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岳首:惶恐滩头说惶恐 请看博讯热点:非典型性肺炎
【博讯2003年5月03日消息】 中国——一艘庞大陈旧的船,超负荷载着沉重的苦难、不幸、恐惧从远古驶来,在无数惊涛骇浪中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没有航标的河流”,现在撞上了SARS,搁浅在一个“惶恐滩头”。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当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落难在广东海面写下的《叹零丁洋》诗句成了今日中国之实况写照。 (博讯boxun.com)
在国内,“惶恐滩头”上朝野上下一片惶恐。
先是民众抢购白醋、板蓝根、口罩,继而担心军管、封城,生活用品供应不足,银行外汇存款冻结,政府抗SARS能力和继续隐瞒实情……危城中口罩遮蔽下的一张张面孔只露出因无法知道真相而恐惧忧虑的眼睛。
而政府方面,恐惧也绝不比民众少——世界舆论咄咄逼人,国民抱怨人声鼎沸,一亿流动人口难以载流,乡村边远地区简陋医疗设备无法抵御SARS传播,旧式新闻制度弊端裸露无遗,党内矛盾分化加剧,经济全面滑坡将导致难以收拾的政权合法性危机,难关过后还极可能面对觉醒民众的责任清算……
国际上,全球新闻媒体的聚光灯从战事刚过的伊拉克移聚中国“惶恐滩头”。在公共信息无法垄断的时代,中国政府竟能封锁悠关人命的SARS病毒真相达四个月之久,导致病毒大面积扩散,引起世界范围的恐慌,这一奇迹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头条。
随着多国领导人访问中国计划的取消,一些周边国家边界的关闭,国际航班的锐减,广交会贸易额的骤降,国家银行外汇储备的下滑,中国之船在世界一片谴责声汇成的“零丁洋”里显得十分孤零。
中国政府错失体制改革良机
中国之船之所以搁浅在今日的“惶恐滩头”,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之所以在国际上声望一落千丈,在国内更将面临执政合法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咎由自取。
应该说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稳定压倒一切”的近十年错失了改革旧式新闻制度和与之相关的政治体制的良机。政府一直以国情、条件不成熟、发展需要稳定为由排除和拒绝从体制上切断各种社会危机爆发的源头。
其实,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民间私营经济的发展,早已经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包括新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黄金时期”,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熟烂了”。如果政府不从一党私利出发,真正与时俱进,抓住国家有足够承担改革风险的外汇储备的良好时机,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从容布局,及早变革现存不合时宜的旧体制,及早从本来就应该独立的公共传媒经营中退出,则今天不但地方执政官员无法一手摭天不报实情,新闻报纸也能及时向民众传递准确公共信息,不致酿成今天被动局面。在死了这么多人之后,可以毫不过份地说,中国政府继“六•四”之后,由于严重失职和继续草菅人命又欠下中国人民一笔血债。
迄今为止,善良的中国人民仍只是要求新闻自由和知情权。中国政府应该知道,在良好的法治社会,公民还具有追究政府失职并要求赔偿的神圣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的国民总体上来说是比较温顺的群体,是对生活生命的要求相对低下的群体。
中国人民运气欠佳
相对于幸运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中国人民可以说是命运多舛,运气欠佳。且不说西方国家民众开始选举总统时,中国国民仍在口呼“谢主龙恩”,且不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历经劫难之后开始试图修筑宪政民主之路时,又偏偏遇上入侵日寇的炸弹轰炸,更不说三年饥荒饿尸遍野,十年浩劫摧残无数身心,就说SARS爆发前,中国人民仍是世界上背负较多恐惧的一族——恐惧失业下岗;恐惧假烟假酒假药;恐惧空气污染、食物中毒;恐惧警匪路霸、抢劫杀人;恐惧因言因文因宗教信仰获罪……现在,不幸的国民又徒添SARS恐惧。
曾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一条船搁浅在一个荒岛,船上的法国人在做爱作乐,犹太人在数钱,而中国人在开会。这个笑话用意在于讽刺思想长期受控制的中国人大小会议多,但也正佐证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命苦。
然而,当我们谴责政府的不负责和专制独裁之时,当我们为吾国吾民的深重不幸悲伤落泪之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反躬自问检点一下自身的弱点和不是呢? 号称十三亿之众,特别是我们自诩有忧患文化传统的知识份子真应该面对SARS好好想想,为什么我们民族中像蒋彦勇、李慎之这样敢于讲真话的英雄少之又少?
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人民大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超常承受力同时长期支撑了这样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国家政体。实际上,正是我们自身对许多基本权利的轻易放弃成全了极权制度的瞒和骗。说严重些,关押我们自己身心的牢狱在某些方面是否正是由我们的双手建造?
SARS应该是一个转机
今天,在“惶恐滩头”,我们真应该好好地开一个讨论会,认真商讨一下究竟我们还要将苦难和恐惧背负多久?我们的船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驶向民主文明政治?还要等多久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文明生活?
今天,在“惶恐滩头”,我们的执政党和和政府更应该有一个反省会议。实际上, 当危机不可避免来临时,除了人民首当其冲外,政府官员也人人自危,个个随时都可能是制度的替罪羊和牺牲品。我在《特别的朱镕基》一文中说过, 在文明政体难以确立的国度,人人都是悲剧角色。今天,张文康、孟学农们的下场再次证明这一点。中国执政的大小官员们应该经由SARS得到一个新的集体认知,即任何方面的社会危机都将触发整个现存不合理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将无情地摧毁他们的既得利益地位。
SARS传播病毒的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清晰的警示:无论为官为民,中国之船的全体乘客摆脱悲剧厄运,逃离“惶恐滩头”的唯一出路和方法是——尽快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新的文明政治制度安排。
良机虽然已经痛失,改制仍然可能。虽然难度更大些,代价更高些,但总比继续硬撑强压直至让中国之船淹没在“滔天洪水”中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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