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丁酉年进士 于 北京时间 04/07/2008 (285 reads) [累积330分 给丁酉年进士发悄悄话]
主题：评：周素子：“右派情踪”（51）張恩忠
[新闻评论] 另 类 的 快 乐
读周素子《河头轶事四则》勾想起二、三类似往事
读《河头轶事四则》，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漫长而黯黑的岁月！说漫长，是因为那段岁月占据了1/5世纪以上的流光，且已是无法逆转的了；说黯黑，是因为这是当时政治贱民生活中的主色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另类的快乐。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具有相当的学养和很高的智商，他们生活在群众中间，有群众就不缺少保护与同情。
就说“吵架犯上”这回事吧。在那样黑暗的年头，在那样荒僻的小场镇上，一个右派分子、即一个“五类分子”（时隔数十年，“五类分子”这个在中共党国曾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贱民代名词，现在需要注释一下了，就是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或“五类分子”），还是女的，竟然敢于同直接监管自己的地方治保干部抗争，偏不买他特权的账，还怒斥他，寒碜他，这是需要很有点儿勇气的。但，这事更加突显出的是智慧。智慧在哪里？愚意以为，看点有三：不是有“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说吗？作者提的“壶”“壶”都是“不开”的，而且都是“过去式”，用斧头也砍不掉了，所以“干部”无可辩驳；又有“村民来围观”，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干部”很难堪；还有，当时作者身处“帐房重地”，谁知道帐房里边放有多少“大洋”、多少“毛子”，这可是真金实银，一旦出了差池，他一个小村治保干部，哪里担当得起？所以他不敢造次。勇气又在哪里？在于不怕“年终大会上斗争”，此刻还不是年终，到了年终再说，要怎样便怎样。至于此刻，老娘是“吃了扁担横了肠子，吃了韭菜绿了眼睛”，豁出去了！
笔者作为当年毛厮丁酉“阳谋”受害者之一，自然没少同此类治保干部、片警或专案工作组人员过招。现不妨借此机会录二、三往事如下。
那年头，每到年终，一天劳累之后，既要参加所在单位的评审会，又要参加家居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评审会，因为谁都可以管咱。某年（约为1971或1972年），12月下旬的某一天，居委会开我的评审会。居委会主任致了开场白以后，若干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指责我改造不够积极主动，内容或强词夺理，或无事生非，或捕风捉影，我都作恭听状，会场气氛堪称严肃。最后，居委会治保主任作总结。她先是概括了众人的发言，指出刚才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都是为我好，所以我应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那样，前途就是很光明的；要是不积极主动加强改造，就没有好下场。她越说越激动，忽然一拍桌子，大声指责我：“官僚！”，接着就说我平日不把干部放在眼里，如何如何。其实，我一听“官僚”二字就乐了，她以下还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我之所以乐，因为她为我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知道自己平日在他们这些人面前没有失态，保持了应有的尊严。她作为一个观察主体，如此准确地表述出对其观察客体的感受，真是难为了她！我好快乐！
另有某一年，大约是12月27（或28）日，居委会要开我的年终评审会。我那天恰巧病了，发高烧，实在走不动，就让我妻子去居委会代我请了假。过了两三天，即12月30日，我在去上班的路上碰到了管我的片警劉某。他叫住我，问我为什么日前不参加年终评审会（其实他知道我是病了），我如实作了简要的说明。他听完我的说明以后，说：“没有参加评审会，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向我宣布，从现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原本只是每周向单位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现在他也要，颇感愤愤！写，不成问题；但“材料”有问题，我的思想凭什么向他汇报？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一个用不完的主题和一个蛮逗乐的方法。什么主题呢？我就抓住上述12月30日刘某说的那句话，即“没有参加评审会……是很大的损失”反复敷衍成文，并拔高到“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的高度。每周的思想汇报材料，主标题不同，但副标题总是如下定式：“学习刘户籍12.30重要讲话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此外，每篇材料的起句和结尾句，都是“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在文字的使用上，也很下了一番功夫，尽量选用我手头留存的一本《人民日报》出版社“文革”前出版的《难字表》上的字。我料想我写的这种思想汇报材料，他怕不好意思拿给他的领导看，又有至少一半不认识的字。每一想到这点，就不禁偷着乐！果然，不到两个月，一天，我又在路上与他邂逅，他叫住我，还未等我开口问他叫我何事，他就开了口：“你的材料不要写了，算了！”我好快乐！
这刘户籍何许人也？他出身农村，年龄不到三十，也是有文化之人，读过高小；也有些人生阅历，在家烧过砖，参军烧过饭。转业之后，有幸进城当了户籍，他眼里哪里还看得见天高地厚？
我被迫与之过招的这些人，与那个“治保干部”均属同一族类，作者说他们也“是可怜的人”。真是菩萨心肠说菩萨话，慈悲为怀！笔者是个俗人，俗人说俗话。愚意以为，这些人都是小民，但小民并不都象他们那样为人。他们是小民中的愚氓，是小民中的小市民，有些还是小市民中的流氓无产者。而从整体上看，他们是毛厮政权的社会基础。
1969年初，“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关在所在的街道工厂里，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一天，来了两个外调人员。据我厂“清队”负责人介绍，他们来自我的一位皮姓友人（现仍健在，某大学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某榨菜批发店）。来人先泛泛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诸如，你想不想争取回到人民群众队伍里来？你觉得你的态度老不老实？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没有？还隐瞒了哪些问题？接着，来人就态度严厉地把桌子一拍，怒吼道：“你太不老实！你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你们说过打算去银行抢两千快钱的事没有？”我一听这话就觉得忍俊不禁，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预计好抢劫数额的？不过，话题太险恶，我按捺住没有笑。我只明确的答复来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话。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当天自然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也十分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的呢？我想来人提这么一个问题也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吧。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写不出来，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到有一件事可能沾边。依稀记起那应该还是“文革”初期吧，云南边境某县曾经发生一起抢劫案，劫走一人刚从银行取出的两千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我们当时好象是谈论过这个一时的热点新闻，其时好象还有皮姓友人单位的一小青工也在座。也就如此而已。现如今居然说成是我们曾经说过想抢银行两千块钱，这“六月雪”的故事当是由那小青工提供“素材”，再经一些阶级斗争狂和某些不惜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编织而成的。他们抢立头功心切，对我实行强大攻势，不依不饶。起初，我据理力辩，但他们毫不讲理。不过，后来我终于醒悟，决定智服之。我把握住“说”（与行相对）这条底线，开始编故事。他们看了第一篇“交代材料”后，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来人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我诺诺。当晚，我谨抓“说”和“两千块钱”这两根筋，发挥想象力，又编出了一份“交代材料”。第二天，来人看了材料以后，不满地说：“还不是这两千块钱。重新交代。”接下来幾天又写了三份，我都编出兴趣来了，但“还不是那两千块钱”。当交出第六份材料，又被说成“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时，我就开始调侃了。我十分平和、一脸认真地告诉他们：“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一万二了，您还要，其实，一分钱也没有看见；当然，如果您还要，我还可以给。”说到这里，我真的快忍不住要笑了。听了我这番话以后，他们大概也有所悟吧，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虑”，没有说重新交代。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写材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挺逗的！
這都是另类的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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