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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30年,留日妹妹与中国姐姐的艰难重逢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8月31日 转载)
    
    1980年代初,马凯琳在东京六义园,当时的她在日本上大学。


    1980年代初,马凯琳在东京六义园,当时的她在日本上大学。
    
    1960年代初,一名来自中国东北的四岁女孩随着家人来到香港。受限于当时香港移民局的规定——一个家庭只能带两个孩子,比她年长四岁的姐姐因此被留在老家大连跟姥姥居住,经历了大跃进后的匮乏、文化大革命时教育的空白,以及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身为妹妹的她则在香港长大,之后去日本和美国求学、定居,拥有了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经验。1990年代,中国掀起一股“出国热”,人们非常着急要改变生活,女孩的姐姐搭着这股热潮来到东京,期盼在海外发家致富,姐妹俩于是在东京重逢。然而,亲人的团圆并不是快乐的结局,而是另一段艰苦磨合的开始。
    
    这是美籍华裔作家马凯琳(Karen Ma)的亲身遭遇,相似的情节也出现在她半自传体的英文小说《Excess Baggage》中,这本书的中译版本《姐妹物语》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大陆出版。
    
    马凯琳生于中国,成长于香港,曾居住过东京、北京、纽约、新德里、西雅图、神户等国际大城市,在日本和美国担任过英语记者和编辑,也曾在印度的国际学校教汉语。从小就到处搬家的她认为自己是个“第三文化成人”(third culture adult)——一个在流浪中长大的人。在日本担任记者期间,她也曾以英语写下《现代蝴蝶夫人:日本跨国婚姻的状况》(Modern Madam Butterfly: Fantasy and Reality in Japanese Cross-cultural Relationships)一书,以外国女性的视角书写了日本跨国婚姻的幻梦与现实。
    
    马凯琳在《姐妹物语》中借鉴了自己的家族背景来讲一对陌生的姐妹,如何通过患难重建亲情,然后一起找“家”的故事。在小说中,珮吟是三姐弟中的老大,比妹妹美吟年长四岁。姐妹俩有着跟马凯琳的家庭相似的经验。38岁那年,珮吟抛下中国的一切,毅然地来到日本追寻新生活,她与妈妈和美吟的冲突遂在她们的团聚后开始。
    
    “如果你的这些机会给了我,我现在早就出人头地了。”在一次与妹妹和妈妈的争吵中,佩吟忿懑地表达了对于自身命运的不快。来到日本,她就是为了尝试将这份缺少的爱与资源讨回来。在找工作和环境适应上,她经历了各种挫折,甚至还到沦落到夜总会陪酒。
    
    至于美吟,她对于姐姐也是相当不谅解。“她不懂得寄人篱下的委屈,没有动不动就得点头哈腰陪不是的经历,”在美吟眼中,姐姐“有个好好的家却偏偏不要”,不懂海外生活的辛苦。直到母亲去世,姐妹俩才重新思考“家”的意义,并尝试在这痛苦的追寻中弥合往日的裂痕,找到内心的归属。
    
    马凯琳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谈,采访以当面访谈与电子邮件进行,内容经过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什么触动了你写这本小说?
    
    马凯琳:一般人认为“家”是跟固有的土地有一定关连的。可我小时候经常搬家,没到17岁就在海外搬了两次家,一次去了香港,一次去了日本。到了成人的时候又多次旅居在国外,包括几个美国城市及印度的新德里。我这么频繁地搬家,令我很早的时候就对“家”这个词产生了困惑。搬家让我有潜在的危机感,我老是一个局外人、外来者,没被当作是一个当局者。我常为签证、租房、找工作而困扰,回了老家之后,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我更需探讨的是,家是什么,我是谁?所以当我开始写作、当上记者的时候,就一直想探讨这个话题。我从2000年开始执笔写这本小说,到了2010年才算完成。
    
    纽约时报中文网:可以说你的小说是一本半自传体小说吗?这部小说怎么反映了你的人生,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马凯琳:是的,我的小说就是半自传体小说。我在香港拿的是“绿皮护照”,这种护照是当时香港政府发给没在香港出生的华人——说白了就是“无国籍”护照,用来证明持证人的身份而已。这搞得我感觉有点无家可归的样子。之后,在我要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去的日本。那时候就常被日本人问我“家”在哪,我就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能说我是“中国大陆人”,因为我一直没在中国居住,一点不知道中国的内情。说我是香港人,又觉得不是十分对,因为人家说我是“大陆妹。”
    
    跟姐姐重逢的是90年代初。就觉得她跟我们家的人很不一样,因为她要发财,非常急功近利,着急要挣大钱。我就很不理解她,认为她太俗气了,跟我家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距离。我后来怂恿我丈夫一起来北京住(2003年),一半也是为了想要理解姐姐这种“新中国人”。住在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母亲跟我说的那个中国跟新的中国有很大的距离。这是因为90年代正是邓小平发起了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时代,大家都有那种“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劲头。我们住在海外,一直没感觉到中国海啸般的变化,所以我们一家人都看着姐姐有点发呆,认为她太不像当时我们离开中国的那些人了。我们一直以为中国人是吃苦耐劳的,很能节约的那种人。但姐姐要挣大钱的“抱负”,而且非常不耐烦地想要一夜成了个暴发户的劲头,让我们很不习惯。 
    
    后来我跟我的丈夫和孩子来北京居住了五年,我这才慢慢明白我姐姐当时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着急的劲头。60年代大家都吃不饱,到了社会转型的年代,大家都非常着急地要改变生活。这种心情,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一般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道理,是我有意识来中国寻找答案,通过体验生活,才明白过来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希望通过这本小说传达给读者怎样的信息?
    
    马凯琳:我想通过小说传达的是:在海外生活,并不像很多人所想像得那么美好、那么容易。书中的佩吟,错误地认为去到日本就可以轻易地挣到很多钱。问题是我们身为外国人去到人家的国度,想挣人家的钱,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要有一定的付出和代价的,起码在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在语言还不通的时候,是要这样做的。
    
    我在日本看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做一些他们在自己国家根本不愿意做的“三危”工作。但为什么这种信息不太为国人所知呢?我觉得一部分的原因是中国人往往喜欢“报喜不报忧”,所以从海外朋友那里,听到的往往都是一些“成功”的故事。所以这种美好的传说,就一直被传播出去了。在这本小说里,通过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家庭的故事,我刻意讲得是他们很多失败的例子。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姐姐到日本跟你一起生活后,尝试追求她的财富梦,为什么不成功?
    
    马凯琳:我认为这里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因为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移民,第一条件,我个人认为,是必须要年轻。第二条件就是要在当地先上个大学,这样才能学好当地的语言,积累更多的人脉及资源。姐姐到日本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快到四十岁的大龄女性,要想融入一个新的社会,真是很不容易。加上我们家里当时的经济很有限,父亲也早跟母亲分开了。种种原因,导致她错过了上大学的愿望,最终没法实现她的黄金梦。 
    
    纽约时报中文网:至于你,那些年在日本的生活经验如何影响你的想法与价值观?
    
    马凯琳:我在日本前后呆了十五年。我曾经三次居住过日本,三次扮演的角色是学生、职业女性和妻子。这些变动,并没有改变我对日本的基本看法,但加深了我对日本的认识。比如说我身为学生的时候,所处的是一个比较受保护的环境,因为我不需要自己去找住处,不需要自己申请签证,这些都是父母亲帮我解决的。可是第二次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我不得不自己解决一切,那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日本打工的不容易和找住处的困难。房东一听说你是外国人马上就打退堂鼓。我用了很多方法说服了我的房东让我租下她的房子。到了第三次作为妻子和孩子的妈妈,又让我看到日本所谓的“公园文化”。在日本能在公园找到愿意跟你合群的日本妈妈团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些日本妈妈不被看好就会被欺负,或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这些情况,我作为职业女性和学生的时候,一点都不知情。所以三次居住在日本,更丰富了我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认识。日本是一个很规范的国家。你要是想跟别人不一样,那就只有吃苦头了。日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突出来的钉子一定会给锤平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纽约时报中文网:反过来,能说一说你回到中国适应环境的挣扎过程吗?
    
    马凯琳: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每次来中国旅游都曾经想尽办法说自己是北方人。当有人说你的口音更像南方人,或你的气质不像大陆人,像日本人或香港人的时候,我会很生气。因为我当时太想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大陆人了,我也太想“回家”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一个道理:自己想当也没用,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们在中国经历过的许多历史及人生的经验。所以最终,我发现我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我不可能是一名“当事者”。这个道理,是我过了多年后才明白过来的。现在我已经不再为这事感到痛苦。我已经很满足于这种“旁观者”的身份。
    纽约时报中文网:书中提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个别角色的影响,你怎么看待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他们是否在您的小说中留下文革的伤疤?
    
    马凯琳:这段历史并不是故事的主线,而是一个背景而已。我对这个群体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因为我接触到的那代人不多,见到过的也都不怎么愿意提到那段历史。我想创伤肯定是有的,但像佩吟这个人物一样,他们更多的是以沉默对待这段历史。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本书从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尝试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过程中,是否曾需配合审查来更改英文原版的内容?
    
    马凯琳:我的中文版跟我的英文版的内容99.8%是一样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本来就没涉及到什么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过我的编辑有提到过她刻意地缓和了一小段看似负面的描述。比如我在英文版把故乡大连描述的比较灰暗的、很短的一小段被编辑缩短了一点点。她提到目前所有的出版刊物都被要求,要尽量地提升“正能量”。
    这种“有意识的缓和”并不多,也就是前后十来个字而已。别的描述,包括“引子”里提到的大跃进时代的饥荒,都没被删改。毕竟我这本书讲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日本,所以敏感度不大。
    来源:纽约时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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