人。

    因此，今天我们纪念“六四”，凭吊英灵，不是为了要求独裁者恩赐“平反”、“正名”，而是要求归还宪法赋予的、原本就应当属于我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权利，消除腐败和社会不公。否则，“六四”烈士的献血就将白流，甚至，还会有新的“六四”惨案。

    制约权力，还政于民，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

    2004年6月4日 于北美

    链接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四）绝对权力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