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让香港先民主起来？/南方在野
(博讯2006年06月30日发表)
文/南方在野（2006-6-29）
当人们问到大陆为什么不能马上实行民主宪政时，当局经常以大陆经济基础还很落后为借口，他们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博讯 boxun.com)
一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官僚老爷，总是频频引用这一句话做口号宣言，用作为拖延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他们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言下之意，中国的“经济基础”目前是落后的，所以“上层建筑”就理所当然的也应该落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按照他们的谬论，只需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等到“经济基础”上去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上层建筑就会不请自来，不用费什么吹灰之力。
今天，非常奇怪的是，香港作为为亚洲金融中心，有着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应该说已经具备，为什么还是不可以进入民主宪政？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应该让香港先民主起来才对。香港市民拥有强烈的民主意识，社会各界呼吁普选时间表，要求一张选票，反对一党专权，对公民社会的渴望是这样的迫切，为什么中央政府妄顾公众愿意？
阻碍香港民主进程，无限期搁置港人普选，可以说已经违背了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已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背道而驰。将香港人全面发展的愿望强制片面化为追求经济的增长，全然不顾港人“要有一个真正和谐、融洽的社会，和有效管治香港需要建基于民主”的呼声。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堕入了庸俗唯物主义。
中共当局为何以虚伪无产阶级专政来欺骗大陆公民，以庸俗唯物主义来造成对港人的异化？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是一副典型的愚民嘴脸。南方在野早就说过，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是骗人的鬼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早已经成为堕落的辩证法。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是企图用腐朽的“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才对。照他们这样决定下去，经济基础也会被腐朽化，人就要变成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
面对当局这种已经堕落的辩证法，有良知的人都在呼吁用符合民主宪政的“上层建筑”来推进“经济基础”。 香港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29日强调，经济及民主政制息息相关，两者并非对立，因为有民主才会有和谐社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博闻社《陈方安生:民主促进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
陈方安生讲的是对的，“有民主才会有和谐社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当局只要经济，不要民主政治，是祸国殃民的错误国策。人的价值与尊严决不在于被动的适应与创造物质资料，更体现在能动性的创造精神财富与政治文明，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人从物质、精神、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社会文明的产生与进化，关键在于充分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脱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举例说明，直到19世纪上半叶，亚洲、非洲、美洲还存在广大的部落地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千千万万的土著居民世代生息、劳动、繁衍。那时当地出现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社会分工，私有财产也已产生，农耕物质文明有了相当发展。但是，这些族群缺乏专门的精神劳动与政治劳动的能动性，精神财富与政治文明的发展严重迟滞，当西方工业化强国将他们所在的土地与资源视为“无主地”而“先占”之时，他们还只是部落组织，尚未建成国家。
再观察亚洲四小龙，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位于同一档次，“经济基础”也大致相当，但“上层建筑”却迥然相异。韩国台湾近十几年来勇于创新和践行民主体制，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渐入佳境。但反观新加坡香|港，执政者阶层出于各种借口漠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行集权主义权威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于所谓的“渐进”状态，究竟执政者在等待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我看这是万分悲哀的，一样的经济基础却“决定”了不一样的上层建筑，不知道执政者阶层又要拿出什么样的国情来做盾牌。
在今天的中国，民主体制的践行是只需要执政者阶层的勇气和胸襟的问题，与经济基础无关。难道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竟比不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200多年前刚刚建国的水平？这一些国家在建国之始就大胆采用民主体制，结果200多年后的今天，将我们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不虚心学习的民族，将不能避免自我堕落的命运。如果时至今天我们还在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此作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说辞，那么除了革命，还有什么可以挽救执政者阶层的自私与懦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大陆执政党那里已经堕落，只要是中国公民，在大陆也好，在香港也罢，必须以毒攻毒，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以民主宪政促进经济发展：
马克思所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论，也就是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上层建筑。真的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上层建筑吗？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上层建筑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存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产党运用国家政权（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令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这一次创建实验由于未尊重人性，不能解放人，没有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而失败。但这一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典型事例的存在，充分说明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往往能决定经济基础。
西方工业强国当年拿着洋枪洋炮侵略弱小民族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依然在农耕文明中爬行？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出现于中华大地。但早期中国工业文明的曙光却臣服于封建集权式上层建筑的淫威，历经两三百年迟迟躲在历史舞台的幕后苟延残喘。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是腐朽的上层建筑决定了腐朽的经济基础。南方在野大胆推测，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到来，若关起门来，封建集权的保护下中国沿着农耕文明的道路再爬行个两千年绝对不成问题。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究竟有多大？比较一下朝鲜与韩国，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看着今天朝鲜的独裁者说“要探索符合朝鲜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简直是一幕丑剧。
当我们讲“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我们总是由于用语不当而片面化。而我们忘记了先要富强经济，必先富裕头脑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与地区（如日本德国），越是经济比较繁荣，越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与地区（如非洲国家、中东地区），越是经济比较落后。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等省实现了“零资源”式的经济腾飞，而资源最丰富的中国西部，让人触目惊心地看到贫穷与落后。究竟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呢？说“穷则思变”是物质决定了意识，未免有些牵强。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与地区，人们居安思危，发奋图强，竞争意识强，比较勤劳，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现了“零资源”式的经济腾飞。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与地区，人们对环境的依赖性强，心理松懈，主观能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于是贫穷与落后。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意识决定了物质，而不是物质决定了意识。
战国时期的秦国，地处西方，资源匮乏，人烟稀少。在七雄之中原本是最贫弱的。正是国家的贫弱，激发了国君的忧患意识，于是起用商鞅，锐意变法，勇气与决心使秦国的变法在七雄之中最为彻底，成效也最大，终于富国强兵，一统天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不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不是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是意识决定了物质。
先发动政治劳动精神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创建适宜的上层建筑，解放人性，脱下原本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政治与精神的枷锁，然后方可进一步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作用，从而解放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从而解放生产力，不是一种狂热的随心所欲的想象，这种实验成功与否就看它能否解放人性于牢笼之中，是否能提高劳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民主宪政，公民普选，作为一种世界潮流，明显就是一种适宜的上层建筑。
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正确的，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让香港先民主起来。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确犯了一个颠倒的错误，那么中国公民就应该即刻负起民族的历史责任，一起来推动公民普选与民主宪政。
（源自《民主论坛》，作者有较大改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3022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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