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岳首: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政情
(博讯2003年10月21日)
——在悉尼“胡温新政与中国政情”研讨会的发言
不少人对目前胡温新政寄予厚望，这既体现民众愿望的善良也体现民众自身的脆弱。我不否认顺应时代潮流的个人能在推动历史发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但更相信社会的进步首先依赖于公民对自身权利和合理国家体制认识的进步。 (博讯boxun.com)
中国目前仍处于“有官场少公开政治，有市场少公平竞争，有社会少伦理共识，有媒体少舆论作用”（金克木语）的后极权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为渡过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开始改变国家对经济的长期“计划指导”，不再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控制人的思想，同时也稍微放松了对私人空间和民间言论的限制。但极权主义社会的另外两个主要特征——以单一政党集团控制全国、垄断大众传播媒介并没有改变。
极权主义话题在中国仍是“潜话题”，未能像自由主义话题一样浮出水面“唱开来”（尽管偶尔有人提到“全能主义”）。这除了国内敏感和恶劣的汉语语境的原因外，至少也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生存困境的思索和胆识的某些欠缺。极权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正面对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概念。这一概念的重要在于它准确描述和概括了一种严酷的生存状态。上个世纪后期，正是东欧哈维尔、昆德拉等一批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和抨击，有力地促进了东欧国家体制从极权向民主的快速转型。
认识目前中国社会的后极权性质，人们才能理解真正的改革必须是：把私人领域还给个人，把经济领域还给市场，把自治领域还给社会，把公开权力还给人民。
改革的目标就是：在体制上建立政府权力内部的制衡机制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出租，划出政府权力的外部边界以阻止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在价值观念上确立以人为本，个人的私有产权和思想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不可侵犯的新价值标准。
基于这样对改革的理解，我们今天才在这里表达对胡、温、曾等掌权者能“开官智”，顺应世界潮流，将目前陷于停滞、“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半吊子”改革推进到政治体制的领域，以使中国得以低成本实现社会转型的强烈愿望。我个人更加希望的是，中国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像李慎之那样敢于公开抨击极权专制，像曹思源那样善于用宪法来维护公民的权利，像余杰那样和生活的每个角落和小事上自觉拒绝那些构筑极权意识形态的谎言。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一套动听的话语为极权主义披上一层漂亮迷人的外衣，正是人民、真理、历史、民族……这些极权话语驱使无数人“理直气壮”去践踏人权。并不是这些人的本质特别坏，他们或许温文尔雅，喜欢琴棋书画，欣赏明月鲜花，但一旦认可接受极权意识形态，他们“尽管有着创造人间天堂这个最善良的愿望，它只能造成人间地狱”（波普）。血的事实已经表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西斯集中营和波尔布特大屠杀成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三大“杰作”。
只有深植于中国人骨髓血液里的极权意识形态的消解才有中国人（不是经济人）的复活和中国文化的新生，而这并不是体制一变更就能在短期内奏效的。瞻望中国的前景，我们有理由乐观的是：支撑中国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未像今天这样遭遇越来越广泛的怀疑和嘲弄，而中国人争取个人基本权利、要求掌握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愿望和热情也是空前的。这正是中国的希望。
2003-10-20于悉尼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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