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认识公开活动或秘密活动的策略首先必须明白我们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显然盲目的活动无论采取什么行动方式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能够达到某种正面社会效果的活动才具有实际意义，而活动形式的选择只应该取决于产生效果的最佳概率以及花费成本最低。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特殊问题，而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运作形式。例如两军的军事行动，相互对抗和攻击是公开进行的，但每次攻击的策划方案几乎全部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即使在双方力量特别悬殊的情况下，强者也不会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计划先期公布于天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商业竞争。显然大张旗鼓的营销活动是商业成败的关键环节，但仅仅依靠这样的公开较量是很难站住脚的，所以几乎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这样才能够维护住自己产品的市场地位。公开与秘密的活动始终贯穿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公开活动才是“光明正大”的，而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公开与秘密活动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不可以偏废的。这就如同我们人为什么要穿衣服一样，穿衣服不仅仅是为了遮挡身体、打扮自己，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正当隐私。中国近代民主运动只强调开展公开活动，而地下工作近乎为零，这是非常愚蠢的。 (博讯 boxun.com)

    参加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如果决定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是需要胆识的，因为任何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公开活动一般都等于是自杀性行为。当然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中国民主事业的成功一定会建立在无数先驱者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自己的牺牲是否有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谁都有资格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社会进步的。所以我一向呼吁大家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行动策略，尽量避免无益的牺牲。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牺牲是我们所提倡的呢？我们正好有了新的榜样。最近《南方都市报》三位主要负责人纷纷被广州当局逮捕并判以重刑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南方都市报》为了披露萨斯疫情和孙志刚事件等重大信息对中国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他们的报道中国大陆的丑恶司法制度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认为《南方都市报》已经完成了她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三位负责人所遭受的迫害不仅是值得的，而且反而比不受迫害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力，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有资格做出这样轰轰烈烈牺牲的中国人现在实在是太少了。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有自己的达赖喇嘛、李宏志、昂山素悸和萨哈罗夫等标志性人物。只有产生了领军人物，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兵团作战，才能改变各行其是的现状。而这样的领军人物当然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更不是靠贬低别人提升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实际行动的反复考验脱颖而出，历史的契机更是特别重要。有很多朋友早已梦想去充当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的角色了，我认为这是积极的态度，大家都应该争取为中国的前途做出最大的贡献。但我们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之前要先做到能够加强自身的修炼，使自己有能力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千万浮躁不得，否则一旦得势反而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云衡的策略是通过理论研究结合时事分析来实现观念的创新与突破，同时不断公开向社会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云衡现在还没有必要让人家找到那个小小太空站的位置，因为距离那个资格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假如有一天云衡的思路被社会广泛认同了并可以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了，那么云衡也可能会在适当时机选择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加速社会的变革。这一切要由社会的发展情况和自身状况来决定，我们只能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能让社会适应自己的需要，这才是正确的斗争策略。

    另外我要说明的是把中国的反动势力看做是无孔不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至少是太夸张了。我一再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已演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一个统一于信仰的组织。所有服务于当权者的人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而理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反动势力的爪牙们反对中国的民主化只是因为害怕丧失自身的最大现实利益而并不是不懂得世界的民主潮流势不可当，这是很明显的。难道他们没长眼睛和耳朵吗？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在中国大陆，无论你走到社会的哪个角落，要想在民间寻找到与官方媒体思想一致的言论几乎是徒劳的，而不满的言论则听得已经让人们麻木了。仔细回忆起来，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很难在私下听到官方言论，当然那个时候人们发表不满会比较慎重，因为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打击报复的证据，但真正出事的现象还是相对少数。到了现在没有人去在乎私下里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了，我就经常有意发出敏感言论做试探，从未受到过冷遇，但缺乏理解能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大陆上的反动势力在几十年前就在开始依靠利益驱动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了，而现在则更是依赖于纯粹的利益交换。让我们再把目光移向海外。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反映了君臣的关系只有在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出其可靠的程度。当年华国锋在邓小平派的强大支持下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一时震惊了全世界，而当时的中共驻外机构人员在事发后均平稳地归顺了新政府，没有一例哗变发生。这说明了什么？难道那么多人都支持这次政变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到挑战，谁夺取了政权当然会跟谁走，这就是“有奶就是娘”的效应。我们再来看八九六四北京大屠杀后的海外现象。我们都知道很多驻外官员起义了，其中不乏高级官员的身影。这又说明了什么？民主理念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以致于能够令人在极度冲动之下完全放弃了利益的考虑。但理念毕竟只是理念，如果脱离了现实的环境，理念就会破灭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当时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逐渐地销声匿迹了，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当民主的新中国诞生的一天到来时，我敢确信驻海外的中国官方机构一定会齐声欢呼祖国的新生，一定都会欣然归顺的。

    既然反动势力只是一个利益集体，我们对付他们就应该是很主动的，我们有很多办法来瓦解他们甚至争取到他们的力量。我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采取秘密的活动方式。对大陆地区而言，公开活动就等于是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不找你的麻烦难道去喝西北风吗？而秘密活动如果规模能够成长到足够大，如果你的手腕比较高明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这样也可以告戒他们替反动势力效劳这碗饭是不好吃的，于是必然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当然现代信息技术为我们和平的秘密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又不用花费高昂的成本，适合于业余活动。我认为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要发展出一套最进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然后大家在一个公认的价值观下进行交流、串联，交友、结义，社会一旦发出需要信号时我们可以立刻集结起来去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要知道，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内地朋友应该以地下活动为主，公开活动为辅。而在海外朋友们的情况就不同了。我几乎看不出在海外搞公开的活动有多少风险，至少民主派目前还没有遭遇过被绑架或暗杀的事件。我们的海外朋友要首先反省自己，为什么人家在海外能够搞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我们却逐渐萎缩？为什么台湾的情报部门能够收买到共军的将军而我们连自己的阵营都守不住？为什么海外的法轮功朋友能够一波又一波地发动攻势而我们却只能望民主兴叹？除了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以外就只能从自身寻找原因了而不能总是怨天尤人。我认为海外朋友所处的政治环境宽松，有很大的公开活动空间。但问题是大家只热衷于小题大作，很多争论是非原则性的，是根本不需要争论的。我们要争论的是基本理念问题，大家应该公平、理性地竞争，一时意见不统一也不能急，更不能扣帽子或进行人身攻击，要循序渐进。如果受到别人的非理性攻击我们只要理性回应或者干脆回避掉就可以了。让群众和历史来判断是与非吧！只有大家都愿意放下架子我们迟早总会能够达成比较统一的共识。即使有人愿意甘心情愿为反动势力服务也没什么可怕，因为他们的势力已经经不起历史洪流的冲刷了，我们切不可盲目对中国的前途悲观失望，更不能增长反动势力的气势。我们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反动势力比我们更困难，而且越来越困难，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利益的筹码越来越少，而他们的道义和历史压力越来越沉重。即使中国的民主火焰不再燃起，他们的天堂也会崩塌。如果我们能够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就能够承接住旧体制轰然倒塌的巨大冲击力量，避免我们的民族遭受沉重灾难的洗礼。我们必须做有能力主宰中国命运的一群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新民主事业才能够成功，我们才有可能担当起未来重建新中国的历史重担。

    云衡 Balance. Y. Zhao(yiyou03@etang.com; balanceyunheng@hotmail.com; yunheng2003@hotmail.com)云衡文章暂时属于公益性质，欢迎大家广泛张贴、传播、评论。同时征求海外出版商洽商汇编成书事宜。本人希望在朋友们的大力协助下，日后将部分文章整理成两本具有震撼力同时又极具商业和学术价值的出版物，以贡献人类社会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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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编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