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后走访农村医疗，四年行程5万里，不仅仅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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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月02日)
作者：唐尧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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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自2001年5月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王红漫带领她的课题组进行了长达4年的农村调查，东起山东，西到云贵，北至黑龙江，南抵海南岛，累计行程 5 万里，走访了近20个省区的农村卫生机构，深入1000多户农家与农民座谈。
由于调查涉及近20个省区，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既有火车、汽车，也有拖拉机、马车和驴等。一个冬天的晚上到了一个四川农村，找不到地方住，王红漫带着学生们就在空地上又蹦又跳，以此取暖熬过了一个晚上。“后来经费用完了，我就花工资继续调查。”让王红漫坚持下去的理由是，她亲眼看到了农民治病的艰难，而且，这一状态在数十年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在她的印象里：解放前，农民基本上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小病就自己找草药吃或者“挺着”，大病就等死，有时也会花上一两个小钱（三个小钱可买5斤米）去找“药婆婆”。解放后，50年代看西医，一次就花几分钱，“文革”期间，看病找赤脚医生可以免费，“文革”后看一次就要一块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就要好几块。90年代末开始，实行合作医疗试点，自愿入保，参保村民到村诊所看病减免30%费用不等，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减免比例分别提高。参保人数只占百分之几，参保者家境都比较好的那部分。
在她的印象里：“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可能等于零，甚至是负数，结果大大弱化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但现实门诊报销的情况是，很多药品在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实际价格在扣除报销额度之后，仍然高于药店的价格。她说：“按照原来的设计，乡镇卫生院本来应该是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枢纽，但实际上，它现在处于一种‘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的‘抽空’窘境。”为维持生存，不少乡镇卫生院采取了“以药养医”的方式，这在客观上造成合作医疗难以发展壮大。“以药养医”的结果是药品的收入占卫生院总收入比例提高，有的达到80%以上。许多卫生院“入不敷出”，连唯一的电话因付不起月租而停机的尴尬境地，医务编制严重不足，医术、设备更无法提高。
我对农村医疗也有所了解。原因是六十年代由于自己得了“血吸虫病”，先后六次在“公社卫生院”免费治疗，再则是小镇上的卫生院离我家不到百米，两个同学在卫生院工作，农村的同学有当赤脚医生的，县医院也有我的同学，都有来往，况且我的妹妹就是县卫校的老师。所以我写过一些帖子《难道我们的医改，就不能学学毛泽东？》、《“抗生素”用法规定，此时此刻适宜吗？》和《医疗体制改革：听风”还是“见雨”》等。我是通过我老家的那个卫生院这个我国的医改的缩影，在我的眼里，“医改”是失败的。
我老家的那个卫生院有过辉煌的历史，她是上海市血防战线的优秀单位，毛泽东那首《送瘟神》激励着一代医务人员和血防战线的工作人员，六十年代末，全公社消灭了瘟神。许多晚期的患者得到救治，我属于治完再得的，所以医治过六次（在我们家我是医治最多的一个，也许在卫生院里我也可以数得上的）。病房暑假设在学校（过去是地主家的花园，小镇上最美的地方），其他时间因地制宜，开始时都是上海大医院和县医院的医生，晚期需要手术的转县医院和市医院。得这病的患者，大约占一半还多，由于小镇河流的死角，适宜血吸虫和钉螺生长，吃用的水都来自那几条静静的小河。我家那个河滩（十几米宽）一次找出钉螺上百颗。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救了咱，人要懂得感恩。这家卫生院不仅治疗血吸虫病好，（上百次）每次几百人次，没听说过医疗事故。其他疾病都得到有效控制直到消灭，如一号病、二号病、钩虫病（橡皮腿）......我奶奶总说，她生了八个，死了五个，这就是旧中国，新中国你妈生了四个，个个都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七
十年代初她得了甲状腺癌，转移院直到上海的“中山医院”，她没有工作，也没有劳保和公费医疗，她就靠的是城镇居民的合作医疗，家里没花什么大钱？一年后她在我北京的姑姑家走了，我从内蒙赶到北京参加葬礼，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年近七十岁；爷爷比较长寿，九十岁，那时“四世同堂”，他走时（96 年），我一人在他身边，还是在那家离我家不足百米的卫生院......
就是这家医院，让德国的卫生组织感动过（70年代中），为这家医院免费投入许多当时县医院才有先进医疗设备，有些甚至连县医院自叹不如。就这样一个“红旗卫生院”，由于医改，年年亏损，现在已改资为“私立医院”，医务人员到县里“吵”，到市里“闹”，有何用？最后还是一个字“卖”！这不是失败，又是什么？
其实当年，卫生系统，不仅仅是“大队”有卫生室（还负责各生产队的巡回医疗），“公社”有卫生院，看病用不着带许多钱，没钱也不会拒之门外，因为有一套医疗的“转移支付”运作机制在起作用。我的一个舅母（浙江）农民，由于干农活路滑，摔断了腿，由于病毒感染，在浙江的一个县医院转到上海的“华山医院”治疗（77年），由于这个病毒稀少，华山医院作为重要课题对待，对于一个外省的农民照顾有佳，那时我在上海读大学，去过多次看望她，每次她都感动的哭了起来。
最后几千元的医疗费（这对一个农民，是个天文数了，可见病情的严重和医治的难度）都给免除了。
另外，在防病、防疫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有一个非常全面的防病和防疫的农村工作网，依附在行政机构内，一有防病、防疫的“敌情”，很快到达各管辖的“生产队”，有些看似“虚惊”一场，但有些却起到关键性作用，农村有不少土办法，效果也非常明显，当然也有缺乏科学依据的，还需要科学的指导，而防病、防疫体系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医改”后，这个“防疫防病”的体系瓦解了，乃至崩溃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医大毕业）是县防疫站的站长，他说，现在上面给两个基本编制的额度经费，就不管了，其他你自己想办法发工资、发奖金什么，在经济社会我们也是人，也有家，也需要自己的生活赶上时代的步伐，只能向下收费，否则难以维持。政府就是“甩包袱”，把费用转移向下，最后不是苦了农民，于心不忍呐，又有什么办法呢？当年合作医疗，每年每人也就是三五块钱，在上海地区是不成问题，那时能用土法就用土法，能用中药的不用西药，就是西药也不贵，现在那药涨成啥样了？两个字就是“暴利”。由于“暴利”，将这个圈子的人们“心”都给熏黑了，这才是最痛心的，方法要改也快，但人心要改非易事。如果没有强劲的外力，想要改变它，是不现实的，毛泽东那代人算是白费颈了。
这话怎么听起来让人窒息，但他说的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笔者全国除了四个省自治区未到过，（当然不是去调查医改的，是去调试自行开发测控设备的，十多年平均一年有两三个月在外）所到之处，涉及“看病”问题和“医改”问题，除了“民怨”还能留下些什么？成功与否？不是卫生部说了算，而是13亿中国百姓说了算！难道自己干的事，还有自己评估吗？荒唐透顶！针对13亿人民的疾病医治和生命保障这样头等重要的问题，一个40多岁的女博士后带领的一个课题组，就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还进行四年的调查，行程5万里，比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长。这不仅仅是“感动”？其实都是明摆的事，更多地让人“欲哭无泪”？卫生部乃至各省的卫生局的官员们拿着国家的“俸禄”在干吗？象祥林嫂那样，整天叨叨：“医改没有不成功”？
来源：华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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