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石：我们是最后的恐龙--写在《维权诗集》发布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08日 转载)
1）“我们是最后的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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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我和蒋品超先生共同讨论中国民运的发展现状和前途的时候，当感慨很多的民运斗士都不得不忙于生存，维持生计，投入民运活动的时间越来越来少的时候。蒋品超曾对我说：“我们是最后的恐龙”。从那之后我一直在想，中共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把我们这些坚定的民运分子关在国门的之外，再加上强大的网络隔离手段，然后就等待时间的推演，让我们像恐龙一样慢慢的消亡。
十九年过去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热血沸腾的一代青年，现在都已经进人到了人生的中年，他们都到了人类繁衍进程的重负期，一面要承担自己子女的抚养责任，另一面还要肩负着赡养老一辈的义务。自我生存已经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虽然“我心依旧”，但是现实生活却是残酷的夺取了他们的很多宝贵时间。
而八零后和九零后虽然也涌现出了很多有思想有魄力的民主先锋，但是毕竟跟那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自面对过坦克和刺刀、见证过中共屠杀人民的狰狞面目的一代有着很多的不同。
我们对中共的邪恶和奸诈是从未怀疑过，我们要推翻中共的决心从未动摇过，我们没有对中共产生过任何的改良幻想。不管我们还有多少人或还剩多少人，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民主改革事业进行到底，一定要在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共和国。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尊敬，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言论自由的权利，让每一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能按照人民的意愿产生。这就是我们的事业，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关于朱镕基的100口棺材
朱镕基曾经说过：“如果有100口棺材，我让贪官们睡99口，最后一口留给我自己睡。”这句活很感人，也道出了朱老先生的为官理念。他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朱老先生对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中共内部贪污腐败分子的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为了反贪廉政，他一个做总理的都要给自己留一口棺材。
几千年来的华夏文化，不知有多少歌颂清官的故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盼望着能在自己生活的年代或自己居住的地方出一个清官，出一个好官。甚至盼望在自己的命里能赶上一个开明的皇帝。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虔诚和善良的，因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阶段不同，我们没有权利来谴责他们。但是，当人类已经能够登上月球探测火星的今天，我们还在这里盼望和等待一个清官的出现，由他来决定人民生活的好坏，视乎有一点愚昧的感觉。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中国人民创建一个永远保证能出清官的社会体制，让老百姓能够清楚的看见他们的“官”有没有贪赃枉法、祸害百姓，如果有的话就能轻而易举的撤掉他。这就是我们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
3）张之元老先生给我的启迪
著名作家张之元老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前辈，他对中国的近代史有很深刻的研究。前两天在参加《维权诗集》发布会活动时有幸听了一次他的演说，给我了很深刻的印象。
张老认为：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又到江泽民时代，以至于今天的胡锦涛时代，中国政府在逐渐的变好。尤其是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是的，张老的观点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很多人现在都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新一届的中国领导人，确实是一些“体贴民众”的好官。对于胡锦涛和温家宝我们暂时不加评论，先假设他不是坏官。那么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有人统计过：平均每2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政府官员，那么全中国将有650万个政府官员，这么一支庞大的没有任何民主监督机制的官僚队伍，你用什么来保证他们的清廉，这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官员的贪赃枉法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在贪，就是有人唯恐在自己的任期内贪不着、贪不足，等到卸任后自己的权利就“过期作废了”。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的人民能有好日子过吗？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正如杨建利先生在《芝加哥“六四”十九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中国人都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能说”，没有人给你划线，只是你自己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这就是“恐怖统治”的效果。
因此，我们对中国政府不报任何幻想，即便是他上层的领导人再伪装也无法遮盖中共的腐朽本质。只要这种政治体制不彻底的被废除，中国人将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
陨石 2008年6月7日于洛杉矶
转自《六四与维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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