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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唐宋与元明清的区别(评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谢遐龄/谢选骏
    
    

    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是类似西周(唐前期)、春秋(唐后期)、战国(五代两宋)那样的名为统一王朝、实则封建割据的文明发展期,因此之故,唐朝连汉朝的领土朝鲜也未能收复,宋朝则进而失去了汉唐的领土越南。
    
    (一)
    
    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生酝酿期,唐宋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成熟期,元明清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停滞没落期。
    
    如果说唐朝尤其前期是贵族社会,那么宋朝就很像平民社会,至于元、明、清,则由蛮族的军事贵族社会来征服、奴役、统治汉人的奴仆社会。元、清两朝的蒙古、满洲人,连其平民也在中国冒充贵族,把汉人唐人(“南人”)当作奴仆来欺压、杀戮,结果反而加速其封建制度的衰退,加速其走向汉化的费拉社会。
    
    明朝则追随元朝的范例,把平民变为奴仆。且由于“同族”的原因,其奴化汉人唐人的程度虽然轻于元、清,但由于整个社会没有元、清那样的“贵族中坚”,只有文官政治,所以遇到外敌入侵,抵抗力就变得很弱,不得不依靠“太监”(类似于现代的“政委”)进行督阵。
    
    而宋朝还是处在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演化过程之中,没有完全过渡到奴仆社会,所以抵抗辽、金、元,比之明朝抵抗倭寇、蒙古、满洲,更有效率。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但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仅仅用了二十多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二)
    
    历史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唐至五代,遇中国有事,则收胡兵以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则称臣于突厥;唐玄宗为控制河北,则用安禄山;唐肃宗欲平两京,则征兵回纥;唐僖宗欲讨黄巢,则借军沙陀……所以有唐一代,“举国皆含有通虏性质”,也就无怪乎“虏祸不绝”了。胡兵之所以富于战斗力,不仅由于其野蛮,而且由于其内部具有贵族社会特有的等级秩序,所以亲随之间,号令严明。这样的虎狼之师一旦进入平民社会,自然如入无人之境。
    
    反观平民社会下的中原,则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五代各国内部一盘散沙,结果当权派系为一党私利,或与契丹结好,或称兄弟,或称子,“为千古中夏之奇辱”,开二十世纪“三国演义”之先河:孙中山的三个后继者,蒋介石亲美,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至于中国本身则大卸八块,除了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还有东北的满洲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台湾殖民地、各种租借地。
    
    还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宋与唐不仅文明形态不同,而且社会格局也很异样,例如唐朝首都长安与宋朝首都汴京的区别。长安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是分开的,而且一到天黑必须闭市、停止营业;体现出尊重权威的风尚。这很像美国的乡镇,其政治倾向应是保守主义的。汴京的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是混杂的,而且通宵达旦可以不停地营业;这不仅说明商人阶层的强大,而且说明平民地位提高,可以改变社会游戏规则,甚至不断发动政治请愿。这很像美国大都会的核心地带,其政治倾向应是自由主义的。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总结:“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宋朝)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人斯塔夫理阿诺斯(L.S.Stavrianos, 1913—)《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写道:“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 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法国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述:“十三世纪的中国,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超逾一千二百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超逾六百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七十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四个法国那么大。它的人口总数达到了六千万以上。”
    
    甚至连日本人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宋亡崖山之战)也讲述:“杭州临安府成了世上最大之都市,不但如此,其繁华在历经元代亦不见衰退。打从西方边境远道而来的外国人马可波罗,就在当时留下了关于此地繁华盛况之纪录。”“人口达到一百五十万之多,港湾中停满了来自海外诸国之船舶,包括了印度、波斯、阿拉伯、暹罗、瓜哇、越南、还有日本。街头上不但看得见红发碧眼的人们四方穿梭,还听得到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寺院之钏声回响。从外国输入的,大多是各类的辛香料、药材、象牙、犀角、刀剑、以及真珠等等商品。从中国输出的则为绸缎、茶叶、铜钱、书籍等等。在海外贸易之中所取得之利益,让宋朝国库大大地蒙受其惠。”“南宋时代,虽然北方之天下为金国所夺,领土只剩下一半而已。但是话说回来,由于将生产力低微的地方割舍掉了,结果反倒使得经济效率大为提升。才不过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南宋之财力就已经远远凌驾过去的极盛时期。”
    
    难怪有人总结说,宋朝人除了不会打战,其他的都好。但即使在最无能的军事领域,即使是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单独面对并坚持抵抗了当时的世界霸权蒙古帝国整整四十五年(1234—1279年),成绩远远好于当时的西夏、金国、中亚西亚、阿拉伯帝国和俄罗斯。
    
    
    (三)
    
    不同于唐朝的松散,宋朝是中央集权的。同时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以外,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得到发展,涌现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画家和诗人。所谓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陆佃于1078—1085年间所作的《埤雅》,对二百六十五种动植物作了解释;1163年,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发表《洗冤录》,内容则是各种法医学方法。
    
    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南东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东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六十三万贯的三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不抑商的朝代,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提高。
    
    日本东洋史家和田清曾经说过,“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唐朝大部分时间确实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有人因此论述“唐朝与宋朝差距,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四)
    
    据一些人考证,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一:二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十七座,而北宋末年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五十二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十七:五二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
    
    据另一些考证,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夜里则喧闹灿烂。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十二小时与二十四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四十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二.五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二:五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六百二十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五百二十四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〇.七八三亩,宋代一亩约合今〇.九七四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四百八十五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五百十一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六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八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六:八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一.五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二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三〇%。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一.五:二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两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六至七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二:七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九一:四九六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 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一二〇〇:八〇〇〇的差距。
    
    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七百四十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两千四百四十五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七四〇:二四四五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三十二万七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五百零六万贯,铁币为八十八万贯。两者相差的近二十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三〇:五〇〇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十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一百四十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四百四十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一四〇:四四〇的差距。是〇:三〇〇的差距。
    
    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三〇:五〇〇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二百二十三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三十六人,而宋朝二百零二年间就出进士一千三百三十九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三六:一三三九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朝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三〇〇〇:一〇〇〇〇〇的差距。
    
    (五)
    
    有人总结说,“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
    
    更有甚者认为,“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天可汗’是什么?可汗不过是原始部落野人头子、酋长,连一个小小的沙洲回鹘头子都可以是天可汗。怎么到唐朝就成了光荣称号了呢?天可汗只是个虚名。‘天可汗’给吐蕃进贡女人,要‘空府库’给突厥大量财富。”但反对者批评说,“唐朝灭突厥、高丽、开西域,李世民被少数民族奉为‘天可汗’,宋则败于辽、西夏、金、蒙古,从未胜过一场,宋帝叫夷蛮首领为叔叔、伯伯、干爹──唐远不如宋?宋人误解或者是误用了‘天下’这个概念,如果有正确的天下概念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即使宋人军事强盛、商业发达,想成为开启近代文明的国度,概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
    
    其实在我看来,上述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因为未能深入理解唐宋文明的不同性质:唐是西周式的盟主体系,宋是战国式的方国体系。唐是东亚世界的天子,所以必须号称天可汗;宋是东亚世界的成员,所以可向辽金元称臣纳贡。
    
    所谓“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这正是西周盟主体系的特点;而所谓“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这正是春秋战国之列国体系的特点。
    
    (六)
    
    据说“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在我看来这并不值得奇怪,正如春秋战国的产业无一不是远远领先于西周。
    
    据说“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所以日本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在我看来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西周与东周(春秋战国)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而内藤湖南之所以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那不过是因为近代日本的经验如此:近代日本刚刚经历了一个战国时代,那就是前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战国时代。内藤湖南用日本(这个中国边区)人的经验来看中国本部的历史周期,自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了。
    
    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这是从文明教化着眼的。曾巩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这是从文化教养上着眼的。但是在政治上,唐之“天可汗”却与西周之“天子”并驾齐驱;而宋之“帝”却只是战国的齐楚者流,宋最后被虎狼之国蒙古所亡,正如齐楚最后被虎狼之国秦所亡,都是被中央集权的帝国并吞。相对而言,唐和西周相似,都是比较温和比较松散的,地方自治的程度甚高。这在唐是藩镇,在西周则是诸侯。唐与西周的“统一”,并非中央集权,如秦两汉(220年亡)与元明清(1911年亡),或罗马帝国(476年亡)与拜占庭帝国(1453年亡),而是类似查理曼帝国(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800年加冕)、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962—1806年)那样的松散联邦或曰邦联。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曼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962年, 德意志萨克逊邦的君主鄂图一世由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以后,除了“大空位时期”(1254—1273年)以外,直到1806年,总有某个德意志邦的君主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下,皇帝和教皇有团结也有斗争,有时甚至酿成连年不断的战祸。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皇帝亨利四世与与教皇格里哥利七世的斗争,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不是经常世袭的,从十三世纪起,皇帝须经过“七大选帝侯”的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不断改变,至十六世纪,缩小到只包括德意志和波希米亚。在这个缩小了的范围内,还存在着三百多个大小不等的王国、公国、侯国、独立的伯爵领地和骑士领地以及自由市。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尊号的德意志君主,除了在其直辖领地以外,对其它封建王公并没有约束的权力。所以,正如伏尔泰所说,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亦非“罗马”,亦非“帝国”,而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徒有其名的政治组合。经过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它更是只剩下一个空壳了。1806年,拿破仑一世强迫奥地利君主弗朗西斯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于是这个在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便最后灭亡了。这个千年帝国的松散结构,虽然比西周与唐更为松散;但与秦两汉和元明清相比之下,西周与唐确实具有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某些特征。想一想唐先后被武周取代、被安史之乱分裂的支离破碎的奇特历史,似乎武媚老娘的“后周”国号更得“文明周期”历史哲学的精髓。
    
    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是类似西周(唐前期)、春秋(唐后期)、战国(五代两宋)那样的名为统一王朝、实则封建割据的文明发展期,因此之故,唐朝连汉朝的故地朝鲜也未能收复,宋朝则失去了汉唐的故地越南。
    
    
    ——————————
    
    评注:
    
    谢遐龄:你的上述看法很是精彩。我有不同意见的仅在你下面两句话引出的术语用法:
    
    “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是……封建割据的文明发展期……不同于唐朝的松散,宋朝是中央集权的。”
    
    唐朝时是割据,我同意。
    
    宋朝时不是封建,但宋国是个(整个中国)分裂状态下的一个地区性国家。所以我不用“封建割据”这样的术语,而用“分裂状态”。封建是统一内部的一种状态;分裂意思是不存在统一。
    
    “唐是东亚世界的天子,所以必须号称天可汗;宋是东亚世界的成员……”你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恰正说明割据一词用于唐朝是合适的;用于宋朝,特别宋国内部是中央集权制,把你的说法改为‘宋朝时期——如果按我国25史纪年传统述史的话——中国是分裂状态,宋国是诸国之一’较妥。
    
    中国的战国时期也要周国灭亡之后才算分裂状态。
    
    中国社会地大人口繁多,兼之族多、地形各异故而文化差异大,统一之后,必定要分区、分层治理;豪杰们又倾向于妄自尊大、视公器为私产〖至今被任命某官职时亲友贺辞皆曰“你有自己地盘啦!”、“又有新地盘啦!”〗,因此,统一王朝内涵必不可免的封建趋势。又要统一,又喜好自立,地足够大、民足够多、差异又大,因此封建是中国社会永远不会止歇的自然趋势。封建以统一为前提;缺少统一就成了分裂。统治者怎样把握统一与割据之关系是永恒题目。吾旧文中有:
    
    “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困难:克服特殊性、实现普遍性。然而,由于国民精神发展缓慢,或曰国民精神抗拒普遍性,天下统一并未带来社会整合——家族要保持自身特殊性存在,只能接受联合,抗拒贯彻全社会的、单一的普遍性原则的整体性统治。秦始皇废封建而秦亡。后世郡县、封建此消彼长,天下时统一时分裂,震荡不已。其哲学解释即为特殊性与普遍性角力。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就是法家而非法治。统一要求专制。非专制不能统一。专制退则割据进。”“秦亡固然因其暴政,更重要原因似在未行封建,故而陈胜揭竿天下响应——所谓天下响应,乃六国之后乘势而起。刘项之争,刘固然因善于将将,善在何处?在于肯封王。史称项羽刻印手执摩娑久之不舍得授予,刘则痛快地斥韩信假齐王要求为非,立授齐王。故而刘邦胜在封建。击败项羽统一全国后,虽然诛灭异姓王,同时封刘氏王,临死不忘遗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坚持封建路线。所以封建是秦汉交替的关键。对本文而言,要探讨的问题是,何以中国社会必定会如此?哲学怎样回答?答曰:统一要求普遍性,国民却不接受普遍性,于是形成郡县、封建混杂的结构,至顾炎武论断‘寓封建之意於郡县之中’绝妙地解释了统治中国社会的最佳思路。” [引自2013年6月发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儒学之命运》一文。]毛泽东有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整套理论,足见此事之难于处理。1966年2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特别提到民国初年许多人士主张的联省制,强调发动地方积极性之必要,用意是对抗刘少奇在中央形成的强大势力。1967年初派军队进驻学校企业,实行支“左”;而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军人、造反派、老干部“三结合”——实质上重心在军人。同时把央企下放到省,交给军人掌管,如鞍山钢铁公司从国务院冶金部交给辽宁省等等。这一招意在瓦解刘少奇等中央工业集团势力。邓小平主政后实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方针。尽管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把税收集中到中央,地方缺钱用,只好搞“土地财政”,导致房价暴涨,仍然未遏止地方独立性增长趋势。当今中国社会,除了块割据,还有条割据;目前最令当局头痛的是条割据。然而,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统一牢固不拔——其高度组织性是中国社会统一之强有力的保障。
    
    谢选骏:好的,我会考虑如何据此修订。我的本意是宋朝的士大夫地位高,乃是封建的贵族社会的遗绪,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的意思是,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宋朝和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内部的关系”,就像先秦战国之间的关系一样。例如日本,作为汉朝的属国,虽然不像越南和朝鲜那样是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朝)的直属本土,但依然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内部,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倭国为了和隋唐闹独立而要改名为“日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近代积极入侵中国,要争当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宰领袖(“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再闹,还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还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
    
    其三,宋朝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分裂国家即所谓“战国”之一,内部实行中央集权并非特例,因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之一的秦国,也是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后来还以此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就像元蒙那样兼并各国、“统一亚洲”。
    
    其四,军事封建与分裂状态是互为表里的,尤其是持续的分裂状态,多有军事封建的背景,例如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就分裂了中国,其分裂力量当是苏联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所致,而苏联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则来源于十九世纪沙俄的封建制度的复活和日本幕府时期藩国分治的延续。军事封建与分治状态也可视为一个过程的前后阶段,作为“多元文明的生长”和“统一帝国的收获”之间的过渡。“多元文明的生长”,就是春秋战国和藩镇、五代、两宋;“统一帝国的收获”就是秦两汉、元明清。
    
    其五,根据上述观念,不难发现:五代十国是唐朝藩镇割据的表面化和制度化,两宋则是五代十国的延续,而两宋的周边邻国都可视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内部的割据势力、分治国家。
    
    其六,如果说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期也要周国灭亡之后才算分裂状态。——那么,其分裂状态不过二三十年,秦国就统一了东亚文明的世界(“统一中国”)。
    
    谢遐龄:你关于宋国的描述极其重要。宋国繁荣富盛,或许真像一些史家所说,放弃贫瘠国土反而得利。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统一也不例外。欧洲难以统一,却呈现极大创造力,人才涌现,思想、科技、医学、政治经济制度等文明皆精妙。与之对比,我中华民族或许因统一而减损了许多创造力。
    
    谢选骏:宋国繁荣富盛与其”分裂国家”的身份固然有关,更重要的是宋朝还处于文明生长的阶段,创新能力活跃。我们在考虑欧洲与中国的对比时,往往忽略了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存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类似中国的南朝,西罗马帝国类似中国的北朝;区别在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难以统一”,不像北朝那样迅速统一并且兼并了更加文明的南朝。形成隋唐的格局。但其实呢,拜占庭帝国在隋唐时代一度也扩张的很厉害,占领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后来是被波斯的萨珊和回教的阿拉伯严重削弱的;将近千年之后才被拉丁人和土耳其人先后占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些接近欧洲的拜占庭模式,后来也是先后被蒙古与满清占领接管的。
    
    谢遐龄:你对宋国社会结构的关注似可更深入做做。你关于宋国平民阶层抬头的论断极为精当。史家早就注意到战国时期布衣将相情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22条)。有个电视剧中刘邦台词称自己以平民居帝位胜过秦始皇,真正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其实我看真正开天辟地的当属陈胜称王——以一介平民称王还有号召力,足见当时民众已经能接受平民称王。尽管如此,社会结构变迁没那么快。五代十国的动乱摧毁旧结构,加之北来的诸族统治,积累到宋时,统治集团稳住了,社会结构随之稳定。虽然还须做大量实证研究,搞清细节,不过大致可确定,社会结构与汉唐大不相同。朱熹著作中有一薄册《家礼》,为平民制定礼仪,改变古代“礼不下庶人”传统,是一标志性文献。南宋虽未行,后世多依之。这是社会结构变革的有力证据。此外,宋国士大夫当看作平民,并非汉朝时的士族。宋朝的大家族基本上属暴兴的军事首长。
    
    谢选骏:宋国的平民社会受到佛教的浸染很深,包括理学道学也是如此。我看汉朝的举孝廉和隋唐的科举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更多体现了儒家的等差观念,讲究社会关系;后者更多体现了佛教的平等精神,讲究一视同仁。同样值得注意并可以列为作证的是,公元178年,汉灵帝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一个新型的太学,提倡小说、辞赋、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活动,与专讲经学教义的传统太学色彩迥异,但“鸿都门学”却没有像隋唐的诗词科目那样成为通往试图的道路。《恒灵时童谣》鉴赏:“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汉魏六朝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其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这是“察举制”与“科举制”的根本区别所在。(毛在文革期间推行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察举制的复活,使得中国历史倒退了一千五百年,其背景是苏联的蛮族入侵导致军事贵族制度(党国体制)的死灰复燃。)
    
    谢遐龄:虽然说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然而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左传?昭七年》有段文字:“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当然,能变与否,不是任何人的意愿所能左右。要看历史演变的结果。我此处引这段文字,意在说明中国社会的等级性。郭沫若曾据这段话断定当时为奴隶制社会。我则认为这段话证明当时是公有制——西周宗法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是古人对中国社会等级性的领悟。我曾制了个表格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干部等级:
    
    正部级-公爵
    副部级-侯爵
    正局级-伯爵
    副局级-子爵
    处 级-男爵
    
    在今日中国社会,一个局长称为局级干部,意思是在全社会享受局级待遇,诸如公车等级、住房等级、阅文件等级、供应等级、扈从等级……因而干部等级是社会等级。梁漱溟说:中国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说得对。然而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然而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描述的阶级,主要意义是等级。因而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位用词不同,讲的却是同一件事情。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说过一句话: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差不多。”《左传》中列的十个等级: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王、公、大夫、士属君子,相当于今日干部;皂、舆、隶、僚、仆、台属庶民,相当于今日群众。君子-庶民两大等级,今日称作干部-群众。皂、舆、隶、僚、仆、台可与今日八级工资制所划分的群众作比较。
    
    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至今跟古代差不多,仍然是等级社会。要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否改变?五四运动之后,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平等呼声更高,且并非自五四运动始。然而中国社会似乎逃离不了等级制。正由于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才不得不实行礼制。礼重差等。礼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想要改变制度,先要问能否消除等级性。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国民性。中国人民的国民精神根本改变是一切被向往制度得以实现的前提。
    
    谢选骏:你拟制的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干部等级的表格很有意思:正部级-公爵;副部级-侯爵;正局级-伯爵;副局级-子爵;处级-男爵……还有改革开放以前流行的二十几个“级别”的干部等级制度、特供制度、吃小灶等等,都是“南北朝”封建化的表现。我注意到,中国现代史,正是在“反封建”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再封建”,直到在“民国”(1911——1927年)的混沌中出现了“党国”的秩序——“两个中国”作为“两个党国”,也就是国民党国(1927年——1949年)和共产党国(1949——20??年),其工作原理就是让“党”成为中国社会再度封建化的杠杆。对此我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持有否定的态度,相反,我在其中看到了历史的模型:这种“再度封建化”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数度经历的,其核心就是野蛮的军事贵族社会对汉人唐人以及华人的官僚平民社会的定期清洗。例如五胡乱华、鲜卑沙陀辽金元满清日本苏联——两个中国的现代党国,其实就是苏联这个死灰复燃的军事贵族社会对中国刚刚通过辛亥革命而(从满清军事贵族的奴役下)恢复的汉人唐人的官僚平民社会的定期清洗。其清洗方式按照《圣经》所说就是:“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我期待,在现代南北朝的硝烟退去之后,中国大地将出现古代南北朝之后的隋唐那样的新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
    
    谢遐龄:我使用封建一词,专指割据,不涵等级。封建是统一中的结构状态。也就是说,统一之下才有封建;而且我的论点是统一必伴随封建——即各层、各级的相对独立。相对独立演变成完全独立,也就是分裂了,封建就消失了。等级概念则用于与阶级概念区别、与阶级概念相对称呼。等级制不是封建;相反,等级制是维持统一的结构——等级制是在割据状况下遏制分裂的,因而是“逆封建”的。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种族问题。五代之后,北中国居民种族繁杂。南宋繁荣或与种族较纯相关?共产党的革命,有的研究者说成是“客家人打回老家,恢复帝位”。此说遭正统派申斥,说是违背毛泽东“五湖四海”教导。然而军政领导多为客家人却是实际情况。其实国民党领导人也多为华夏族。即以客家人聚居的江西兴国为例。此县号称“将军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授衔时就有约50名将军。2002年我去兴国田野调查时,接待我的县政协主席悄悄告诉我,该县出的国民党将军也有40名左右。两方加起来共出将军近百名。真是盛事啊。而江西省的人口从1930年代的2700万,至1949年只余下1400万。
    
    谢选骏:北中国居民种族繁杂其实自五胡乱华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不同于南人(唐人)的北人(汉人),其成分包括汉朝的居民以及五胡、沙陀突厥、辽、金、元、清等的混合。但南宋的种族亦非汉朝居民的纯种,据较新的基因图谱研究显示,南中国的汉人,其母系多为当地人,而父系多为北方汉人。至于客家人,经过遗传基因的分析其远祖是中国南方的古越人。除此而外,“姓氏基因”的研究也证明客家人是中国南北两大异体中的南方体。因此,有人认为今天的客家是由古越人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汉化而成,而其汉化的过程则具体展现在生活食衣住行方面,随着时代趋势而改变;在语言文化上则融合在汉字文化中,文化的载体“客家话”就成了客家人的标志。到了汉末,古越人大部基本汉化。到了唐代,古越人的小部进一步汉化,或称为“獦獠”成为俚、黎、侗、洞、峒、僮,或僚、獠、徭、瑶,或畲、蜑等少数民族。
    
    谢遐龄:我说南方种族,把战国时期的吴越人也视为中国——即你指的汉朝居民。因而,晋室南下,大批中原人与当地居民混血,看作中国内部种族混合。看来我们今后讨论用词还要注意确定性,专业水准更高些才行。泛泛而言多半会招致对不上号。客家人问题你所说情况我亦早闻。我曾在香港参加过一个客家人聚会,到会的多为在世界各地发家的人士,其相貌确实与江西赣南的客家人大有区别。据说,毛泽东、邓小平也是客家人。邓小平祖先当属张献忠屠蜀后迁入的居民。总之,客家人问题尚待专家们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我只是依据在赣南作田野时看当地居民体貌像华夏族,从科学角度看,只能算是假说。
    
    谢选骏:任何一种新文明,都有新种族作为基础和背景。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将在一个新的民族——现在所谓的“五十六个民族”合成基础之上新形成的“华人”,运行发展。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华人”将不同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更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实际上,现在手持中国护照旅行海外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民族”,都是“Chinese”,如果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还不承认“华人”已经取代了“唐人”(或以南方汉人为主)和“汉人”(或以北方汉人为主)而成为新的中国文明的居民,那就说不过去了。
    
    谢遐龄:你说的华人=Chinese,费孝通先生有个很好的说法:多元一体——56个民族为多元;中华民族为一体。当然,民族有56,中华民族又称民族,用词易生混淆。故而有学者主张改称56个族群。但此方案又有困难。如何定名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文中有句云“苏联的蛮族入侵导致军事贵族制度(党国体制)的死灰复燃”似须商榷。我一般尽量避免在学术讨论中掺入价值评判。目前的“党国体制”〖按照一些人士常用的说法〗用词未必深刻,且不论他。苏联不能说是蛮族。俄罗斯被汤因比划为东正教社会。这个说法好——把俄罗斯看作另样的文明,而非看作野蛮社会。苏联的制度可否看作东正教社会之延续?或者看作东正教社会的翻版?总之,列宁极富创造性,苏联的体制无疑是东正教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要探究的是:苏联体制与东正教之继承与区别。马克思反对布朗基主义搞工人秘密结社,但俄国的国情使得列宁不得不违背马克思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发展:社会民主工党要走建立秘密地下组织的路线。但建立的党组织在结构上与东正教教会极为相似。或许这就是汤因比所举史例中,基督教初期教会组织模仿罗马帝国的行政系统;轮到党组织模仿东正教教阶制的结构,发展出民主集中制。总之,对列宁建党的创造要作文化学研究。这是了解中国社会当今结构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国体制”说,政治学色彩浓,缺少文化学分析,有重大缺陷。而且说是“军事贵族制度”也不全面——怎么偏偏在此处忘了提“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这种充满贬义的揶揄说法也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应有的用语。既然称作“意识形态”,就说明这是个要素,并且看到了这个要素,但看作否定性的要素。然而学术研究要正视此要素。否定是可以的,那属于政治。任何学者无权否决他人的政治立场。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在政治领域反对他人的政治立场。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政治批评掺杂到学术研究中。学术研究要中立地正视。正视意思是看作要素,并且认真地研究其来龙去脉。决不可以贬斥一通就撂在一边不予理睬。
    
    以上讨论有几个要点:一,苏共体制是在东正教文明中的创造;二,苏共体制对中国社会有极大影响,对今日中国社会结构起了高强度示范作用。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体制中其他学者很少提到的两个要素:一是组织功能。今日中国社会由党组织整合为一个整体——无论深入到每一个基层(建立党支部),还是扩展到每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都有党委领导该自治地方的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囊括无遗,整合为一个社会,形成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具有最强固统一性的结构。二是精神支柱功能——即人们贬称为“意识形态”的那个方面。古语曰:王,往也,天下往也。王即为精神支柱。这个功能起着凝聚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两个功能综合起来,就呈现了教会性质。
    
    结论之一:苏共体制可看作从东正教会衍生出来的新型教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改造前还是西欧式的工人党——即适合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的“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现在我们仍然称西欧的社会党为资产阶级政党。在列宁改造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为新型的党,发展为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直接称其为教会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是集政党、国家、教会为一体的全新结构。是一个创新。人们一般说“党国一体”,或说“政教合一”,都不完整。说“党、教、国三位一体”比较完全。
    
    这里作的不是政治评论。这是纯学术性质的、即不带丝毫价值评判的史学研究。
    
    结论之二:当今中国社会是苏共体制带来的东正教因素与儒教结合产生的新创结构。这就是说,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当今中国社会从近时看,大约是近200年历史所形成的。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人民革命的产物。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十分明显,为人们熟知,无须多说。今举数例:中国传统思想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体人民全都是子民;基督教把人们划分为基督徒与异教徒,由东正教而苏共,传到中国,就有了把人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从而有“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思路。中国传统是儒家的孝弟为人之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外推的博爱。基督教则是爱上帝、爱邻人为先;家人若不信神则视为敌人。我国在苏共影响下也仿照基督教“主内兄弟姐妹”倡说“阶级兄弟、阶级友爱”,家人阶级立场不坚定则须划清界限,也即看作敌对分子。儒教的影响也很明显,于兹不详论,亦举数例以明之。群众路线源于先王之道。《周易·咸卦·彖辞》“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天下太平。齐宣王问孟子举贤时如何识别,孟子答以“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後察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梁惠王下)可见群众路线源于儒家。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源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练湘军时恢复重建的儒家军礼。最能体现基督教与儒教结合的是以批评、自我批评开会斗私的生活会制度。既有新教“作见证”的聚会特点,又有宋明新儒学“存天理、去人欲”原则。
    
    谢选骏:东正教文明也是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统治,也是作为基督教文明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在发挥着作用的。就此而言,我以前曾把欧美(西欧美国)民主主义叫做“小乘佛教”,把欧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叫做“大乘佛教”。它们都是作为“西方的真理”在指导现代中国的“南北朝”,前者是“现代南朝”(港澳台)的祖师爷,后者是现代北朝(中国大陆)的祖师爷。
    
    我之所以说苏联是蛮族,因为它是东正教内部的邪教和异端,类似中国社会的太平道和太平天国,而非正宗,属于汤因比所说的“内部无产者”。这是就苏联的自身性质而言。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苏联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是“外部无产者”,类似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鲜卑和西域诸国;而且苏联确实使得中国社会大大退化,无论从中国传统文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一个“野蛮化”、“南北朝化”的历史时期,很多方面变得极为原始,甚至退化到了“原始共产主义”,1976年打倒毛派以后,“人民日报”自己承认中国已经退到了“新石器时代”。
    
    更进一步不难发现,即使苏联之前的俄罗斯社会,也非纯粹的东正教文明,而是蒙古的杂种;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正与“蒙古汗国”的版图大致接近。最新的发展是:除了俄罗斯以外的其它东正教国家并不抗拒欧洲统一,因此我们把俄罗斯的抗拒欧洲的最新行动视为“蒙古——鞑靼的遗产”,而不是“东正教的遗产”。这也许不是一个历史的偶合,而是某种“地缘政治”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白,翻译一下就是“只有蒙古、满清、苏联才能救中国”,这也与毛泽东称斯大林是自己“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一脉相承。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野蛮导向,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黑暗时代,是华人世界的悲哀。
    
    但是,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这次的野蛮化就像上次的野蛮化(酝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魏晋南北朝)一样,也许是必要的吧,使中国社会走出化石状态、全面重组所需要的吧。有人把中共现在的继承制度叫做“禅让制”,也有人从军事民主制、军事寡头制的角度去观察,但其实都不是完整的。
    
    谢遐龄:首先,是否汤因比的公式就是准确无误的定规?该有所突破了。再者,即使沿用汤因比的公式,中国发生的事情为何不能看作创新,而一定说成倒退?只要把目前的体制看作政党、国家、教会三者结合的“三位一体”,再运用汤因比公式,不就是创造性应战吗?!
    
    对宗教要有全新阐释。涉及的哲学问题是分类。首先,类是人心之创作。本然界(大自然)原本无所谓类。人心为之分类。宗教是西方人分的类。而“教”是个中国词,古称三教。儒家算一教。西学东渐,释、道皆划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同类,仅仅排除儒教,因其不能“类我”。(类我类似取自螟蛉曰“类我、类我”。)现今情况颇似儒教待遇。重新分类即可有新的见解。无非把儒教划入宗教,再把这也划进去。
    
    谢选骏:是的。对宗教的阐释在不同的文明那里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欧洲,宗教和信仰是一个词汇,指的是那种无法证明但却不能缺少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比教化更为内在,所以休谟说宗教是大众的哲学、哲学是精英的宗教。在我看来,第一期中国文明对于教化的理解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是不同的,因此后者受了佛教的影响;同样,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对于宗教的理解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也是不同的,当然就更加远离第一期中国文明对于宗教和教化的理解了。所以二十世纪的“新儒家”和宋明的“新儒家”不同,因为前者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象了。其结果,自然是二十世纪的“新儒家”不懂宋明的“新儒家”,宋明的“新儒家”不懂两汉的儒家,遑论先秦?但正因为不懂,所以才有创新发明,美其名曰融会贯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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